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之李鸣生：创新突破科技与人文融合

专　论　李鸣生

李鸣生（1956～），四川简阳人。1973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供职于解放军总政治部，已出版各种创作26部。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火箭今夜起飞》、《花太阳》；长篇报告文学“航天七部曲”以及《中国863》、《国家大事》、《全球寻找“北京人”》、《震中在人心》和有关影视剧本等。其中《走出地球村》、《中国863》和《震中在人心》分别获第一、第二、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和《国家大事》分别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从生活经历与思想演进来看，李鸣生的成名成家之路，也是一个人的生命境界辗转升华的过程。他在上初中时就曾遭批判，后又被取消高考资格；步入部队文艺宣传队后又被改学理科知识，待到喜欢上科技时又被改当文化干事。当然，现实的颠簸并不只表现为实现理想的曲折坎坷，也表现为通往理想的坦途：无论做文艺还是搞科技都最终为他的文学梦作了积累和铺垫。1984年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借调到国防科工委创作室后，他开始“航天文学”创作。尤其是1989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后，他的创作发生质的变化，接连创作了影响广泛的“航天系列”，从而掀开了中国科技报告文学的崭新一页，尤其是开创了中国“航天文学”的新天地。总之，李鸣生勤奋学习、不断追求的复杂经历，连同其传统文学的底蕴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思索，尤其是“西昌大山沟里15年又苦又涩的岁月”，对他后来的创作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4]

如果说，以徐迟为代表的早期“哥德巴赫”派成就显赫、风光无限，那么，以李鸣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哥德巴赫”派则发扬传统、再创辉煌；如果说，徐迟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开创了“哥德巴赫”派并以此而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那么，李鸣生则以“航天文学”为中心而将“哥德巴赫”派推向了新的阶段，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科技文学的坚实基础。因此，以徐迟、李鸣生为前后代表的“哥德巴赫”派，在中国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从徐迟到李鸣生，从某一侧面代表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与创作成就；新老“哥德巴赫”派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而且与其他创作一道，有力纠正了报告文学是“亚流文学”和“散文附庸”的认识误区，从而对中国报告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航天文学”与“天—地—人—心”

报告文学是“七分题材三分写”，因而就有所谓题材的开拓与原创以及“重大”与非“重大”之分。也因此，有出息、有追求或已取得重大成就、形成了较成熟风格的作家，一般都已建立了较稳固的题材基地或形成了自己的题材中心。如陈祖芬的知识分子与改革题材、赵瑜的体育系列与历史题材、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徐刚的生态环保系列、何建明的教育系列与改革题材，等等，都是其例。而李鸣生在这方面却显得更为鲜明、突出，即不但更有其题材的开拓、原创、独特与重大，而且更有其作家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与连续性。也就是说，李鸣生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当了14年兵，具有创作航天文学的先天优势；而他又最先涉足航天文学，抢占了制高点，是“航天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此后，他又一直在此领域辛勤耕耘，不断探索，至今已创作长篇系列“航天七部曲”，在文坛上矗立了一座风景亮丽的独特丰碑。此其一。其二，在“航天文学”基础上，李鸣生又向其他科技领域掘进，创作了《中国863》、《国家大事》和《全球寻找“北京人”》等同样呼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长篇力作。而这两者的结合，又在其更宽厚的基础和更广泛的意义上，成就了李鸣生的科技报告文学，使他成为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集大成者。不仅如此，其三，李鸣生还开拓创新，推出了“以心为本”、反映汶川大地震的长篇“摄影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以及《绝地重生，再重生——四川灾后3年见证》等。因此，综观至今为止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他已形成以“航天”为基础、以“人”为中心、兼及“地震”等其他的“天—地—人—心”创作体系：“天”即“航天七部曲”；“地”、“心”即《震中在人心》等；“人”即以写人为中心的作品如《国家大事》、《发射将军》和《全球寻找“北京人”》等——当然，也包括其他作品中的典型人物。

（一）20世纪90年代的“航天四部曲”

