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之坝》：探讨三峡题材与三峡精神

附　论　《梦之坝》：“三峡”题材与“三峡精神”

如果说，大庆油田建设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工业战线的经典之作，那么，三峡工程则不仅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工业的代表作，而且也是整个20世纪至今中国的经典之作。它的“经典”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而且是一项“社会”工程、“历史”工程。与以往的“两弹一星”、大庆油田和宝钢建设等相比，它延续的时间更长，牵涉的面更广，要解决的问题更多，因而影响也更大。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它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耗费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它论证了近半个世纪，也争论了近半个世纪。它之所以如此之“难”，是因为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而且涉及到防洪、发电、航运、环保尤其是移民等复杂的科技与社会问题。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史文银的《三峡——一个跨世纪的梦》、狄建荣的《三峡工程：一个中国梦》、卢江林的《风流峡谷》、向求纬的《三峡移民大预演》和张立先的《世纪之坝》等多篇报告文学对此进行了描写。其中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后改为《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与《辛未水患》，不只是写三峡论证的过程与辛未水患的灾情，而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由“治水”而“治国”，而“治水政治”、“治水文化”，由一项具体的水利工程建与不建而导致科学、民主与政治的大讨论。然而，总的来说，以上作品大多还只着眼于三峡工程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还未全面、深刻地展示其工程全貌与“三峡精神”。新世纪以来，随着三峡工程的胜利竣工与百万移民的成功安置，才出现了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与史诗性作品。如刘继明的《梦之坝》、何建明的《国家行动》与岳非丘的《安民为天》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梦之坝》的作者说：“我希望这部书具备一种整体性的思想力量，较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浓郁的人文地理色彩；在对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事件（人物）的把握上，尽量回避那种通俗故事式的表述，而更应该注重言说方式和思想意义上的彰显。”^[26]的确，作者虽是报告文学队伍中的新秀，但由于他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正确理解和所持的正确观念，以及写作时的较高立意与追求，因而《梦之坝》较之以往同类作品，有较多的突破与超越。

首先，它不只写某一事件、某一侧面或某一过程，而是写了有关三峡工程的论证、论争、移民和建设等各个方面和整个工程的近百年风雨历程。尤其更重要的是，作品注重“言说方式和思想意义上的彰显”，即以更客观、理性的态度和朴实、凝重的风格，从各个不同侧面，深入挖掘和“彰显”了同样凝聚着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三峡精神”。正如作者所“惊异地发现”的：“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世界瞩目的水电枢纽工程，而是一座渗透和交织着20世纪中国错综复杂历史烟云的巨大迷宫，其中折射出的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使我仿佛走进了一部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主导话语的艰难曲折的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在三峡工程的几次重大论争过程中，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知识分子）为致力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国梦想所表现出的那种百折不挠、探求真理的精神和浓厚的人文情怀，更是让我感叹不已。”^[27]而这种“为致力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国梦想”而“百折不挠、探求真理的精神和浓厚的人文情怀”，正是“三峡精神”的精髓所在。

