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改革报告文学的题材意义

第二节　题材意义

任何文学创作都有其特定的题材意义，报告文学也不例外；而作为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其题材意义就更特殊。因为，“改革”是当今时代的总主题，属于“重大”题材，而作为报告文学来说，在反映生活、表现时代主题方面它又比其他样式的文学更直接、真实、快捷。因此，不言而喻，改革报告文学比其他报告文学更具其题材意义，即更具认识价值、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更是名副其实的时代“书记”。事实也是如此：我们从这一流派的创作中，的确全方位、多角度地正面认识了当今的改革时代，的确更准确、深刻地把握了其时代脉动和领略了其民族精神。这一点，我们从上节的论述中已初步感知，此节再作进一步的补充、深化。

一、史料认识价值

在整体反映中国改革的创作中，我们从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在这片国土上》，张锲的《热流》，雷铎的《中国第二岛》、《啊，深圳》，陈坚发的《温州大爆发》和乔良的《城市与老板的编年史》与陈冲的《不出经验的城市》等，看到了山东、天津、河南、海南、深圳、温州、沈阳与石家庄等省市在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温州大爆发》认为，温州是中国经济构造上的巨大“火山实验室”，它对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建设繁荣昌盛的国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作品揭示：温州崛起的原因，是经商的历史，有灵性的土地，敢于创新、不怕吃螃蟹的闯劲和改革开放的政治气候；是温州人走南闯北、背井离乡，能吃苦耐劳，敢先天下而富，及其所表现出的“无与伦比的意志力量和智慧力量”——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当代英雄”，；在他们身上，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强不息、不甘屈服于命运摆布的奋斗精神”。^[5]同时，作品又启示人们：“温州人身上现存的缺点、邪恶是与他们的充满活力的性格、精神状态相联系的，我们应该在充分肯定后者的前提下再来否定前者”^[6]；因为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问题和失误是历史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除温州外，我们从改革题材创作中，还较全面地认识了深圳、海南等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及其问题与经验教训等。其中反映深圳改革的创作可能是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它从20世纪80年代雷铎的《世界第X特区——深圳》、理由的《特区行》和祖慰的《深圳经纬》，到90年代深圳市委宣传部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深圳的维纳斯之谜》，再到近年杨黎光的《寻践新路》与刘元举的《啼血试验》等，或在整体上，或从某一侧面，较全面、持续地追踪反映了深圳这一中国改革“排头兵”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如《寻践新路》（《中国作家·纪实》2007年第9期）以具体数字和扎实资料，宏观、理性地反映了深圳市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事迹。其中写道，深圳在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后，切实感受到了土地、资源、人口、环境方面难以为继的困扰；转变发展方式，是对深圳创新能力与示范作用的考验；深圳人在自我定位的时候，把“窗口”、“试验田”自觉演绎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种子田”。因此，他们放弃“速度深圳”，追求“效益深圳”，在法制、政策、体制等方面进行系列创新，在“总约束”和“紧约束”下实现集约化发展，出台“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打造“十大文化品牌”，开展“净畅宁”工程；并提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的目标，将其功能定位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区域性物流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等等。

在反映海南的改革方面，20世纪80年代除雷铎外，还有陈冠柏的《蔚蓝色的呼吸》、田涛的《南中国热风》和沈奇、白立的《为了梦中的椰子树》等。不同于雷铎的全方位报道，它们侧重从海南“人才流”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如《为了梦中的椰子树》通过考察陕西赴海南求职者的各种不同心态和原因，总结出对陕西和全国改革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与启示。乔良的《城市与老板的编年史》和陈冲的《不出经验的城市》是反映城市经济改革方面的代表作，我们通过作品所反映的有关沈阳、保定等城市的改革，也从一个侧面认识了中国改革的形势。当然，在反映改革尤其是反映农村改革形势方面影响较大的，还是一些“中国潮”征文获奖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较全面地认识了8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如果说，《城市与老板的编年史》通过沈阳反映了新时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那么，《毛泽东以后的岁月》（王立新）则通过安徽反映了全国以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赤色土地的多重变奏》（谭力等）则在反思四川大巴山区通江、南江、巴中三县老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老根据地）的光荣历史与贫穷现实的同时，着重写了当地领导带领群众锐意改革、脱贫致富、改变面貌的事迹。类似作品还有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孔捷生的《大转移》、张伯笠的《中国星火》、闵国库的《在倾斜的版图上》和周时奋的《太阳底下是土地》等。