李鸣生“航天文学”最早的奠基作是《飞向太空港》。它全面记述、报道了中国“长征3号”火箭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的经过，说明了中国高科技的进步和民族的强盛。接着，《澳星风险发射》又有新的突破。作品通过中国发射澳星这一世界瞩目的壮举，从较高的视点上对本民族的灵魂进行了一次审视。它既写出了航天战线上一批堪称“民族脊梁”的当代英雄，又对本民族的心理作了深层剖析；既写了发射澳星的前后过程，又不拘泥于过程本身；既写了东西方的携手合作，又写了东西方的观念冲突；既写了失败，又超越了失败。它将事件、人物、问题三者融合，将东西方熔为一炉，既大气磅礴，又深沉悲壮；既感人肺腑，又令人思考。^[25]如果说，《飞向太空港》表现了作者吞吐大吨位题材的结构气度，《澳星风险发射》则展示了他消化大吨位题材的理性高度；“前者首次全景式地描绘了一幅中国航天事业的立体画卷，雄壮而辉煌，后者则复调式地奏响了一曲中国航天人乃至国民心理的交响乐章，深沉而悲壮；前者以明亮的颂扬色彩见长，后者则以凝重的反思旋律取胜；前者是认同成功，后者是超越失败”。^[26]

《飞向太空港》和《澳星风险发射》被誉为我国“航天文学”的“开山之作”、“扛鼎之作”，并接连获全国性大奖。因而，如何在近乎自我重复的题材中超越自我，别开生面，实现新的突破，就成了李鸣生必须正视的严峻问题。然而，题材领域的重复并不影响他创作上的另辟蹊径。他的第三部长篇《走出地球村》虽然还是写卫星，但不再像前两部那样，以当前某一重大航天事件为轴心展开惊心动魄的描绘，而将自己摄取生活的艺术镜头加以变焦，使之对准了30年前的历史图景。作品极其细致、准确地展现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动议、规划到研制、发射的完整过程，并把它作为一个伟大梦想的实现来加以描述。因而，作品“以文学手段写出了一部中国航天事业叱咤风云、气吞山河的奋斗史、抗争史和创业史”，“具有某种史诗品格”，从而使三部作品“各具特色、各显其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27]《走出地球村》“比之前两部，更大气、更厚重，具备了更大的包容力和吞吐量”^[28]。《远征三万六》（后改为《远征赤道上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解密》，由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详细记述了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过程，并由此回溯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艰辛创业史，肯定和歌颂了我国从事航天事业的领导、专家和技术人员张爱萍、任新民、李联林等人的奉献精神，突出反映了我国人民坚韧不拔、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与勇气。作品知识性强，信息量大，材料扎实，描写自然朴实、从容不迫。

（二）新世纪的《风雨长征号》与《千古一梦》等

2003年中国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又一次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航天员杨利伟也一下成为举世瞩目的民族英雄。作为以贴近生活、紧跟时代为己任的报告文学，随之出现了《翱翔太空》（陈晓东）、《炎黄天梦》（蔡桂林）和《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左赛春）等中长篇力作。如果说，《翱翔太空》与《炎黄天梦》更多侧重于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显得较为粗略的话，那么，《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则主要立足于现实而显得较鲜活、细腻，尤其是“注重对航天人物精神世界的揭示，特别是对一些权威性人物的个性、心灵和人格境界的描绘，成为此书的动情点”^[29]。然而，与以上作品相比，李鸣生的《风雨长征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显得更扎实、厚重、深沉。它既有纵向的历史叙述，又有横向的全景勾勒；既有紧张、惊险的场景描绘，又有生动、感人的人物刻画。尤其是在构思立意与角度选择上，它从长征号火箭系列的研制与发展入手，从中国航天与世界接轨的角度立意，以中国航天的改革变轨为背景，以正视差距、适应改革、超越失败、走向世界为思考重点，从而更敏锐、准确地把住了时代脉搏与民族心理。而这一点，正是作者既超越别人也超越自我的高明之处，也是其创作发展至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与以往相比，《风雨长征号》可以说既是作者的创新、发展之作，也是总结、集大成之作。他以往的“航天四部曲”基本上是每一部写一个卫星发射事件，且都是通过写事件过程来表现时代与民族主题。《风雨长征号》则不同，它不再只单纯地写某一事件或某一过程来表现民族精神，而是以长征号火箭系列为线索，较全面地总结了包括“亚星”、“澳星”和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在内的中国航天事业的艰难历程；它也不是一般地写发射成功或失败并以此来透视民族心理与精神，而是另辟蹊径，着重写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中国航天事业与世界接轨过程中的艰难，同时也写中国航天事业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科学试验到商业运作的改革、转型过程中的阵痛。而正是在对这种忍受阵痛、克服艰难、迎接挑战、正视失败的具体描述中，作品所表现的时代与民族精神才显得格外真切、凝重与深刻。因此，作品具体、细致地叙写了中国航天事业在与世界接轨、参与国际商业竞争中的各种艰难困苦以及战胜险阻、蹒跚前行的非凡历程，尤其是写了几次面对失败时中国航天人的压力与艰辛，以及在战胜困难、超越失败时所表现出的非凡意志与不屈精神。^[30]

