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可以从作为古代雕塑遗迹的一部分流传给我们的那尊半身雕像——来判断的话,苏格拉底即便作为一位哲学家,也远远谈不上英俊漂亮。秃顶,大扁脸,深陷的眼眶里目光凝滞,宽阔的酒糟鼻子是多次宴会的生动写照——单从这副尊容来看,与其说这就是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倒不如说是个跑堂的。然而,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透过这块粗糙的石头,发现其为人厚道、朴实无华的蛛丝马迹,正是这些品质使得这位其貌不扬的思想家成为深受雅典优秀青年爱戴的良师益友。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然而比起贵族老爷柏拉图或者沉默寡言、一副学者派头的亚里士多德来,我们对他却更为熟悉,也更为了解。经过了2300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那笨拙的体态总是包裹在常年不换、皱皱巴巴的宽大外袍里,优哉悠哉地穿过古希腊的人民大会,对政治喧嚣不闻不问,只是逢人便强留住对其侃侃而谈。就这样,他把年轻人中的有识之士聚拢在自己的周围,然后率领他们来到神殿柱廊某些遮荫的角落里,叫他们在争论之前先对自己的用词加以限定和说明。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吧!”
那些聚集在他身边的帮他创立了欧洲哲学的人中,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他们之中有像柏拉图和亚西比德那样的富家子弟,津津有味地听他对雅典民主制所做的讽刺性的分析;有像安提西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喜欢老师安贫乐道的精神,并以此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甚至还有一两个像亚里斯提帕斯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憧憬着一个没有主仆之分,人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世界。所有使当今社会感到激动的,并为青年人提供不断争论材料的所有问题,当时同样激动过那些思想家和健谈者。他们和自己的老师都认为生活中若没有坐以论道的畅谈,生而为人就没有多少价值。社会思潮的各个流派在这里都能找到其代表人物,或许还有其渊源。
特尔斐神庙被看作世界的中心,那块刻有“认识你自己”神谕的圣石也放置于此,或许这就是即将到来的雅典时代最好的开场白。
至于这位导师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他从不干活,也不考虑第二天的生计问题;他的学生请他光临自己的餐桌时,他就大吃一顿,而他们一定也很喜欢有他作陪,因为他能详细地告诉他们养生之道。然而他在家里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因为他对妻子儿女不管不顾;而在桑蒂普[1]看来,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懒虫,不但不能给家里带来多少面包,反倒招来不少是非。桑蒂普和苏格拉底一样喜欢说话,而他们似乎也有过一些对话柏拉图未能记录下来。但是她还是爱他的,甚至连看到他在70岁以后死去,仍不免潸然泪下。
为什么他的学生这样尊敬他呢?也许因为他不仅是个哲学家,还是个富有人情味的男人的缘故吧。在战场上,他曾冒着很大的风险救过亚西比德的命;他饮酒时有君子风度,像个绅士——既不害怕,又不过量。无疑,他们最喜欢他的还是他虽然充满智慧,却又十分谦虚的品格。他从不说自己多有智慧,只说自己满怀热忱地追求智慧。他是智慧的爱好者,而不是它的拥有者。据说德尔斐城的具有先知先觉的神谕,宣称他是最有智慧的希腊人;他却把这件事解释为对不可知论的赞同,那是他哲学的起点——“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们学会怀疑,特别是怀疑自己所抱的信念、教条和原则的时候,哲学就出现了。谁知道这些提供不断争论材料的所有信念是怎么在我们这里竟成了如此确定无疑的东西了呢?谁知道不是某种将愿望披上思想的外衣而引出来的呢?只有当心灵转而直面自己,省察自身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哲学。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吧。
当然,在他之前的各个流派也有过哲学家:有像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那样坚强的人;有像巴门尼德和埃莱阿的芝诺那样抉微探幽的人;有像毕达格拉斯和恩培多克勒那样善于观察的人。然而,他们大多是自然哲学家。他们寻找的是组成外界事物的本质,寻求物质与客观世界的原理和组成要素。苏格拉底说,那固然很好,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远比所有这些树木和石头,甚至所有这些星辰更有价值的关注对象,那就是人的心灵。人到底是什么?你能成为什么?
因此他开始到处走访,着手探究起人类的灵魂,他时而对这个假说进行论证,对一些确定无疑的事情进行质询。如果有人不假思索、口无遮拦地大谈正义,他就会平静地问道:正义又是什么?你用来如此轻易地解决生死问题的那些抽象字眼是什么意思?你说你自己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就喜欢琢磨这些道德和心理问题。一些在这种“苏格拉底问答法”——一种要求定义准确、思路清晰、分析精当的方法——面前栽过跟头的人反对说,他的问题多答案少,只能使人们的思想比以前更混乱。不过,他为哲学留下了对我们来说最感麻烦的两个问题的十分明确的答案:美德是什么意思?最好的国家是什么?
