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讨论是在富有的贵族克福勒斯的家里进行的。参加讨论的人有柏拉图的两个兄弟格劳坎和阿德马图斯，还有性情暴躁易怒、动辄火冒三丈的智者派人物特拉西马科。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则充当了柏拉图的代言人，他问克福勒斯：
“你认为财富给你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克福勒斯回答说财富之所以给他带来快乐，主要是它能使他变得慷慨、诚实和公正。苏格拉底又以他惯有的机巧问克福勒斯他刚才所说的公正是什么意思。于是一场哲学论战便展开了。再也没有比下定义更能严格的检验和锻炼一个人思维的清晰和措辞的技巧的能力了，苏格拉底毫不费力地把众人问得哑口无言，把他们的定义驳得一无是处。特拉西马科终于沉不住气而咆哮起来：
“你被什么迷住了心窍，苏格拉底？还有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一个个傻乎乎地败下阵来？我是说你如果想知道什么是公正，你就该自己回答而不该去追问别人，不该以驳倒别人而洋洋自得，因为有些人只会提问不会回答。”
苏格拉底并没有被吓倒，还是问而不答。经过一番舌剑唇枪的较量，他用激将法让粗心大意的特拉西马科自己给公正下了个定义：
“那么听着”，这位智者派哲学家气愤地说，“我宣布强权就是公理，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政府的形式可以不同，但无论是民主的、贵族的还是独裁的，他们在制订法律时，都只是服务于各自的利益。这些由他们制订并为其服务的法律，便被作为‘公正’交付给臣民，谁违反了这些法律便会被冠以违反正义的罪名加以惩罚。……我说的是大规模的不公正行为。拿独裁制的例子最能清楚地说明我的意思。独裁者用欺骗和暴力的手段全部，而不是零星地夺走别人的财产。奇怪的是，今天剥夺公民的财富，并把他们变为奴隶的人不但没有被人骂成骗子和大盗，反而被誉为幸福的化身并受到来自各方的称誉。不公正的行为之所以会受到指责，是因为指责他的人怕招来祸端，并非出于生怕自己也会干出这种不义的事来的顾忌。”(www.xing528.com)
当然这就是如今我们或多或少使之与尼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学说。“我常常嘲笑那些因为自己的脚跛了就自以为成了强有力的人的懦夫。”[4]施蒂纳把这种思想简洁地表述为：“一把强权胜过一口袋公理。”或许在哲学史上没有谁比柏拉图本人把这种思想表述得更为精彩了，他在另一篇对话《高尔吉亚篇》中借智者派哲学家之口把道德斥为弱者用以抵抗强者力量的一项发明：
他们根据自己的好恶来随意褒贬，他们说不诚实是可耻和非正义的，而他们所说的不诚实，指的只是想比自己的邻居得到更多好处的欲望。这些人发现自己的低劣时，巴不得要求大家平等……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强力人物〔‘超人’进来了〕，他就可以摆脱、冲破、逃离这个束缚，就会把我们的条例、咒语、所谓魔法以及一切违反人性的法律统统踩在脚下。谁想真正生活谁就应该让自己的欲望任其发展，但当这些欲望滋生到极限时，他就应该有勇气和机智去支配它以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我坚信就人的本性而言，这是天然的公正和高贵。但是许多人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便去责备这种能这样做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能感到羞耻，并竭力掩饰这个事实。因此，在他们眼中率性而为成了卑劣的。……他们禁锢了那些高贵天性，他们赞扬公正，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是懦夫。
这种公正不是君子的，而是小人的道德；不是英雄的，而是奴隶的道德；一个人真正的美德是勇气和才智[5]。
也许，这种冷酷无情的“非道德主义”反映了雅典对外政策中强权政治的发展，也表现在它对弱小国家的残酷欺压上。
苏格拉底——还有柏拉图——是怎样迎接这种理论的挑战的呢？起初，他根本就对这种理论置之不理。他指出，公正是一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与其把它作为个人行为准则的一种素质来讨论，不如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来研究，效果会更好些。他提议说，如果我们能够描绘出一个公正社会的风貌，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描绘出一个公正的个人。柏拉图为这番题外话替自己辩解说，这就和检查一个人的视力一样，我们总是先让他认大字，然后再认小字。因此，他论证说，在大的范围内比在小范围里更容易为公正做出分析。不过，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实际上，这位大师在把两本书合而为一，刚才的论点就是这部合订本的缝合线。他不仅要探讨个人道德问题，而且要探讨社会和政治的改造问题，他有一张理想国的蓝图，并且决心把它变为现实。我们原谅他是很容易的，因为这段离题话构成了他的著作的核心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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