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心理学解决方案

话虽如此，该如何着手呢？

首先，我们必须“把10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全都送到乡下去，把所有的儿童都掌握在我们手中，这样他们就不会受父母不良习惯的浸染。”我们不能用完全被长辈带坏了的年轻人来建立理想国。这些年轻人以他们的父兄为楷模，心灵受到了腐蚀。我们必须尽可能从头开始。或许有可能某些开明的统治者会从自己的王国中划分出一块殖民地来，以便使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我们已看到有位统治者就这么做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给予所有儿童完全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天才之光会在什么地方闪现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必须以公平无私的态度，在各个阶段、各个种族中四处寻找。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普及全民教育。

在人生的头十年里，教育应该着重于身体素质的培养；每所学校都应备有体育馆和运动场；游戏和运动应该是全部课程；在这十年中，每个受教育者都应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根本不必再去求医问病。“人们之所以求助于医药，是由于懒惰奢靡的生活，使他们变得脑满肠肥，患上了肠胃气胀和粘膜炎，一这难道不是一种该感到耻辱的事吗？……我们现行的医药制度可以说是在培养疾病，”它只是在使疾病变为顽疾，而非使疾病得到根治。不过这种怪事只会发生在无所事事的富人之中。“当一个木匠生病时，他向大夫要求简单方便的疗法——不是催吐药和泻药，要么火炙，要么开刀。如果有人告诉他必须先调理饮食，再用湿毛巾热敷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他会立即说，他没有功夫生病，因为他看不出荒废自己的手艺，成天在养病中打发时光有什么好处。”因此，他向这样的医生道别，像平时一样吃饭，要么恢复健康，依然干他的老行当；要么身体垮掉，一死了之。要是人们都来没病装病，国家就会被拖垮。因此，理想国首先必须开始于人的强健体魄。

然而仅仅是运动和体操还不能使人得到全面发展。“我们如何才能使有温柔气质的人成为又具有十足勇气——这两者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的人呢？”“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充斥着拳击家和大力士的国家。音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灵魂可以在音乐中认识到和谐和韵律，甚至可以使人们倾向公正。气质和谐的人怎么会不公正呢？音乐训练之所以有这么大威力，是由于韵律与和谐透入了灵魂隐秘之处，而点缀着每一乐章的装饰音，使灵魂变得更为优雅，难道不是这样吗？”音乐陶冶性情，因此也就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起作用。“达蒙告诉我——我对此也确信不疑——音乐的旋律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法也会随之改变。”

音乐的宝贵之处不仅在于怡情养性，它还能使人保持和恢复健康。有些疾病只能从精神上来医治（《查米迪斯篇》第157节），因此自然女神科里邦蒂斯祭司用狂野的管乐来治疗患颠狂症的女人，疯狂的管乐刺激她们兴奋，她们随着音乐狂舞，直到精疲力竭而倒地，昏睡过去为止，当她们一觉醒来时病已痊愈。人类思想的无意识根源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被触动和缓和的；而人类行为和感情的这一底层，正是天才的灵感扎根的地方。“真正的直觉和灵感的获得，不是在人们有意识的时候，而是在理智的力量陷入沉睡，或被疾病和痴呆束缚住的时候。”先知或天才和疯子是近亲。

接着柏拉图对“心理分析学”有一番出色的描述，他认为，我们的政治心理学之所以令人困惑不解，因为我们没有对人类的各种欲望和本能进行充分的研究。我们对人类天性中这些微妙和难以捉摸的问题要有所了解。

某些不必要的快感与本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其实这些本能似乎人人都有，但是在一些人身上，它们被置于法律和理智的控制之下（“被升华”），那些较好的欲望战胜了它们，使它们要么全部被抑制，要么在力量和数量上受到了削弱，而在另一些人身上，这些欲望却更加强烈和丰富。我所指的尤其是那些当个人人格中的理智、抑制和驯服力量（“检查”）处于沉睡时才开始觉醒的欲望。我们的天性中的狂放不羁和兽性在我们吃饱喝足之后，突然跳出来，赤身裸体地到处乱跑，什么厚颜无耻和违反自然的事情——哪怕是乱伦和弑父（“俄狄浦斯情结”）都干得出来。但当一个人的脉搏健康平和，他睡觉前就表现得冷静、清醒……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欲望既不恣意放纵，也不过于约束，而仅仅足以使之平安入睡的时候，他才不会想入非非……我们每个人身上甚至每个善良的人——连好人也不例外——无不潜伏着疯狂的兽性。它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就会出来窥伺。

音乐和韵律使人的身心健康，人格高尚；但是，过多的音乐和过量的运动一样，都会对人造成危害。纯粹的运动员和野蛮人相近；纯粹的音乐家，“音乐就不再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而使人消融软化了。”因此，二者必须结合起来集于一身。16岁之后，个人单独从事的音乐训练就必须中止，但是合唱之类的歌咏活动，就像集体举行的竞技体育一样，还要继续下去，贯穿于整个人生。而且音乐也不单纯是音乐，那些有时显得枯燥乏味的数学、历史、科学等，要用音乐来赋予它们令人喜爱的形式。把这些难学的课程为年轻人编写得像诗句那样优美，并用歌声加以美化，没有理由不可以这样做。既便如此，也不应该把这些课程强加给不愿学习它们的人，在一定的限度内，自由的精神是必须提倡的。

