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的主导风格发展

第三节　主导风格

综观新时期至今的整个“国土热流”派——改革报告文学创作，我们看到，它的风格形式也是发展变化、丰富多样且前后不一的。总的来说，它贯穿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其风格由乐观激昂到深沉宏大、由哲理诗情到史诗风范——当然，其表现形式和内在质素又迥然有别。

一、由乐观激昂到深沉宏大

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改革报告文学虽也有对问题的揭露和思考，甚至也不乏某种焦虑和急躁，但其主导风格是积极乐观、激昂向上的。这与人们对改革和现代化的浪漫想象以及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与曲折性估计不足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因而该时期人们对改革更多的是欢呼，是对其成绩的肯定与对改革家的赞颂。这一点，在张锲、程树榛、周钢、李延国和李存葆、王光明等人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张锲的创作，“往往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洋溢着追逐时代潮流的入世的激情”^[10]。他的《热流——河南漫行记》以作者的采访为结构线索，以省委领导干部为描写重点，结合某些基层干部、企业家和工厂、农村的情况，从宏观上较全面地反映了河南省在粉碎“四人帮”后到80年代初所出现的改革热流，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国的改革时代趋势。其他如《主人》、《被历史推向浪尖的人们》和《热岛——三访海南纪实》等，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中国80年代初的改革形势与历史进程。程树榛的《励精图治》、《励精图治续记》、《星光灿烂》和《吉星高照》，写的都是黑龙江省的几位大胆改革、勇于开拓进取的厂长。其中《励精图治》通过描写第一重型机器厂改革前后两年的变化，歌颂了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整顿与改革的新厂长宫本言；《吉星高照》通过记叙黑龙江化工厂的兴衰、变化，肯定了厂长刘颉治不畏艰难、勇于开拓进取的高贵品质与坚强性格。总之，“他笔下的人物，无不是开拓型的、富于现代意识的强人。不但敢干，而且实干，不但敢于冲锋陷阵，而且善于团结群众、识别和使用人才，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卧薪尝胆，吃大苦、耐大劳的。这是一批民族的脊骨、国家的梁柱、人民的精英！他们的性格跟宫本言一样无不有一股阳刚之气，闪耀着坚韧豪壮的美的光彩”^[11]。在这方面，周钢的长篇《生存较量》和《西天一柱》也很突出。它们以富于跳跃性的短句和潇洒、自由的笔触，将激情融于议论与描叙，分别气势磅礴地报告了铁道部十八局四处在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兵改工后，如何面对竞争，力主改革，求生存、发展的事迹，以及四川省建筑公司在改革开放中冲破“盆地意识”，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奋斗历史，从而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和歌颂了自强不息、顽强奋斗、赶超世界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当然，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是李延国。他是早期“国土热流”派的重要代表，其创作以艺术上的不懈追求与浓郁的哲理诗情，宏观展示改革成绩和讴歌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见长，显示出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这方面的作品，以《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和《走出神农架》等为代表。其中《在这片国土上》被刘白羽称为“史诗式的报告文学”和“血写的书”，说它典型地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祖国，整个四化建设这一个时代”，具有“强大的黄钟大吕般的艺术力量”。^[12]的确，作品以宏大的气魄和洋溢的激情，通过抒写引滦人津工程的前后经过和它所体现的“引滦精神”，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作者在以李瑞环为总指挥的指挥部，看到“智慧被唤醒了，活力被唤醒了，尊严被唤醒了”；而“看不到扯皮和推诿，看不到消沉和麻木，每一个人的面容都是充实的。他们在开发水资源的同时，也开发了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认为：“引滦精神”“潜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国土上，十亿中华儿女是开掘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宝藏”；“希望就在这片国土上”，“希望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中国农民大趋势》如同《在这片国土上》一样，也站在时代高度，在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和鲜明对照中，全方位地探索民族的命运与未来，洋溢着浓郁的哲理诗情——它通过具体描绘胶东农村的深刻变化和崭新面貌，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伟大的改革时代；说明当代农民，不仅在经济地位上而且在生活观念、心灵深处也有了巨大变革。尤其是《走出神农架》，被人认为是李延国报告文学创作“新的制高点”：“新在它不仅延伸了作者的一贯追求，跟踪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主潮，而且，在观照社会、历史、人生方面，多了几分理论的思考和哲学的思辨，从表象走向了深层；高在它开始从文化传统的视角思考问题，对民族的传统文化投射了批判的眼光。”^[13]作品以中国“二汽”的发展为报道对象和描写线索，放眼世界，纵观民族，反思历史，呼唤未来，具有一种全方位观照的文化背景和宏大气魄，从中可见出作家对变革现实、振兴民族的忧患意识与紧迫感、危机感。