《千古一梦》（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作家出版社，2010年）无论在题材开拓、人物描写、理性精神还是在叙事形式与史诗风格等方面，都是对以往同题材创作的超越。如果说，《风雨长征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包括李鸣生本人在内的有关卫星发射题材创作的总结与概括，那么，《千古一梦》则是有关载人航天题材创作的集大成之作。它采用全景式叙述，在国际发展大格局和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背景下叙述了50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艰难历程。作品在讴歌伟大航天精神的同时，还寄寓了作者理性的历史反思，以及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同时，它将航天事业的发展提升到中国发展的高度进行考察，其中也提出了当下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发射将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所展示的是新中国第一支导弹部队和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发展进程。但其叙事的焦点却主要集中在发射将军——酒泉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上。作者选择了李福泽人生历程中最具戏剧色彩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中这段时间，对其人生命运和人格魅力做出形象、细致而又生动的刻画。而这种视角选择和刻画方式，又深深地打上了李鸣生近些年来对于报告文学文体进行深入探求和革新的烙印”^[31]。

（三）《震中在人心》的创新与意义

如果说，《国家大事》与《发射将军》等集中描写某一典型人物的作品体现了作家从以事件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移，那么，《震中在人心》^[32]则又进了一步，即体现了作家从以“人”为重点向以“心”（精神、人性、生命）为重点等方面的深入掘进与审美发展。而这一点，不只标志着李鸣生个人创作的全新发展，而且代表了当今报告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向，即报告文学的“向内转”。它进一步说明：报告文学不只能反映外在的社会事件与时代政治，而且能表现内在的精神品质与心灵世界；不只能在“宏大叙事”中表现时代政治的民族史诗，而且能和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深入、细腻地建构其“人”的“心灵史”。因此，报告文学无论在叙事形式还是在人物描写等方面，都不再逊于小说等而具有其独立品格与文体地位。可以说，这是该作最大的创新与意义所在。

的确，在反映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创作中，《震中在人心》是最扎实、厚重，最有特色者之一。它不只标志着李鸣生的创作从“天上”转向“人间”、从“人事”转向“人心”，而且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他在创作上的全新发展与突破。即它不只是简单的题材拓展，而是在思想立场、情感思维、叙事风格和文本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与革新。首先，在构思立意上，它不只是突破了一般的“抗震救灾”的传统模式，即弘扬民族精神、表现“多难兴邦”等，也不只是一般的“以人为本”，而是“以心为本”，从人心、人性与生命的角度切入，将视点“聚焦在大地震对人心的震撼与重创上”，既表现灾难对民族心灵与个体生命的深重伤害，也挖掘“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李鸣生是在自己充分的主体发现感受和理解中面对并描述地震灾难的。他的作品中，既包含了自己作为一个四川籍作家，对家乡发生地震灾难的悲痛和忧伤，也突出地表现了一个作家以自己的眼光发现、感受、理解和描述地震灾难的个性。在这样的作品中，地震是同人们的生死命运，同人们的独特感受，同文学细腻、真实、深刻的表现浑然一体。”^[33]因此，所谓“以心为本”和“向内转”，主要是指作品无论是表现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影响，还是民族与人类在灾难中所显示的坚强和大爱，都从生命、精神与心灵的角度切入，或者说，都着重挖掘与表现心理的微妙、人性的复杂、精神的伟大与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不仅超越了作家本人以往的创作，而且也超越了其他同题材创作并与它们区别开来。如在反映汶川大地震的大量创作中，不少作品都采取传统的方法与模式，即主要通过“抗震救灾”表现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即使如赵瑜的《晋人援蜀记》、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阮梅的《汶川记忆》和朱玉的《巨灾对阵中国》等较有特色和影响的作品，也要么从外地支援与民间行动的角度表现民族精神，要么从少儿成长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角度探讨问题与对策，相对来说，它们的角度与方法仍较单一，深度和力度也仍然有限。而《震中在人心》则不仅材料更扎实厚重，视角和方法更新，而且手法更多样，形式更独特，表现更全面、深刻、有力。它全方位、多角度地写了更多人物，探讨了更多问题，也表现了更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它不只简单地反映了军民的抗震救灾，而且写了他们在救灾中的感受、震撼与人性表现；不只简单地歌颂民族精神与人间大爱，而且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问题的复杂；不只简单地写灾难惨状，而且写了心理干预、精神重建和人与自然等。