在儿童时期就应该进行基础教育，但不能采用强制性的灌输手段，因为一个自由的人在获取知识时也应该是个自由的人……在强迫的情况下获得的知识是不能牢记在心的，因此不要强迫，不妨让早期教育成为一种娱乐活动，这样会使你更好地发现孩子的自然倾向。

让思想自由地发展并通过各种体育活动和户外生活的锻炼造就一副强壮的身体，我们的理想国就具备了一个宽厚的心理和生理基础，足以应付出现的不确定性的变故出现。我们还需要具备道德基础。社会成员必须紧密团结，他们必须学会和睦相处，以礼相待，各自负起责任和义务。既然人的天性就是贪得无厌、妒贤嫉能、争强好胜、垂涎美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促使他们检点自己的行为呢？靠警察手中那根到处挥舞的警棍吗？这既野蛮又费钱，还惹人生气。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那就是让社会的道德要求借助超自然权威性质的神的力量。我们应该拥有一种宗教。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相信神灵才会强盛。纯粹宇宙力量，或第一推动力或日生命力是不具有人格的，都难以唤起希望、热诚和献身精神。它不能给痛苦的心灵带来慰藉，也不能给严阵以待的灵魂带来勇气。然而一个活生生的神却能做到这一切，而且还能威慑住自私自利、不管别人的个人主义者，使他们收敛一下他的贪婪，节制一下他的情欲。如果我们将对个人不朽的信仰和对神的信仰加在一起，那就更是如此了。来世的希望使我们有勇气迎接自己的死亡和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如果我们怀着信仰去战斗，我们就会力量倍增。就算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个能得到证明，就算神明或许不过只是爱与希望的人格化了的理想，灵魂正如在竖琴上奏出的音乐，乐器没了，音乐也随之消失。然而，《菲多篇》中以帕斯卡尔的论证说，信仰对我们来说无疑不是件坏事，或许反而会给我们与我们的孩子带来无限的好处。

与其他任何非基督教的思想家相比，柏拉图对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影响最大。
普罗提诺尽发展了柏拉图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哲学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普罗提诺尽的大理石棺现存放在梵蒂冈的博物馆。(www.xing528.com)

因为我们如果将所有事物都得对单纯的孩子们解释清楚，并竭力加以证明的话，我们就可能感到麻烦。当他们到了20岁，接受历年在平等教育中所学知识的首次严格检验时，我们面临一道特别的难关。因为此时我们要进行一次严格的筛选。我们也可称之为大淘汰。这种考试并非仅是理论上的检查，而是既针对理论，又针对实践：“还有磨难、痛苦和竞争。”每一种才能都有显露的机会，而每一种蠢笨也都会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那些落选的人会被分派去做国家的经济工作，他们去作商人、职员、工匠和农夫。这场检验是公正无私的，不带任何感情。一个人是当农夫还是成为哲学家，既不由垄断的机会决定，也不由裙带关系决定。这种选择将比民主政治还要民主。

通过初试的人还要在身体、心灵和性格等方面再接受10年的教育和训练，然后，对他们进行第二次考试，这一次要比第一次更加严格，选下来的人将成为辅助人员、行政助手或军官。正是在这些大淘汰中，我们必须想尽办法地去说服那些被淘汰者温雅平和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防止从第一次考试中的大量落选者及从第二次考试中的少数精干的落选者去操起家伙，把我们的理想国砸得稀巴烂，从而让我们的苦心经营变成水中月、镜中花呢？又怎么能够防止他们在即时即地建立起一个只靠群氓来进行统治的世界、重演虚伪民主那叫人恶心的闹剧呢？于是，宗教和信仰就成了我们仅有的救星；我们要告诉这些年轻人，这一切神的旨意，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就是流干所有的眼泪也抹不掉神旨中的一个字。我们将对他们讲关于金属的神话：

“公民们，你们是手足般的兄弟，然而神选你们的所用的材料却大不相同。你们有的人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这些人是神用金子造的，所以他们享有最高的荣誉；有些人是用银子造的，所以他们成为辅助人员；还有些人是用铜和铁造的，这些人只有去做农夫和工匠。一般情况下，这种划分会毫无变化地传至下一代，但因为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金质的父母有时会生出银质的儿子，而银质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金质的儿子。神声称……倘若金质或银质父母生出铜质或铁质的儿子，那么自然就要进行等级互换了，而统治者绝对不应该因为子女的等级下降，成为农民或工匠而眷顾怜惘他们。这种情况正像其他人可能在工匠、农夫中得到提升、变成保卫者和辅助人员一样。一句话，我们要遵奉神的旨意，绝不允许铜质或铁质的人掌握政权，否则国家将会灭亡。”