这种饱蕴哲理诗情的雄浑风格在此后李存葆、王光明等人的创作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李存葆与王光明合作的《大王魂》与《沂蒙九章》等作品，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讴歌改革、反映改革时代为己任，在描绘各类改革者形象的同时较深广地透视了改革的全貌，艺术上具有大气磅礴、激情澎湃的风格特点。其中《大王魂》激情洋溢地指出：尽管“历史总是带有缺憾的历史，现实又总不是尽善尽美的现实。然而，改革毕竟是濒临毁灭后的伟大觉醒，当一个真正觉醒了的民族能自觉地沿着历史的天然走向前进时，这也正如马、恩所说：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尤其是《沂蒙九章》，继承和发展了《大王魂》的风格，不仅内容更加厚重、扎实，而且开掘更深，提炼更精，“文学性”更强。它“厚重、深沉、粗犷，泰山一样巍峨、雄伟，充溢着阳刚之气”，“读之，俯拾皆是豪情，处处都是刚强，时时透着挚爱”，表现了“惊心动魄的壮美”。^[14]作品以历史与现实为经纬，绵延起伏，迂回曲折，独具魅力。尤其是在写人方面，作家深入人物心灵，抒写人的悲欢离合和命运，使作品透出庄严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王光明等人的《铁血之旅》在这方面也较突出。评论家们认为，作品所描写的虽不是战场，但同样有搏击，有牺牲，有献身，有人的生命力发挥到极致而喷发出来的辉煌。“他们所历经的艰苦、牺牲，他们那种博大的胸怀、不达目的誓不休的精神，可以与我们当年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媲美。”^[15]

这种高扬时代主旋律与民族精神、风格雄浑豪放的审美取向，在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李春雷的《宝山》、贾宏图的《仰视你，北大荒》、咏慷的《发兵治水》、王立新的《曹妃甸》和何建明的《我的天堂》等即是其代表。如《宝山》通过对宝钢“真实、历史、激情的文学报告，将对象的创业经历及钢铁与工业、钢铁与人类、钢铁与生活、钢铁与国家等内在关系揭示得具体而又惊心动魄，具有分明的理性精神和中国钢铁工业的史诗性描述作用”^[16]。的确，与《风雨长征号》和《部长与国家》等一样，《宝山》也以充沛的激情、沉重的忧患意识与凝重的笔触，抒写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艰难曲折，也谱写了一曲奋发图强、慷慨悲凉的英雄凯歌与民族壮歌。如果说，中国石油大会战是建国十七年中工业建设的经典之作，那么，宝钢建设则是新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工业建设的又一经典；如果说，在“长征号”火箭发射“亚星”、“澳星”的战役中，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主要是美国，那么，在宝钢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则主要是日本。因此，在《宝山》的“宏大叙述”中，我们又认识了一批当代民族英雄，又再次感受了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再次认识到：革命精神加科学实践，确是实现强国富民的两个锐利武器。因此，如同“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一样，“宝钢精神”也与“大庆精神”一脉相承，是“大庆精神”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发展。《仰视你，北大荒》也是这样，是作者“在经过实际探访和直接的体察感受中写下的激情动人文字”：“在这个曾经是遍地荒凉、狂风怒吼、冰雪覆盖、沼泽密布、蚊虫猖獗的地方，奇迹伴随着豪迈崇高的精神和艰苦的鏖战行为一起生长，成就了独特的北大荒艰苦创业的精神”；作者“描述的笔触甚至有点忍不住地颤抖，他沉浸在美好的大地阅读感受之中，也将读者引领到一种不断的唏嘘感叹之中”。^[17](www.xing528.com)

二、由哲理诗情到史诗风范

随着报告文学的向纵深发展，它在早期哲理诗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史”的内涵，即一方面向历史的深层掘进，另一方面又更注重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叙事。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农村大写意》（李超贵）、《大沉浮》（邢军纪等）、《城市与人》（韩作荣）和《山脊》（孙晶岩）等作中已有鲜明表现。而至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至改革开放30周年的2008年前后，它又与史传报告文学合流，集中总结了我国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这方面的作品，先后有刘继明的《梦之坝》，梅洁的《大江北去》，孙晶岩的《中国新农村启示录》，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郑新的《国家任务》，以及何建明的《国家行动》、《破天荒》、《台州农民风暴》与《我的天堂》等。