我们通过改革报告文学，也认识和了解了有关军队改革方面的动态与信息。这方面的作品，除张篙山的《星辉》、《长天铸剑》、《回升的轨迹》、《将军》和《渴望决战》（与朱克岩合作）等外，还有袁厚春、徐志耕、中夙、正言、高原等人的一些作品。其中尤以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高原的《转业军官备忘录》和正言的《国之大事》等较为突出。还有一些作品对改革中的消极面和必须深入改革的问题作了客观反映与理性分析。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进一步认识了改革的艰难和曲折。如陈义风的《来自首都的经济内参》，何建华等的《物价！物价！物价！》，陈晓轩、连建民的《北京外汇黑市》，张锐、温子建的《倒爷奇观》和常征的《“倒爷王国”探秘》等，反映了改革中产生的某些消极现象；张波的《就业迪斯科》，翟禹钟的《共和国功勋部队》，张庆豫、邓建永的《共和国不应忘记》，崔济哲的《黑色的世界》，雨时、如月的《当代中国警官的倾诉》和梁秉堃的《危险的倾斜》等，反映和探讨了某些必须正视与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苏晓康、蔡原江的《最后的古都》，张桦的《京华文化凝重的撞击》，闻博、高伐林的《国宝热》和罗来勇的《面对美丽的裸体》等，则从传统与现实的结合上，揭示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提出和思考了改革中面临的某些二难命题。(www.xing528.com)

某些独特题材领域的创作更有其认识价值与意义。如从“两弹一星”到航空航天等国防高科技创作、《走进国家电网》长篇报告文学系列^[7]以及有关考古、医学等方面的创作，即是其例。当然，在这方面，也许有关三峡工程的创作不仅最为集中、突出，而且其史料与认识价值也最为厚实：它们不仅系统地再现了有关三峡工程从酝酿、构思到论证、建设的漫长、复杂过程，而且真实反映了从政府到人民、从科学家到老百姓的各种思想观念与情感心态；不仅肯定了该世纪工程的巨大价值与意义，而且也指出了它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和问题。这方面的创作，除本书重点论述的《梦之坝》、《国家行动》与卢跃刚等人的作品外，张立先的《三峡工程与人民利益——全球最大水坝利弊之争调查实录》^[8]也较典型。该作在写“利弊之争过去时”即有关三峡工程的论证与论争历史时，除指出其防洪、利航、发电与调水四大功能与综合效益外，首次披露了“重新论证”时未签字的9位专家名单，肯定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指出当年的论证报告与今天的现实之间“存在不少缺憾和亟须解决的漏项”。因此，作品站在当今的现实高度，针对众多质疑、“讨伐”之声，旁征博引各种权威资料，对正反意见进行了细致辨析。如认为汶川玉树地震与三峡工程无关；若无三峡工程，2011年长江中下游的旱情会更严重：“城市化建设的过度、湿地保护的不力、水利工程的失修和水资源的无度消费特别是地下水的大量采用，加上多次地震形成的土壤松动、地层暗流，都可能是导致这次旱灾的原因。”但也指出：“从生态与环境专题来说，种种弊端伴随着工程的兴建已然显现。”因此，国务院“肯定建设成就，直面存在问题”，讨论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等等。