也许这个“崇高庄严的寓言”可以得到普遍的赞同，有益于实施我们的计划。

那么，那些闯过历史选择的风浪而未被淘汰的少数幸运者，情况又如何呢？他们应该主修哲学。现在他们已年届三十。让他们“太早体验哲学的那种珍贵的快乐……因为年轻人在初次领略哲学的趣味时，当成娱乐而互相辩论，并且想尽办法反驳诘难对方……就像小狗对所有靠近它们的人都喜欢打抓纠缠那样。”这种珍贵的快乐源于两个方面形而上学，即条理清晰地进行思考；政治学，即英明卓越地进行统治。我们那些年轻有为的精英，首先必须学会条理清晰地进行思考，因此他们要研究理念学说。

可是，这个著名的理念学说经过柏拉图充满想象和诗意的渲染夸张搞得非常晦涩难懂，现在的学生一般不敢涉足其中。对当时屡经筛选的幸存者而言，必定也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事物的理念可以是这个事物所属的类别的“一般概念”（约翰、迪克，或哈利的理念就是人）；可以是这个事物运动所遵循的规律（约翰的理念就是他的一切行为符合“自然规律”）；又可以是这个事物和这一类事物所趋向的完美目标与理想（约翰的理念即理想国的约翰）。理念也非常可能是所有这些——概念、规律和理想。在我们的感官所能接触到的表面现象和个别事物的后面，是不为感官所感知，却能为理智和思想所领会的种种概念、规律以及发展趋势。这些概念、规律和发展趋势是从感官接触的个别事物中设想和推论出来的，却比那些可感知的个别事物更持久，因而也更“真实”：人就比汤姆、迪克抑或哈利更持久；这个圆圈随着我的铅笔的移动而诞生，又随着我的橡皮的擦拭而消失，然而“圆圈”的概念却永远存在下去。这棵树立在那里，那棵树倒下去了，然而，决定何物在何时倒下、又怎样倒下的规律却是无始无终地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就像斯宾诺莎所说那样，有一个靠感官感知的物质世界，也有一个靠思想推知的规律世界。我们看不见反比平方律，但是它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无所不在。它在万物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在万物消失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下去。这里有一座桥梁，感官能够感知到千万吨的混凝土和钢铁；然而数学家却能够用心灵的眼睛，看到根据力学、数学和工程学的原理对这一大堆材料进行大胆精巧配置时的情形。这些原理是在建造一切标准桥梁时都必须遵守的。

如果没有这些理念——这些概念、规律和理想，那么世界在我们眼里一定与初生婴儿眼中的世界差不多，成了一大堆没有归类、毫无意义、毫无关联的感觉了。因为只有将事物进行分类和概括，找到其存在的规律及其活动的目的，才能赋予它们意义。没有理念的世界就像一大堆零零散散、杂乱无章的书名。与按种类、顺序和用途井井有条地排列着的同样书名形成对比；没有理念的世界就像洞穴里的阴影，与洞外灿烂的阳光形成对比，那些迷幻的阴影，正是洞外阳光的投影。

所以，高等教育的实质就是寻求理念，寻求概念，寻求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理想状态。我们必须去发现事物背后的联系和意义，发现它们的存在方式和运行规律，发现它们体现的功能和预示的理想。我们必须根据规律和目的对我们的感官经验进行分类和调整。弱智者的思想之所以与凯撒的思想大不相同，就是因为前者没有这种能力。

这样一来，在这一深奥的理念学说——这门从一堆杂乱无章的感觉中梳理出有意义的形式、因果关系和理想可能性的艺术——的训练中，在将这一原理应用到人事与国政处理的训练中，又过了5年之后，在经过从童年到青年，再到成熟的35岁这漫长的年月之后，这些完美的人才应该加冕登基，开始履行国家事务的最高职责了吧？他们已经成为统治国家并使人类得到解放的哲学家国王了吧？

唉！还早着呢，他们的教育还远没有完成。因为这毕竟只是理论上的教育，还需要别的方面的训练。让这些哲学博士们从哲学之巅踏入人世和万物的“洞穴”吧。抽象的概念和观念不经现实世界的检验就毫无价值。让我们的学生进入这个世界时丝毫不受到格外的偏袒。让他们去同商人竞争，去同讲究实际、精明贪婪的个人主义者，同蛮横凶暴和老奸巨滑之徒竞争吧。在这个人生的角逐场上，他们要学习生活本身这一课。在人世这个严酷的现实中，他们会弄伤他们的手指，碰破自己的腿脚；他们要靠自己高傲额头上的汗水去换来活命的黄油和面包。这是最后一场，也是最苛刻的一场考试。这场无情的考试将持续15年的漫长岁月。我们这些充分造就的人才中有些人会在这段时间内垮掉，被最后这一次淘汰的巨浪所淹没。而最终剩下的人则已年届半百，他们饱经风霜，但是头脑清醒，自谋自食，以前的学者的自负早已让生活的磨难消磨得干干净净。现在他们用传统、经验、文化和斗争共同赋予他们的全部智慧武装起来了——这些人终于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