有关三峡工程的论证、论争和它所“彰显”出的精神与意义，不仅是作品言说的重点（在作品主体内容的六卷中，集中写论证、论争的占两卷），而且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红线。作者认为，三峡工程的论证和论争大致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主要包括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包括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后期从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定，到工程正式动工兴建至今，可称为“后论争时期”。在前期中，作品主要写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国家政权首脑组织、领导下，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代表的“主上派”与“反上派”或“缓上派”的论证、论争。其中既有真实、具体的历史情景，又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作品写道，林一山与李锐先是在报刊上笔墨相争，后在毛泽东主持的南宁会议上唇枪舌剑。周恩来于1958年2月率庞大队伍实地考察，可视为南宁会议上关于三峡问题论争的延续或补充。在考察讨论中，李锐再次表示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仍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但“主上派”领衔人物之一钱正英明确表示不同意李锐的意见。李锐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直言“大跃进”而被发配下放，当了十年的中学教师。“文革”开始后，他又被关进监狱，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铁窗生涯。林一山则被造反派关进“水牢”，还被打断了六根肋骨。然而，即使在此艰难时期，三峡工程论证也仍在继续进行。尤其是林一山，在“水牢”中居然还找到一堆水泥，在积水里做起了水工模型。由此可见，这位“长江王”对水利事业痴心不改，迷恋到何等狂热的程度了。后中央决定提前兴建葛洲坝工程，将林一山“解放”出来听取其意见。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正处于威望顶峰的毛泽东，哪怕说半句与毛泽东的意愿相左的话，都有可能遭受无法预料的结局。但以林一山的北方人性格，他又不可能不顾事实公然说谎。因此，在“热度很高”、发言一边倒的全国会议上，他坚持讲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上三峡工程而先建葛洲坝是违反长江水利基建程序的，他尤其不赞成没有初步设计就仓促上马。后来，他又写下数千言的意见书，反对强行上葛洲坝。但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了。葛洲坝工程仓促上马后，由于采用的是“文革”特殊时期的人海战术和军事化行为，因而施工混乱、质量低劣，终至酿成重大事故，被迫停工。如此，已退居二线“赋闲”的林一山，再次被推到历史“前台”：被周恩来“点将”为葛洲坝技术委员会主任。然而，正当他大刀阔斧、治理整顿之时，他患癌症病倒。忧心如焚的周恩来亲自安排住院、做手术——“而就是这么一个右手残废、几乎失明的人，竟在随后的一段时间，连续主持了10次技术委员会的会议，并亲自起草了每个会议的报告，成功地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文革”结束后，率先再次提出三峡问题的，还是林一山领导的那个“长办”（长江水利办公室）。后邓小平等领导视察，国家决定成立三峡省，全国掀起前所未有的“三峡热”。然而，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开工准备，三峡省的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开展的时候，事情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即重庆市出于希望“万吨巨轮能够直达重庆”的考虑，向国务院交了一份改“150方案”为“180方案”的三峡工程议案；与此同时，一些民主人士和政协委员也对三峡工程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了不同意见，且日益演变为一场影响深远而广泛的大论争。这次论争的焦点，从以往的诸如工程泥沙、大江截流和高坝施工等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发展到水库淹没、库区移民、生态与环境影响，以及投资规模与国力承受能力等社会经济问题，后又从流域规划、水利与能源发展战略等部门的具体问题，发展到重大决策的科学化与政治民主化等涉及政治体制的根本性问题。相对于前期论争，这次无论从内容还是参与者的范围，都广泛、深入、持久得多。这一时期，“主上派”的代表主要是三峡省筹备组负责人李伯宁、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和“长办”主任魏廷铮等，“反上派”的代表除李锐外，还有孙越崎、千家驹和周培源等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与政协大员。1987年出版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是三峡工程论争由高层和专家圈向社会扩散并产生更广泛影响的标志。该书由全国政协委员在水电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及李锐、孙越崎、千家驹等人的文章汇集而成，堪称“反上派”的一个权威性文集。该书出版后，反响之热烈，异乎寻常。这充分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中国，已形成了一种相当宽松透明的民主气氛。甚至有人认为，三峡工程的争论过程，既是许多政协委员争取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从“唯上是从”到“走向民众”的转变过程，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首都新闻界一些关注三峡问题的知名记者也参与到了论争的行列。他们采访周培源、孙越崎等著名人士后，出版了一本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名为《长江，长江》的书。由知识界和新闻界共同介入推出的这两本书，使论争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其声势不仅波及全国，甚至再度影响了中南海最高层对三峡问题的决策。

1992年，全国第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和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至此，这个“梦想70余载，勘查50多年，论证40个春秋的盖世工程”，伴随着20世纪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国家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完漫长而曲折的艰难旅程，跨入了崭新而浩繁的工程实施年代。作者认为，就最终结果而言，那些持反对意见者所扮演的，也许注定是悲剧性的角色。如果说他们是失败者，那么，他们也像历史上的殉道者一样，失败得悲壮而勇敢。因为，如同那些胜利的“主上派”，他们也同样是为了认识和探求真理，也履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公民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良知。就此而言，他们之间没有胜负之分，都应该得到历史所追加的尊重和敬意。然而，全国人大的表决结果所形成的法律文本，和三峡工程的正式动工兴建，并不意味着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和声音也从此消失了。如同人类对真理的探求和认识过程并不会因为某一目标的达到而终止和放弃一样，在随后的三峡工程进入紧张施工阶段后，我们仍能听到那些尽管显得刺耳、不和谐，但却充满责任感的“不同的声音”。如年近八旬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接连给国家政权机关和决策者写信，对刚获人大表决通过的三峡工程提出“不同意见”，他临终前写下的遗嘱仍是有关长江水患及其对策的问题。2000年3月，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一份由全国53名知名学者专家联名的“呼吁书”提交到了国家领导人面前，执笔者即年近九旬的著名水利专家陆钦侃，内容即要求三峡工程初期按156米蓄水位运行。“呼吁书”递交不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给予了陆钦侃等人长达16页的复函，对“呼吁书”中陈述的问题一一作了可谓详细的“解答”。复函尽管没有采纳陆钦侃等人的意见，但三峡建委对专家们的态度显然是认真且尊重的。此外，作品还专写了《环境与“战争威胁论”》一卷，记述了郑义、戴晴、冯骥才等作家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和钱伟长等科学家从“战争威胁”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所发表的不同意见和它们所引起的争议；写了在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议案时，全国政协常委黄顺兴等还代表“反对派”作“悲壮”努力，坚持要发表意见，要有三分之二的代表赞成，等等。