李超贵的长篇《中国农村大写意》与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等同类作品相比，不仅内容更全面、具体、扎实，表现手法更宏观、综合、多样，而且风格更凝重、沉郁。它将歌颂与暴露、描写与议论、人物与事件、宏观与微观、典型与一般等有机融合，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地观照了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正如该书的《百年心声（代序）》所说，作品“采用大写意大落笔手法，从宏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层次上向人们展示中国农民向贫困宣战、向富裕迈进的大趋势。书中所描绘的地域、村落、人物、事件，大多在中国农村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或正在产生着重大影响。其中有在全国率先搞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有在改革开放中高速崛起的江苏华西、天津大邱庄、河南刘庄、北京窦店、广东顺德，也有蜚声海内外的山西大寨、革命圣地延安，还有我省著名的洞庭水乡”；“作者采用既明快又凝重的手法，通过大量成功的、失败的、昨天的和今天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组合出一幕幕感人至深的中国农村的壮美图景”。^[18]同时，作品也实事求是地揭示和探讨了农村中还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表现出独特的理性思辨色彩。可以说，作品打破了歌颂与暴露，问题报告文学与写人、叙事型报告文学的界限，较早地表现出了90年代报告文学走向整合、成熟的趋势。在这方面，邢军纪的《大沉浮》、《中国精神》与《风雅大郑州》显得更为突出。其中《大沉浮》（中国税务出版社，1998年）通过对曾风靡全国并对推进中国改革起过重要作用的风云人物，如年广九、步鑫生、马胜利、王遂舟、禹作敏、邱满囤、史玉柱、王恩学、牟其中等人的命运沉浮与人生起落的总结、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20年来的历史，并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清理与反思。《中国精神》则“以充沛的激情，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20多年的发展历程做了清晰的回顾，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丰富实践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高度和古今中外相互比较的广度上，为人们勾勒了一幅当今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弘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精神，展现了科学文明、开拓进取、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颂扬了广大干部群众充实、丰富、积极的精神风貌”^[19]。

在追求史诗品格与史诗风范方面，孙晶岩的创作也较典型。如她90年代的长篇力作《山脊》，不仅代表了其创作题材的拓展与创作思想的深化，表现了作者坚持理想、抵排流俗的自觉追求与非凡勇气，而且代表了作者艺术风格与审美追求的新变化。作品以众多人物、事件和具体数字，全方位、立体式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新时期以来为消除贫困所进行的不懈努力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其中既真实反映了全国各贫困地区的贫穷、愚昧与落后，又写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尤其是重点介绍了全国各部门、系统、组织和阶层的扶贫行动，还集中或穿插写了第一至四届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感人事迹等。新世纪以来，孙晶岩又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在探讨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出成就。如《中国新农村启示录》以宏观综合手法，通过选取全国各地脱贫致富的典型，继续探讨当今中国新农村的建设问题，字里行间满蕴着作者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可以说，它也是继《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农村大写意》和《大沉浮》以后，从宏观上整体反映农村形势与探讨农村改革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动脉》也是这样：将人物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以及描写、抒情、议论等手法有机结合，既以人带事，又以事写人；既以较丰富的资料与较多的议论说明西气东输工程的重大意义等，又以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具体描绘了众多鲜明形象，从而也表现出“综合”、“大气”等史诗特色。

类似作品还有郑新的《国家任务》与徐剑的《国家负荷》等。《国家任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以扎实的材料和凝重的笔触，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甘肃定西（陇中）这一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重点描绘了国家对该地区进行扶贫开发以及人们与贫困、苦难进行斗争的波澜壮阔、回肠荡气的历史画卷，从而也表现出某种“史诗”性。《国家负荷——国家电网科技创新实录》（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年）“是一部宏大的叙事，带着史诗的感觉，如大风般扑面而来”，“又是一部豪情与柔情同在的个人史诗”；其灵魂，“是国家电网建设大时期中，每一个电网人所经历的悲欢离合，每一个建设者所付出的牺牲代价；是在宏大的事件背景下，个体生命在其中的情感涌动”。^[20]当然，在这方面，《梦之坝》、《宝山》和《瘟疫，人类的影子》等更为突出：它们选择的也是时代的重大题材，采取的也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激情洋溢的“宏大叙述”；它们所挖掘和表现的“三峡精神”、“宝钢精神”和“抗非典精神”，也极大地丰富和弘扬了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中华民族精神。只不过由于它们或在后面有专论，或在前面有较多论述，在此不再重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