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三段论学说：哲学简史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大功绩就是在没有先驱的情况下，几乎全靠自己苦苦思索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科学——逻辑学。古希腊政治和经济的衰落削弱了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思想和特性，但是在1000年野蛮和黑暗的漫长岁月过去后，一个新民族又有了进行哲学思辨的空闲能力时，正是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的《工具论》，通过波伊提乌（470—525年）的翻译，成了中世纪思想的模式，成了经院哲学严厉的母亲。虽然经院哲学被僵化的教条弄得无所作为，但却使正在成长的欧洲思想界学会了推理演绎、穷理析微，发明了现代科学的术语，并为人类思想的日益成熟打下了基础。这种成熟的人类思想后来超越并抛弃了养育过它的旧体制。

简而言之，逻辑的意思，就是正确思维的艺术和方法。它是研究所有科学和艺术的方法，甚至音乐也蕴涵着逻辑。逻辑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确思维的程序也像物理学与几何学那样可以简化成定律。逻辑是一门艺术，是因为掌握了它，就能使人在无意中养成快捷麻利、极为精确的思维方式，就像钢琴家的手指在琴键上毫不费力地弹出优美和谐的乐曲一样。世界上最枯燥的学科是逻辑，最重要的学科也是逻辑。

实际上，在苏格拉底几乎疯狂地坚持定义时，在柏拉图不断推敲概念时，这门新科学就已露出了萌芽。亚里士多德那篇《论定义》的小文章就说明他的逻辑学是怎样从这个源泉中获得养料的。

我们怎样着手去论述一件事物或一个术语呢？亚里士多德说，每一个准确的定义都有两部分，都坚实地靠两条腿站立：首先，将特定的物体与具有同样特征的物体归为一个类别——比如，人首先是动物。其次，指出特定物体与所有其他同类物体之间的差异之所在——比如，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人是“理性”动物，其“具体差异”是，和别的动物不同，他是有理性的（这还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将一个物体投进它同类的大海里，然后再将它捞出来，这时它周身浸透了同类物体的意义，同时它的独特个性和与众不同也在其同类的衬托下逐渐地显示出来，非常相似，又极为不同。

离开逻辑学这个后方，我们来到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两雄对峙的宽广战场。两位先哲就“一般概念”这个可怕问题展开了一场厮杀。这是“唯实论”与“唯名论”对决的第一个回合^[15]，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使中世纪整个欧洲都响彻着两军你死我活的厮杀声。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任何一个通用的名词，任何一种能够普遍适用于同类成员的名称，都是一般概念。所以，动物、人、书、树木都是一般概念。但是，这些一般概念只存在于我们的主观意识中，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在。它们是名，而不是实。存在于我们外部的一切都是个别和具体的物体，而不是一般和普遍的事物。世界上存在着人、各种树木、动物，但是，一般的人，或者说普遍的人却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之中。这样的人是大脑中一个便于使用的抽象概念，并不是一种外部存在或实在。

亚里士多德知道柏拉图曾认为一般概念具有客观存在性，并且柏拉图也确实说过一般比个体更持久、更重要、更具有实质性——后者只是浩瀚大海中的一点水而已。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去去，生生死死，但人“类”却与世同在。亚里士多德讲究实事求是，如威廉·詹姆斯所说，他不屈不挠，从不优柔寡断，他从柏拉图的“唯实论”中看出了无穷无尽的神秘主义和学究式胡说八道的根源。他带着首次论战的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攻击“唯实论”的战斗。就像勃鲁脱斯^[16]并非不爱凯撒，只是更爱罗马一样，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

也许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家会说，亚里士多德（和尼采一样）如此尖刻地批评柏拉图，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得益于老师的东西太多了。在受惠者的眼里，施惠者并不是英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态度仍然是正确的。他差不多是现代意义上的唯实论者，他倾心于客观现实，而柏拉图则沉浸在主观未来的远景里。苏格拉底一柏拉图式的对定义的要求存在一种倾向，即离开事实，片面追求理论和规律；离开具体事物，片面追求抽象概括；离开科学，片面追求经院哲学。到了最后，柏拉图对观念如此专注，如此偏爱，以致于让概括决定起个别，让观念限定或者选择起事实来了。亚里士多德主张返回事物，去观照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和现实；他对具体和个别，对有血内之躯的个人，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情。而柏拉图非常喜欢普遍，以致于在他的理想国里通过牺牲个人来创造一个完美的国家。(www.xing528.com)

然而，历史是常常开玩笑的，其中之一便是让攻击老师的弟子继承老师身上的许多品质。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之所以如此无情，是因为他身上柏拉图的东西太多了。他也是热衷于抽象和一般的人，常常为了虚饰浮华的理论而置简单的事实于不顾。为了克服自己的哲人热情，他不得不进行不懈的努力，以使自己始终脚踏实地。

正如与柏拉图比肩而立，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以观察和经验为依据的哲学方法与柏拉图的哲学方法一直贯穿了整部西方哲学史。

在亚里士多德对哲学所做的最富特色、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三段论学说中，也留下了他热衷于抽象和一般的蛛丝马迹。三段论是一组三个命题的式子，其中的第三个命题（结论）是前两个命题（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正确性被确定之后得出的。例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苏格拉底是个人，所以，苏格拉底是个有理性的动物。具备数学知识的人一眼就会看出，三段论的结构和这样一个数学定理很相似：两个数都等于第三个数时，这两个数也相等。如果A等于B，C又等于A，那么C就等于B。正如在上述数学式中的结论是在去掉两个前提中的公项A后得到的一样，在我们的三段论中，结论是在去掉两个前提中的公项“人”，并把剩下的部分联在一起后得出的。正如自皮朗^[17]至斯图亚特·穆勒^[18]时代的逻辑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难点在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正好将需要证明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的了。因为如果苏格拉底不是有理性的（谁也不怀疑他是人），那么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一说法就不是普通的真理了。无疑，亚里士多德会回答说，只要一个个体具有某个类别所特有的大部分性质（“苏格拉底是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这个个体也具有这类别所特有的别的性质（“理性”）。很明显，三段论与其说是发现真理的手段，不如说是说明问题、表达思想的手段。

这一切与《工具论》的其他许多内容一样，各有其价值：“亚里士多德以非凡的勤勉和机敏发现并总结了理论上先后一致的各种规律和进行论辩的各种技巧。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功绩对促进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之大，是其他任何一位著作家都无法匹敌的。”^[19]然而，能够把逻辑学提高到崇高地位的人，至今也未曾出现：一本正确推理的指南和一本礼仪手册同样可以使人振奋，我们不妨使用它，但要叫它激励我们达到高尚的境界却并非容易。即使最有勇气的哲学家也不会站在树荫里对着一本逻辑学书唱赞歌。人们对逻辑学的态度，就像维吉尔嘱咐但丁对待那些由于其绝对的不偏不倚而被打入地狱的人那样：“不要再去考虑他们，而是看一眼就继续向前走吧。”

从这份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手稿看来，那一时代的人们仍然十分推崇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这三位伟大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