其次，与此相关，它在文本形式与叙事风格上，不仅更注重主体参与、心灵体察与平等对话，而且更注意典型细节与事例的选择、提炼，因而在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探讨上也有突出贡献。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将论及，此处从略。

最后，还有一重要之点，是它在文体形式上也有创新与追求，即采用“图文结合”的“摄影报告文学”形式。应该说，在作品中穿插图片，这是近期来文学作品中的常用形式，报告文学创作也不例外。但《震中在人心》与众不同，它不是一般的为形式活泼、版面生动的点缀，而也是作品内容与阅读的有机部分；它既与文字内容同步，也与文字内容互补；它不仅比一般的图片更多、更有针对性，而且更有系统性与连贯性。因此，在作品的结构安排与章节标题上，它干脆不用章节而只用“镜头”，即全书不是25章而是25个“镜头”。而这一切，又源于作家主观上的自觉追求，即有意识的文体创新。这一点，我们从作家本人的概括中能更具体、清楚地见出：

第一，我想逃避概念写作。……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的东西全是概念化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或多或少也有。甚至时至今日，概念这个东西仍然很难从我们脑海中剔除。比如一写汶川大地震，脑子里很可能便装上了“抗震救灾”这个概念。因此如何逃避“大题材”概念化的写作，我想在本书中做点探索。

第二，我想有点儿属于个人的思想。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个思想家。思想的基点是对历史客观的审视与真诚的反省；思想的意义既属于个人也属于人类。我不是优秀的作家，但写汶川大地震我想尽量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立场、独立的思想。在这个信息、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留给报告文学的空间不多了。如果说记者留下的是新闻，作家留下的就是思想——哪怕这个思想尚不成熟。而报告文学能继续存活的唯一理由，也是思想。因此面对这场大劫难，我想用自己的脑袋想点问题。

第三，我想尽量说点真话。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前提。但报告文学走到今天，或者说今天的报告文学，如果还仅停留在“内容真实”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恐怕已经不够了，也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在我看来，真相比真实更为重要；与其强调作品的真实，不如强调作品的真相；而不管真实还是真相，均取决于作家是否虚假，是否讲真话。因此，在我看来，作家的真实比作品的真实还要重要！……

第四，我想让报告文学的叙事有点变化。近10年来，小说的叙事发生了较大的革命，报告文学的革命却缺乏变化。尤其是一些写所谓“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几十年来基本都是传统意识，“主流叙事”；作者总是有模有样、捏腔拿调、卷着舌头说话……因此写作本书时，我想用现场视角、全知视角叙事的同时，也借助当事人的视角参与叙事，并尽可能把传统的“主流”叙事转化为作家个性化的叙事，让作品呈现一种客观的、立体的、多层次的、交替递进的叙事风格。

第五，我想在文本上做点尝试。报告文学不仅需要思想的革命，也需要文本的革命。随着影像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字在影像面前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底气不足。……于是我想到了图文结合，让照片客观纪实，融入创作，参与叙事，成为文字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于是便先有了照片，后有了文字，而不是先有文字后有照片，文字、照片两张皮。^[34]

从以上引述中，我们不但窥见了《震中在人心》不同凡响的革新与特色，而且再次领悟到：李鸣生的确是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作家，他力求既不断超越自我，也不断超越别人——“过去，他的作品多以叙事、解密信息见长并引人关注，作品中也包含了不少对科学领域的世界化解读和历史的反思内容。如果说他那些作品还明显地受到历史的约束和事件的牵制的话，这部作品就明显是更多的独立选择和书写了。”^[35]

事实的确如此：它的确体现了作家“更多的独立选择和书写”，尤其是体现了其从“以人为本”到“以心为本”等向更深刻、细微处发展的创作倾向。如作品写道，“在这场大地震中，出家人变得更真，佛心变得更善，这一真一善，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风景，佛性的光辉。在大灾大难面前，出家人虽然身在化外，却心系红尘，信仰不同，但爱心相同。无论是僧人、尼姑，还是道士，或施勇，或行善，或布道，虽皆为出家之人，但都是人——原原本本的真人。而人，不在于入世，不在于出世，不在于山下，不在于山上，不在于衣衫，不在于外表，而全在于内心——在于内心的修行与历练”；“只要人人心中充满爱与善，人就是佛，佛就是人”！类似这样的描写和议论，作品中比比皆是，包括人在灾难中所受的心灵伤害与精神刺激，以及所表现出的人的诚实、坚强、勇敢和恐惧、自私、脆弱，等等，所有人性中的优劣全都表露无遗。