对当时那一代雅典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些问题更为重要的了。智者派已经摧毁了这些青年对奥林匹斯山上诸神和当时道德法规的信仰,由于人们对那些无所不在的众多神像的畏惧而使那些道德法规具有了约束力。显然,人们认为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了。这种造成人心涣散的个人主义削弱了雅典人的性格,使雅典最终落入经过严格训练的斯巴达人的手中。至于国家,还有什么比这种在意气用事的暴民操纵下的民主政治更可笑?还有什么比这种在聚讼纷纭的团体领导下的政府更滑稽?还有什么比这种对将军们随随便便地升迁、罢免和处决更荒谬?还有什么比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按照字母顺序把头脑简单的农夫和手艺人选进国家最高法院的做法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呢?应该怎样在雅典发展出一种新的、合乎自然的道德呢?国家如何才能得到拯救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送了苏格拉底的命,也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给他带来了千古不朽的声名。如果他尽力去恢复人们对往昔多神论的信仰,如果把他那帮思想解放的年轻人带到神殿和圣林里去,他们重新祭祀他们的祖先所崇奉的神,那他是能够获得年长公民们的尊敬的。但是他觉得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无异于自杀的政策,一种历史的倒退,只能把人引进而不是“越过”坟墓。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只相信一个神,并且以谦逊的态度希望死亡不会把他彻底摧毁。不过,他知道传之久远的道德法规是不能建立在这样含糊不定的神学基础之上的。如果人们能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宗教学说之外的对无神论者和对虔信的人同样有效的道德体系,那么各种神学的兴衰都不会削弱道德的粘合作用,使个人成为和平的公民的道德纽结了。
苏格拉底对美德的关注为哲学提供了新的方向,当他说出“最高的美德是智慧”时,哲学也迎来了新时代。
如果说美德意味着聪颖和智慧,如果人们能经过教育,看清自己的利益,预见到他们行为的后果,使自己的欲望摆脱自相抵消的浑浑噩噩状态,协调整理成为有目的的、创造性的和谐。这或许能够给受过教育、世事洞明的人提供道德规范。而在未受过教育的人那里,道德就须靠反复的训诫和外部的控制了。也许全部罪恶都来源于错误、偏见和愚蠢吧?有学问的人可能和愚昧的人一样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冲动,但他们肯定能更好地控制住自己的冲动,不会动辄就像野兽那样凶暴。在一个管理有方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好处在于他彬彬有礼的行为和忠实品格,要保障和平、秩序和友善,需要具备开阔的视野。
但是,如果政府本身就是混乱和荒谬的,如果政府只是统治而不给予帮助,发布命令而不作出榜样,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怎么能够说服个人去遵纪守法,并限制他在整体利益不受损害的范围内去谋取一己私利呢?难怪亚西比德要反抗不信赖才能、崇尚数量胜于推崇知识的国家。没有思想的地方便会出现混乱,而乌合之众在不作周密思考的情况下,在匆忙中作出决定,却要在事后的凄凉中为此后悔不迭。对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人们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需要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们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除非由最有智慧的人来领导,否则一个社会怎么能够得到拯救,怎么能够变得强盛起来呢?(www.xing528.com)
正当战争需要压制所有的批评意见,而少数有文化又富有的人正在酝酿一场革命的时候,设想一下,雅典颇孚众望的大众党对这种贵族政治的言论会是什么反应吧。试想民主派领袖安奴托斯的心情吧,儿子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先是攻击父辈的神,后来又当面嘲笑起他的父亲。这种反社会的才智貌似公正地取代旧道德所引起的结果,阿里斯托芬不是曾经精确地预料到了吗?
