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周嘉俊的冷静思辨特色

第四节　理性特色

在指出“国土热流”派由乐观激昂到深沉宏大、由哲理诗情到史诗风范的主导倾向后，还须指出，它也与“社会问题”派创作部分重叠，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现实批判与文化启蒙的理性特色，因而也表现出凝重、沉郁的风格。这一点，既与中国的改革形势与时代发展同步，也与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文体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向相吻合。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历史革命，因而必然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与激烈的斗争——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与社会的关注点主要还在对改革的肯定与期待上，那么，至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各种新旧矛盾的纠缠，人们就在不乏焦虑与浮躁的心态中开始了对问题的探讨和对理性的追寻。而至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文化语境的改变，报告文学也进入了冷静反思与多元探索的阶段，因而作家们的立场、思想和态度日趋独立、自由与客观、理性，其文体风格也更趋丰富多样。

一、90年代前后：贾鲁生等人的哲理思辨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作品在肯定改革成绩的同时也揭示了改革的艰难与曲折，表现出较浓郁的理性特色。如李树喜的《阵痛》通过披露几位锐意改革、成绩显著的改革者因官僚主义、传统势力等作祟而被撤职、调离、诬陷，李延国、临青的《虎年通缉令》通过记叙陕西省法制周报和“秦法公司”的改革者们被逮捕、通缉的事件，蒋巍的《今天狭路相逢》通过记叙石山麟在创办企业中披荆斩棘、奋力冲杀的事迹——都揭示了改革的艰难与曲折。而蒋巍的《中国“地龙热”》则通过记叙于秉仁揭露“地龙骗局”的事迹，也反思了改革中的失误与我国政府机关、新闻宣传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等。尤其是一些创作，或理性探讨改革中的某些问题——如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经济起飞与文化落后，或总结某些改革者的经验教训——如改革者的素质与人的现代化等，也通过揭示改革中的阵痛与某些两难命题，更表现出凝重、沉郁的风格特色。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贾鲁生、陈冠柏、周嘉俊和卢跃刚等人的创作中。如贾鲁生的《孔子与中国》从孔子与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关系人手，考察了孔子与中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如何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相统一、融合，从而完成新旧转变，在传统基础上形成新的现代文明的问题。其中写道，“人们对孔子的不同态度，表现出各自对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选择”，而涉及变革时代的重要主题是：“传统文化能否容纳现代文明？用什么材料在中华大地上筑起新的大厦？民族的出路何在？”如果说，《孔子与中国》、《性别悲剧》与《阴间·阳间》（与姜灏合作）等主要表现了文明与愚昧、民主与专制、经济起飞与文化落后相矛盾的方面，那么，贾鲁生的《亚细亚怪圈》和《庄园惊梦》则表现了文明与愚昧、民主与专制以及经济起飞与文化落后相统一的方面：前者揭示了一般、普遍与必然规律，后者表现了特殊、个别和暂时现象。如《亚细亚怪圈》指出：有两个怪圈，一个里面有“贫困”和“抽象的自由”；另一个里面有“富裕”和“具体的独裁”。如何选择？唐厚运选择了一条看来距时代十分遥远的路线，把一度面临卖船讨饭绝境的“渔花子”提前带入了“小康”。因此，“使历史痛心疾首的一点就在这里，人民把自己的伟大镶嵌在皇冠上心甘情愿地奉献给帝王以此换回被奴役的地位。人民为了什么？为了进步。进步经常用一种莫名其妙的退让、停顿、等待的方式存在着”。《庄园惊梦》也是这样，通过对孙良林及其所领导的村庄致富情况的描写，也揭示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怪”现象，即物质文明的进步有时也须以民主、自由为代价，也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理性思辨方面，陈冠柏、周嘉俊和卢跃刚等人的创作也较鲜明。陈冠柏“写二十世纪末年的中国人正在思考的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希望了解的问题。于是，他在传统与未来的接缝间进进出出，试图构铸一个‘环链’。这一‘环链’自有它独特的光泽，即闪射和投放着哲理的思考，以及对生活流向的探求与感悟”^[21]。如《国宝得失之间》提出了面对世界挑战，中国如何将中药这一国宝继承、发展下去的问题。《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写道，镇委书记陈定模新的理论困惑是：如何将繁荣与文明的旗帜升上草创的农民新城？如何将无数个送别了离土者的乡村，顺利避开自身萎缩的礁石而直取富裕彼岸？苦恼、折腾了几代共产党人，包括其杰出领袖的农民富裕问题，有无可能不再留给下个世纪？《集团军——“试管婴儿”》则写道：“中国的董事长怎么当，又是一道难题，一个尴尬的人生经历”；“中国改革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又出了个新问题：董事长，老板，所有权的代表者，由谁来统筹他的责、权、利”？这确是具有超前意识的、敏锐的理性感悟。至80年代中后期，周嘉俊的创作也逐渐由单纯歌颂转入了冷静思考，从而表现出凝重的理性思辨特色。如《步鑫生现象的反思》揭示：步鑫生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他缺乏现代企业家的素质，即不仅缺乏科学、民主与法律意识，而且缺乏政治经验、政治远见和谦虚谨慎；同时，历史也没有为改革家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和人文环境。因而，步鑫生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普遍的社会意义。卢跃刚的《创世纪荒诞》则从文化的高度，揭露“傻子经济学”的内容是唯利是图；年广九们所形成的“痞子运动”能冲击和瓦解旧的体系与结构，但毕竟是一种“社会无组织力量”，不能代替新的社会形态；等等。此外，卢跃刚的《春天里的神话》、《乡村八记》和《在底层》深入工业、农业和商业等领域，也尖锐揭露和严肃探讨了现实改革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其中《春天里的神话》从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切入，融思考的深度与描写的力度为一体——如从亚细亚商场成功操纵和把握消费者情绪的启示，探讨了“一个经济发展如此落后、观念如此陈腐的中原地带为何会产生惊动全国的商业竞争”和“河南人为何试图把郑州建成中国内陆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等问题；《乡村八记》揭示了人类工业化进程中农村数亿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悲壮；《在底层》通过揭露某些社会阴暗面，尖锐地提出和探讨了某些社会政治问题，如：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破产，跳楼的是资本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破产，倒霉的是工人？等等。