当然，所谓“震中在人心”和“以心为本”等，更主要的还是指作家从医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角度，揭示地震灾难给人带来的心理与精神的痛苦和伤害，同时也包括了作家在写作方法与叙述风格上的用“心”体会和以“心”感受，即感同身受、悲天悯人等。因此，作品不仅写了家长们的心灵痛苦与对死难孩子们的悲切悼念与执著寻找，也写了幸存孩子们的心灵伤害与疗治；不仅写了诸多精神病态、精神病人与心理干预和精神救治等，尤其还写了不少作者的心灵感受与思想体会。如作品写道，不少孩子晚上做噩梦，被惊醒后浑身发抖；尤其是那些曾埋在废墟下被救出的孩子，百分之百都有心理创伤——总之，地震对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摧残，远大于对物质和身体的摧残；地震中创伤最重的是人，人群中创伤最重的是孩子，孩子创伤最重的是心灵！此外，作家还写到，每当面对那些精神病人，他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从而质问天地良心何在；写到某些家长对失踪孩子的苦苦寻找时，作家认为，他们是在寻找一种亲情、一种希望、一种可能。还有，解放军挖尸体、找尸体、埋尸体等与死人打交道的活，“难在心里”，“也苦在心里”；不仅是个危险活，还是个“良心活”、“细心活”、“伤心活”。

总之，的确如作家所说，《震中在人心》是将重点“聚焦在大地震对人心的震撼与重创上”。而就其整个题材选择和创作发展而言，李鸣生的报告文学也的确是从“天”到“地”，从“人”到“心”，从整体上呈现出“天—地—人—心”、不断深入的结构与特色。

二、重建“崇高”与精神承担

随着传媒时代和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文学日趋边缘化，私人化、网络化写作日渐盛行，出现消解理想的世俗录像、嬉戏人生的痞子形象、感悟宗教的理念演绎等现象。正如有人所言：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少炫奇和刺激”，而独独缺乏“匡正时谬，重铸民魂”。^[36]这种“躲避崇高”的极端走向，使得真正有风骨、有分量的优秀作品成为稀物。实际上，“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7]；文学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因为，“社会的文化建设应该承负一个社会的理想，应该激发人性的崇高，应该弘扬人对崇高的追求，并以此涵养人内在的善性和对德性的追求，使人获得人性品质的提升。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必须承负起的文化精神使命”。^[38]而以李鸣生为代表的科技报告文学就正是这样：它和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等一样，即使在商业化、世俗化盛行的多元时代，也“守望并解读沉重”，恪守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执著追求宏大叙事、史诗风范与“崇高”品格，甚至自觉承担起寻找英雄与重铸民魂的重任。这确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的。

的确，早在新时期初，在以徐迟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教报告文学热潮中，作家们紧扣时代脉搏，及时发现和热情歌颂了知识分子不畏艰难险阻、不计生死荣辱，为攀登科学高峰而奋勇献身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而至20世纪90年代后，“崇高”的内涵在李鸣生、徐剑、文乐然、王宏甲等作家笔下又有新的提升和建构：“如果说7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报告文学主要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价值的话，到9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已上升到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高度。”^[39]它们多以全球眼光，将人物放在世界、民族竞争的大格局中来考察，为科教兴国、民族振兴呐喊，从而将报告文学弘扬时代与民族精神的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更震撼人心的“崇高”力量。这方面的创作，尤以国防高科技题材表现最为集中，其中又以李鸣生最具代表性。具体来说，李鸣生创作中的精神承担集中表现在“航天精神”、“抗震精神”与“科学精神”等方面。