总之，作品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三峡工程作为困扰几代中国人的一个难题，为当代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利益集团、知识体系、理论话语，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原材料和演习战场。表面上看，它只有三个答案：支持、反对或不置可否，但在这简单的三个回答后面，却是扑朔迷离的历史悖论和理论黑洞。对此，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折射出来的，是中国人百年来从实业救国梦想，到走进工业化，迈入现代和融入全球化的一部奋斗史。正如有人所言：“在围绕三峡工程几十年的争论中，既有技术纠纷、政见相异、利益纷争，又有对运作程序的不同意见，对国家根本利益的不同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看法，甚至有当事人之间的性格冲突。在众说纷纭的派系论争中，似乎很难划出白与黑、对与错、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明确界线”；而“将三峡工程阐释为‘强国梦’的实现”，“这一修辞反映了三峡主流赞成派的意识脉络。对三峡大坝的执著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官僚阶层的一个深深的‘技术强国’的情结”（见作品内容）。的确，从以上有关三峡工程论证、论争的历史言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知识分子）为致力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国梦想所表现出的百折不挠、探求真理的精神和浓厚的人文情怀”，而且看到了“现代知识官僚阶层”在“技术强国”的追求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科学民主、求真务实的人格操守与工作作风。而这些，就正是“三峡精神”的核心内涵。

其次，如同“航天精神”、“大庆精神”和“宝钢精神”一样，“三峡精神”也包括了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强盛而淡泊名利、默默奉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传统美德与崇高精神。这一点，作品当然也是通过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如前面提到的林一山、李锐、李伯宁、黄万里等即是其例。除此之外，作品在描述三峡工程建设的第六卷《大坝是怎样建成的》中，还着重写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和三峡总公司“老总”陆佑楣、彭启友等“当代大禹”。其中尤以郑守仁描写最为集中、细致：不仅写了作为总工程师的他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辉煌成绩与卓越贡献，而且写了他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和谦虚谨慎、技术民主的作风，尤其是从家庭伦理与日常生活的角度，深入挖掘了他的崇高境界与美好人性。

最后，“三峡精神”还包括在百万大移民中所体现出的那种顾全大局、为国分忧的情怀与精神。作为全面反映三峡工程的史诗性作品，《梦之坝》也专门写了有关移民工作的《移民们》一卷。在该卷中，作品在叙述移民工作的历程、困难、问题的同时，也着重突出了广大移民尤其是移民干部们忍辱负重、无私奉献、为国分忧的品德与精神。当然，有关移民工程的言说只是《梦之坝》的内容之一，相对于何建明的专写百万大移民的长篇《国家行动》而言，这方面的描写还不够全面、系统、细致。但与《国家行动》相比，它也自有其不同特色。即不同于《国家行动》的以歌颂为主，《梦之坝》的确更注重“整体性的思辨力量”和“思想意义上的彰显”。因此，在写移民工程时，它也没有回避其阴暗面，也客观、冷静地写了移民工作中的困难、问题与腐败等。^[28]

【注释】

[1]参见章罗生：《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第三、四两章，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2]参见梁多亮：《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夏真》，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35～236页。

[3]王文超：《风雅大郑州·见证成长中的郑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2页。

[4]岳非丘：《安民为天·后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403～404页。

[5]丁临一：《为“当代英雄”而歌》，《报告文学》1988年第10期。

[6]丁临一：《为“当代英雄”而歌》，《报告文学》1988年第10期。

[7]该系列除赵瑜、柴然的《开眼——户户通电工程记》外，还有徐剑的《冰冷血热——国家电网抗冰保电实录》、《国家负荷——国家电网科技创新实录》，古清生的《企业的制高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考察》和古清生、黄传会的《走进特高压—特高压工程记》等，由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2011年出版。它使人们第一次较系统地认识了国家电网与电力行业，尤其是其专业性、特殊性及其成就贡献、改革实绩等。

[8]《中国大纪实》2011年7月号，见傅溪鹏选编：《2011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

[9]朱竞：《千年蜀道古今荣——〈蜀道重光〉的文化价值》，《中国作家·纪实》2012年第1期。

[10]见刘茵等编：《中国报告文学精品文库》（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www.xing528.com)

[11]张炯：《程树榛论》，见程树榛：《黑土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428～429页。

[12]刘白羽：《在这片国土上·爱国热血在翻滚沸腾（代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

[13]谭健：《从“全景”式到“卡片”式》，《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1期。

[14]刘白羽：《沂蒙九章·惊心动魄的壮美——〈沂蒙九章〉序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15]见《报告文学〈铁血之旅〉作品讨论会在京举行》中何西来、戴煌的发言，《当代》1998年第2期。

[16]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委评语，见《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报告文学》，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

[17]李炳银：《仰视你，北大荒·辉煌黑土地上的激情报告（代序）》，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18]王茂林：《中国农村大写意·百年心声（代序）》，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19]胡振民：《中国精神·序言牢记庄严使命弘扬中国精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20]刘克兴：《国家负荷——国家电网科技创新实录·负荷民族腾飞的脊梁——〈国家负荷〉编后感》，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年，第422页。

[21]小粒：《闲话陈冠柏》，《报告文学》1987年第11期。

[22]参见章罗生：《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3]杨豪：《中国农民大迁徒·自序：我为农民呐喊》，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页。

[24]杨豪：《中国农民大迁徒·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61～263页。

[25]梁鸿：《中国在梁庄·后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

[26]刘继明：《梦之坝·后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7页。

[27]刘继明：《梦之坝·后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8页。

[28]参见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第二章第四节，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