革命爆发了,人们踊跃参加,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派人马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当民主派获胜时,苏格拉底的命运便注定了:尽管他是那么温和,但他毕竟是造反派的思想领袖、令人深恶痛绝的贵族哲学的渊源、腐蚀沉醉于辩论之中的青年的教唆者。安奴托斯和米利托斯说,处死苏格拉底吧,这样会好些。
故事的其他情节便众所周知了,因为柏拉图在比诗歌还要优美的散文中记录下来了。我们有幸可以自己拜读那篇简明和勇敢的(如果不是传奇式的故事)“辩解”,在这篇辩护辞中,哲学的第一位殉道者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权力和必要,确认了自己对国家的价值,并且拒不向他素来瞧不起的那些人乞求怜悯。他们握有赦免他的权力,他却不屑于提出上诉。法官们愿意释放他,而愤怒的群众则投票要求处死他,这恰恰是对他的理论奇特方式的证实和认可。他不是把众神都否定了吗?这位老先生教得太快,超越了人们的接受能力,注定要大祸临头。
所以,他们判决让他饮鸩而死。他的朋友们来到牢房探望他,并给他提供一条易如反掌的脱身之计:他们已经买通了妨碍他获得自由的所有官吏。但是他拒绝了。他已届古稀之年(公元前339年),也许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而此后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死得其所的机会了。“振作起来,”他对陷于悲痛之中的朋友们说,“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肉体。”当他说完这些话之后,柏拉图在一篇伟大的世界文学篇章之一中这样写道:
他站起身来,和克里托一块儿走进浴室,克里托让我们在外守候。我们一边等候,一边谈论和思索着,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就像一位我们即将失去的父亲,而我们将像孤儿一样度过自己的余生。……夕阳西下的时刻临近了,他在里面已经呆了很久。终于,他出来了,又和我们坐在一起,……但大家只是黯然神伤,相对无语。不久,狱卒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边,说“苏格拉底,我知道在迄今所有来过这里的人当中,你是最高贵、最温和、最优秀的一个人。我每次遵从当局的命令,要求他们服毒自尽时,他们就狂暴地对我咒骂,您是不会像他们那样对我横眉怒目的。真的,我明白您不会生我的气,因为您知道错不在我,而在他人。再会吧,请您尽量想开点,轻松愉快地完成这个必须的事情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干的就是这份差事,您是知道的。”说罢,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转身出去了。
苏格拉底望着他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听从您的吩咐。”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多可爱的人呀,我进了监狱以后,他常来看我……看看刚才他向我表示遗憾时是多么慷慨啊。我们必须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克里托,如果鸩酒准备好了,就叫人拿来。”
“可太阳还在山头上呢,”克里托说,“许多人总是一拖再拖他们在接到行刑命令之后,也要大吃大喝,纵情于感官享乐之后才肯罢休。您又何必着急,还有的是时间呢。”
苏格拉底说:“是的,克里托,你所说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拖延可以有所得。但是我不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不认为拖延一下服毒自己就能得到什么。如果我吝惜已经不可挽回的生命,我只能感到自己可笑。请照我的话去做吧,不要拒绝我。”
听到这番话后,克里托示意侍者进来。侍者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同端着一杯毒药的狱卒回来了。苏格拉底说:“我的好朋友,你是精于此道的,请教教我怎样服毒吧。”狱卒回答说:“您只要四处走动走动,等到感觉双腿沉重走不动了,再躺下来,那时毒性就生效了。”说着,他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轻松自如、温文尔雅地接过杯子,对狱卒说:“我用这杯酒来祭奠神灵,你意下如何?”狱卒回答说:“我们就准备了这么多,你恰好够用,苏格拉底,再也没有了。”“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可以而且必须祈求神保佑我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中一路平安——但愿我的祈求能得到满足。”说完,他举杯到唇边,轻松愉快地将毒鸩一饮而尽。
此前,我们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悲痛。然而此刻我们眼见他把鸩酒一饮而尽,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了。我掩面而泣,泪水却像泉水般从指缝间涌流出来,我不是为他哭泣,我是在为我自己哭泣。一想到自己就要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我就悲恸不已。不单单我是这样,克里托在我之前就已止不住泪如雨下,起身躲到一边去了,我也跟了过去。这时,一直在一旁鸣咽的阿波罗多拉斯突然失声大哭起来,如此一来大家顿时都绷不住了。只有苏格拉底还泰然自若,他说:“这么哭哭啼啼是怎么回事?我不让女人呆在这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干扰。你们也许知道人应该在平静中死去这个道理吧。那就请安静下来,耐心一点儿吧。”听了这番话,我们都感到羞愧,便忍住了眼泪。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起步来,直到他的腿开始感到沉重无力,才遵照指导,仰面躺下身来。服侍他服用毒鸩的狱卒不时地查看他的脚和腿。继而使劲在苏格拉底脚上捏了一把,问他是否有感觉。苏格拉底回答说,“没有”。就这样,狱卒顺着脚踝一路捏上来,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已经僵直冰凉了。苏格拉底自己也感到了,他说,“毒鸩到达心脏时,生命就结束了。”当他的下腹周围开始变凉时他撩开盖在身上的被单,露出脸来说——这成了他的临终遗言——“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你能记着替我还清这笔欠债吗?”“我一定替您还清,”克里托说,“您还有其他吩咐吗?”已经没有回音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他动了一下,侍者掀开蒙住他的被单,他的目光已经凝滞了。克里托合上了他的双眼和嘴巴。这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临终时的情景,我可以称他为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智慧、最正直、最优秀的人。
苏格拉底临终前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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