（一）“航天精神”与民族自强

如前所述，李鸣生的“航天系列”以航天事业走过的艰难历程和几代航天人的强国梦为中心，抒写中国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着力表现了我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如《走出地球村》通过“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艰难上天，生动再现了从1958至1970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全国上下为卫星发射拧成一股绳，团结奋斗，成功研制和发射中国历史上第一颗卫星的史实。这颗寄托着当代中国人的“强国梦”、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卫星，向全世界显示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重塑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正如有人所说：“‘中国航天’这四个大字，在最近的几十年内，给我们这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民族带来的自尊与自豪、兴奋与激动、理想与憧憬实在是太多、太强、太可宝贵了。靠着它，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荣耀；靠着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早已被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话才变作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共识。”“这四个大字几乎成了民族自信力的一根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柱。”，^[40]因此，“作品的意义已超越了‘航天’及‘史’的范围：作为历史，它是发人深省的明鉴；作为精神观照，它给我们提供了值得品味的对象；倘若作为一种让人怀念的民族自豪，那便是值得思索的自豪，便是谋求更大自豪的自豪”^[41]。《远征赤道上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解密》（《远征三万六》）也是这样，作品通过对为争取“太空中的联合国席位”、力保中国太空通信权而进行的发射这一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的叙述，也奏响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时代强音。在作品中，读者感受到的是发展通信卫星迫在眉睫的形势，是生存空间和信息交流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在这民族存亡关头，我国一支数千人组成的航天大军，在“天是罗帐地是床/大凉山下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的艰苦条件下，向赤道上空进行了长达14年的大远征，终于完全自力更生地把自己的通信卫星送入太空，从而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无疑，这也是一首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歌；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形象，感悟出的也是一种吃苦耐劳、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风雨长征号》也是这样。作者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书写了抢占历史机遇，争取再次腾飞的中国航天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从“洋火”到火箭，从发射国产卫星到发射国际商业卫星，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步履是蹒跚而艰难的。特别是当“长征号”火箭发射“澳星”、“亚太2号”卫星、“708”国际通信卫星等相继失败后，面对国内外的指责和谩骂，中国航天人顶住压力和打击，转变观念，锐意改革，发愤图强，苦苦拼搏，终于创造了连续24次成功发射的骄人成绩，同时还成功发射了四艘“神舟”号飞船。因此，“长征号”在国际上的震撼力和影响度，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世界航天界的一道独特风景。正因如此，作品认为，“长征号”是我们民族力量的象征、挺拔的象征、智慧的象征、精神的象征！对于《千古一梦》，人们则认为，它不仅是一部有关太空之旅的揭秘之作，千古一梦的重温之作，更是民族精神的弘扬之作，社会政治的思考之作。作品在展现中国载人航天的艰难历程、讴歌伟大航天精神的同时，还寄寓了作者理性的历史反思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把中国航天事业的最初梦想与最终梦圆写得酣畅淋漓、荡气回肠，将深沉的历史感、理性的科学精神与热烈的诗情融为一体，成功地描绘出了一幅中华民族震古烁今的飞天图。^[42]

当然，除“航天系列”外，《中国863》与《国家大事》等也突出表现了其强烈的民族精神。这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其拼搏与献身精神来表现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两弹一星”题材创作以来甚至是自《哥德巴赫猜想》以来的传统。总之，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创作立体、多面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当代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与风貌，集中体现了崇高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从而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精神的滋养和情感的震撼。这是继徐迟等人以来科教报告文学的又一次精神承担！

（二）“抗震精神”与家国大爱

当然，不只是“航天文学”等国防高科技系列，李鸣生的其他创作也是如此：也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与“崇高”美。如在《震中在人心》中，作者思考的是：“大地震令人心碎，心碎之后如何重构心灵的家园？大地震让人心痛，心痛之后痛出什么样的国民，痛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为什么在大难之时才轰然闪现？假如没有汶川大地震，今后灾难也不再降临，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难道就永远不见天日、深藏心底吗？”^[43]因此，作品通过众多的人物与事例，从各个不同层面，在揭示灾难对精神与人心的深重伤害的同时，又深入、细腻地挖掘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与坚强伟力。如成都市广播电台交通台播音主持孙静，在没有接到官方通知而不能正式报告有关“地震”消息时，她不但不慌忙逃命，而且还冒险坚守岗位，镇静、“策略”地发出成都的“第一个声音”：“这声音没有说‘地震’两个字，却传递了地震的信息，这是孙静的智慧；这声音没有传染地震的恐怖，却预示了大难来临的危险，这是孙静的聪明；这声音听似自然亲切，温柔平和，却迅速敏捷，沉稳有力，这是孙静的冷静”——总之，孙静表现出的是一种“生命的从容”。又如陆航团团长余志荣——

他的家乡就在汶川，就在离汶川10公里一个叫龙溪乡的村寨。龙溪乡山清水秀，景色迷人，尤其是那风情万种、神圣古朴的羌族碉楼，从小就令他流连忘返。余志荣是家中的老大，家乡还有老妈、老爸，以及6个弟妹，一共8个亲人。地震降临那一刻，他很想知道家中8个亲人的情况——是生，是死？是伤，是残？