二、新世纪以来：“三农”等创作的“学理”发展(www.xing528.com)

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报告文学的深入发展和“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22]，改革报告文学中的理性精神也更加厚重、深沉——或者说，“学理性”特色更加鲜明。这一点，首先突出表现在有关农村改革或“三农”问题的创作中。这方面的作品，除《中国农民调查》与《我向总理说实话》等外，杨豪的《中国农民大迁徙》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也较有代表性。正如杨豪所说：“农村问题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如农民素质问题、乡镇干部水平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田地抛荒问题、农民离乡出走问题、农村贫困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困扰和阻碍着农村的发展。”^[23]因此，在十多年前，作者就开始“反思农民打工问题”，准备“全方位反映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引发的社会矛盾，以引起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作者说：“为了这个报告文学的广度，我作了很多的社会调查；为了它的厚度，我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为了它的深度，我引用了部分专家的观点和见解。”^[24]因此，在《中国农民大迁徙》中，作者不仅以扎实、具体的事例和材料，全方位、多角度地描写了进城农民工“艰险的打工路”、“破灭的淘金梦”，“误入歧途的少女们”和“拖欠民工工资，世纪之患”等等，而且从理性的高度，满怀深情地探讨了“民工潮形成的历史背景”、“农民流动经历的几个历史阶段”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哪里去”“农村人口巨大的国家能实现现代化吗”等问题，并从“社会学角度论迁徙”，指出“限制迁徙不符合现代精神”，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将农民转移出来，加强新农村建设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等等。《中国在梁庄》则这样思辨——

也许，现代并非都是好的，都是适应这一片土地的。难道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这种“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为什么一定要被“陌生人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所代替？我们在说现代性时，是否过于绝对化了？是否考虑到这片土地的根性？也许这根性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根深叶茂？

……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作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可依赖的习惯。这种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忽略了它，我们会进入怎样的误区？^[25]

这种理性精神或学理特色在有关重点工程建设与科教改革等创作中也表现突出。如《东方哈达》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在“彰显”青藏铁路深远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意义的同时，又表现出浓郁的学术性与知识性，即在深情描述伟大民族的现实创造与顽强拼搏的同时，又深人历史文化的幽深隧道，真实再现了雪域高原的神秘、复杂与厚重。尤其是岳非丘的《安民为天》（重庆出版社，2007年）在反映三峡移民工程时，不重在写移民干部的奉献及其“移民精神”，而着重探讨移民中的问题与移民后的发展，更闪耀着深沉、凝重的理性光辉。如认为库区产业支撑不足、就业门路狭窄，是库区经济发展的两大难题，也是短时期内难以迈过的两道门坎；部分移民满足于有低保、移民补偿和后期扶持，甚至希望“无限补偿”，这种观念和心态，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和多大的支持力度，也不会使移民致富；移民搬迁后渴盼“降落伞政策”，需要“软着陆”和更多的关爱与扶持；政府与干部应尊重移民的经营自主权；水库应从成本中提出一定资金“反哺”给贫困移民；等等。还有一些作品在总结改革家的成败得失时，也探讨了某些人生哲理，从而也闪耀着睿智的理性之光。如《从清华园到深圳湾》在叙述以冯冠平为代表的科学家进行高校科技体制改革、积极将科研成果推向社会以转化为生产力时，这样写道：“人，真的可以靠思考致富。因为，思考的结果就是抉择，抉择就是一种创意，创意，能把智慧放飞到天涯海角，这是伟大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库。所以，有人总结：现代是什么？现代就是创意时代。”《啼血试验》则指出：“对于一个自尊自爱的弱者而言，对于一个肩负高校改革重任，一个去行政化的唐·吉诃德式人物来说，他即使不像开始那么完美，也绝不至于破碎。人无完人，人们不该嘲讽，不该网骂，而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同情与理解”；朱清时的失误，主要在对深圳的判断理解上，即不该把这个城市过去的闯关夺隘与现在简单类比，其次是对基层行政工作经验的缺失，但他毕竟完成了一次人格的洗礼与重大试验；等等。

总之，改革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史传报告文学等一样，也表现出鲜明的理性精神与“学理”特色，也为报告文学的文体发展与理论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新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