二、学术理论价值

如果说，以上创作的价值主要还在于对改革形势与社会现实的认识，即具有较大的信息量与史料价值的话，那么，贾鲁生、陈冠柏、周嘉俊和卢跃刚等人的某些创作，则通过对某些改革问题的辩证思考，启示人们更科学、理性地认识改革的艰难与复杂，因而它们除认识价值与史料价值外，还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贾鲁生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创作以歌颂为主。但至80年代中后期，他也逐渐与问题报告文学合流，敏锐反映和积极探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表现出深沉、凝重的思辨特色。如《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与丁钢合作）通过记叙山东塑料试验厂厂长赵敬在改革中退阵的事实，提出如何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观念改革，提高人的现代化素质的问题；《难以走出的墓穴》认为，“富裕起来的农民很容易成为‘地主’，却难以发展成‘资本家’，因为有一个像暴君一样的习惯势力统治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则通过记叙乐清县“抬会”事件的前因后果，说明现代文明的进步必须付出代价——发达的商品经济与落后的文化以及金融机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弊端，是“抬会”滋生的土壤。不仅如此，他的创作还在批判封建传统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思辨与文化启蒙特色，从而更能给我们以深刻的理性启示。如《性别悲剧》指出，为何妾这种腐朽文化的复苏须借助物质的繁荣，或者说物质文明的进步会引出腐朽文化的复苏？这是新旧嬗变时代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善良与邪恶之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因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代，是贫穷即将崩溃而富裕尚未建立秩序的时代，是新道德已在母腹中骚动而旧道德依然健在的时代。因此，“女性的悲剧是漫长的历史的悲剧”；“女性文化，一种只允许接受而不允许排斥只允许忍耐而不允许抗拒的文化”；当女性作为一种性别还未从整体上获得“自我”时，任何女人的个人觉醒，都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丐帮漂流记》则使我们认识到：丐帮是一个特殊的、畸形的地下网络组织，是社会生活中的毒瘤；乞丐已逐步从一种经济现象——社会的贫穷病转入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的富贵病了。因而它不光形象地为我们报告了人们所少见也少知的怪异社会生活现象，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这种现象的新思路。尤其是新世纪创作的长篇《理想中国——后改革30年全记录》（《中国作家·纪实》2011年第1期），在总结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30年历史（包括成绩、问题与经验教训等）的基础上，以新颖的“浪漫”手法与“统计”、“综合”等形式，从“理想”、“学术”的角度和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反腐等方面，全面预测和展望了“后改革30年”（即从2009至2039年）中国所取得的新成就以及将出现的新面貌与新气象。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贾鲁生的改革报告文学，除具有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意义外，还具有女性学、文化学与未来学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形式创新等方面的意义。

最后，还须指出，一些作品通过对改革经验的总结与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也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与人生启迪。尤其是某些作品在揭示改革家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其除了本人素质与外部环境外，还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也是其内在阻力，这更给人以深长思考。如李长文的《不是一个人的悲剧》通过记叙杨智玉由万元户到破产自戕的事例，思考和分析了处于商品经济中的农民的某些普遍性问题；荒原的《女经理被杀之后……》通过记叙全国著名企业家王淑琴被本单位职工杀害这一事件，探讨了改革者素质与企业管理问题；田昌安的《关于失败者的报告》通过山西忻州地区一些农民个体户、专业户失败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素质低下，他们在改革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中必然要付出代价。而金敬迈、何继青的《中国小镇》通过记叙潮州市庵埠镇从生产假奶粉到向科学投资，反映了中国乡镇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中的艰难蜕变；于秀的《遭遇下岗》通过20个下岗女工在经济大潮中的命运沉浮与悲欢离合，敏锐反映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职工下岗分流、自谋出路的现实和人们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心态，从而在为历史留下珍贵资料的同时，也为报告文学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战斗品格增添了一份新的答卷。

当然，在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如通过有关“三农”问题、重点工程建设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作品，我们在系统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与深远意义的同时，更从理性上深刻认识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现实、民主政治与国情民意，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民族命运、祖国前途与开拓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在众多有关减灾救灾、灾后重建等题材的创作中，我们除获知许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的知识外，还能多方面地领悟到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文明力量。如邹瑾反映汶川大地震后文化重建的《蜀道重光》，除较全面、深入地反映了有关千年蜀道的交通、地理、宗教与旅游文化外，还着重宣扬了凝聚着深重民族意识的“蜀道精神”与人间大爱——“蜀道人坚定顽强的韧性及勇于创造求索的闯劲，以及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还有世代传承的红军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由这些元素组成的一脉相承的，才是蜀道精神”；作品“充分描述了广元人民尊重和维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及重要性，把实现人与自然、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作为蜀道保护和申遗工作的重要理念”，“始终贯穿着一种文化思考与文化精神”。^[9]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