…………

在此后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余志荣每天驾机低空飞过自己的家乡，不是送去物资，便是拉走伤员。……而在这七八天时间里，余志荣的父亲、母亲以及6个兄弟姊妹，一直杳无音信，他也顾不上联系。从内心来说，他每次低空飞过自己的家乡，都很想多看一眼家乡的废墟，多看一眼废墟上是否有自家倒塌的小房，多看一眼废墟上（里）是否埋着自己的亲人。他如果要这么做，就像一个司机路过自己的家门，稍稍一抬脚，轻轻一刹车，只需短短一分钟！但他是穿军装的飞行员，他是陆航团的团长，他知道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盯着汶川，全中国都在盯着陆航团！所以他既没让自己的飞机在家乡的上空悬停一秒，也没让自己的眼睛往废墟上的家中多看一眼！他不是不想停，而是刻不容缓；他不是不想看，而是不能分心！……因此那一刻，余志荣心里涌起的，完全是当年项羽面对乌江似的豪迈与悲怆！

在这里，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和饱满的深情，抒写了军人的奉献与悲壮！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表现出人间真情与民族大爱的军人，在抗震救灾中比比皆是。因为，在余志荣所在的陆航团，有7名飞行员的老家都在重灾区，在执行各种任务时，他们数十次驾机飞过自己的家乡，却没有一人把飞机停在自家门前，下去看一眼自己的亲人或倒塌的房屋。甚至为了排除悬挂在灾区人民头上随时可能引爆的“原子弹”——唐家山堰塞湖，还担当了完全超乎人们想象的艰巨任务：用直升机运送炸药、雷管、汽油！因此，作家忍不住这样感叹：“是的，为了人民的安全，不顾自己的安全；为了人民的生命，不惜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中国的军人！而军人，这个一向高大神圣而又总是一路唱着挽歌的名字，在这场大劫难中，又再一次变得更具体、更实在了！”

类似这样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军人，还有黄继光团的团长文东、参谋长彭元军，炮兵营营长叶恒星，排长汪继敏、向东等。然而，尤其使人感动和震撼的，还是作品所挖掘和描写的众多底层“小人物”。如《镜头22大山里的小背篓》所写的关于小背篓与五位女性的故事，就不仅让人触摸到了生命的顽强与从容，而且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之坚强、伟大与人性之美好、崇高。如某妇女的丈夫和小孩在地震中死了，她独自一人，每天4点起床去很远的地方捡废纸箱，以此来维持生存；三个用背篓捡矿泉水瓶的老寡妇，“豁达开朗，无忧无虑，好像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苦都吃过了”。尤其是80岁左右的王老奶奶，其遭遇更为悲惨，其表现与行动却更令人“感动和震惊”。她婚后第三年，丈夫死了，留下一个6个月大的儿子；等儿子长大后有了孙子，她又用背篓将孙子背到学校；大地震中，房子垮了，儿媳死了，儿子失踪了；她到学校去找唯一的孙子，发现解放军已把她孙子找到，但已经死了。解放军问她对安放孩子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不能再活，这孩子你们就别管了！赶紧去救那些还活着的孩子吧！说着，她推开班长，用围裙把孩子一裹，抱起孩子，一下放进背篓里，像放下一个刚刚睡着的婴儿，又像搁下一捆刚刚捡回的柴火：“老奶奶肩上背起的，哪里是灾区百姓的不幸与心酸啊，而是一个民族5000年的沉重与苦难、顽强与坚韧！”事实的确如此：从这位老奶奶身上，我们联想到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韩大娘；从其他几位大妈以及更多的百姓身上，我们也联想到了报告文学《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中的众多普通烈士家人——她（他）们对死亡与苦难的从容淡定，是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大爱！她（他）们用背篓背起的，不只是生活的艰难与生命的沉重，而是“人格的大山”和民族的“顽强与坚韧”！

这一点，也同样表现在作家此后追踪报道汶川大地震的《绝地重生，再重生——四川灾后3年见证》（《光明日报》2011年5月13日）等作品中。如在该作中，作家这样深情地写道：他从杨大姐等劫后余生的“最底层的普通村民”身上，“不仅看到了坚韧，还看到了信心。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面前，一个平凡的生命居然还能如此坚强，如此勇敢，如此开朗，如此乐观——了不起啊！”“这就是灾民。这就是四川人。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我坚信，有他们在，明天就在！”

（三）“科学精神”与理性批判

在李鸣生报告文学创作所体现的重建崇高与精神承担中，除航天精神与抗震精神外，还包括科学精神、理性批判与学理特色等。这一点，除“航天七部曲”外，还集中体现在《国家大事》、《中国863》和《全球寻找“北京人”》等作品中。

首先是对国人科学精神的启蒙与呼唤。所谓科学精神，不只包括对有关航天科学与国防高科技知识的宣传普及，更重要的是通过其人物与事件的描写，使人们了解和认识了什么是科学家、什么是“科学精神”等。与此相关，在作品的内在结构与叙述风格等方面，也表现出包括知识性、学术性与逻辑性在内的学理性。如《全球寻找“北京人”》以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丢失与寻找为线索，穿插中外众多科学家的事迹和一些珍贵照片，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反映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尤其是科学文明史，并以此告诉人们：今天需要寻找的，不仅仅是失落的“北京人”，还有“被岁月湮没的文明和失落的精神”，“被战争破坏的一种文化，被愚昧埋葬的一段文明，被野蛮摧残的一缕希望，被无知遮挡的一线光明，以及数十万年前先祖们克服千难万险开拓人类文明历史的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和求索精神”（《后记：为什么要寻找“北京人”？》）。正是如此，该书的编辑们认为，该书有九项新突破。^[44]而这些“新突破”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历史学”的，即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意义；而作者的贡献，也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历史”的，即经他长达15年的艰辛努力，初步揭开了“北京人”失踪之谜的神秘面纱，使许多历史迷雾逐渐清晰起来。也就是说，《全球寻找“北京人”》的首要价值在于其史料性与学术性。这也再次有力说明了当今报告文学的“学理性”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又如《千古一梦》，不仅重点介绍了美国、苏联和中国等世界载人航天工程的历史，包括其成败得失与艰难复杂以及相互竞争等，而且还具体描述了有关载人航天工程的七大系统，航天员的选拔、训练（包括其超常心理承受能力与“魔鬼训练”等）及其上天与落地等内幕，尤其是条分缕析地论证了“我国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中央为何迟迟不拍板”，以及“主战派”与“反对派”、上（载人）飞机还是上飞船等各观点、意见间的论争。而这种决策中的慎重、反复与论争，包括“反对派”的意见，作者认为，也正是其“科学精神”的表现。因为，“一个科学家的生命意义，不在于最终是否发现了真理，而在于不断地探索问题、提出问题。科学精神的本质，也并非总说‘是’，还要敢说‘不’，尤其是在权威、权势面前，更要敢说‘不’”！因此，反对派也是对国家充满忠诚——另一种形式的忠诚，我们也应该对他们充满敬意。而在《中国863》、《国家大事》与《风雨长征号》等作品中，作家又一再强调：“科学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沉重的一个角色，科学家的人生是与众不同的另一种人生”，其中航天科学家的角色更“沉重”，航天科学家的人生更“与众不同”。

当然，科学精神又与民族精神紧密相关。如《全球寻找“北京人”》中的“北京人”，一直被作者称为“老祖宗”，从而被赋予了一个“自我”的象征意义。这个自我，是指人类文明发展背景下的“人类”本身，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对“北京人”的追寻，也是作为人类整体对自我认识的追寻。正如李鸣生在作品后记中所写：“‘北京人’的丢失，固然与日本人的侵略有关，与美国人的保管不慎有关，但与中国人自身又有没有关系呢？若是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若是当年的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强大得至少能够抵御日本鬼子的侵略，强大得至少能够看管好自己的‘北京人’，那么想想看，还用得着担心‘北京人’被偷、被抢、被砸、被毁吗？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漂洋过海把‘北京人’运到美国去保存吗？而‘北京人’的命运又何至于今天这个样子呢？”^[45]

同时，科学精神也是与航天人的奉献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无论在“航天七部曲”还是在《中国863》与《国家大事》等其他高科技题材作品中，也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实际上，作家都是将传播、普及科学知识与弘扬拼搏、奉献的民族精神紧密相联系的。如《千古一梦》写道，在酒泉发射基地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酒泉基地、工程兵某部、空二基地等单位近600人的遗体或骨灰。其中有元帅、将军、战士和家属。如元帅聂荣臻，酒泉基地第一、二任司令员孙继先、李福泽，以及航天专家刘德普和胡文全等。他们把热血融进了戈壁，把忠骨埋在了大漠，将生命化作了墓碑。这近600座墓碑，既是中华民族飞天梦的缩影，也是基地发射历史的见证。

其次，科学精神与学理特色也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如《中国863》立足国家与民族的高度，放眼世界与未来，围绕中国的科技进行整体思考，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时，作品信息量大，专业性与知识性强，尤其是对生命科学、自动化和电信等科技，用通俗语言形象地说明了它们在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全球寻找“北京人”》就寻找“北京人”这一行动而生发出的对有关“生命”、“寻找”的议论，也颇具人生哲理和启示意义：“生命的过程何尝不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一部寻找的历史？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踏上了漫漫寻找之旅……人间的希望，尽在寻找之中。”^[46]又如《千古一梦》写航天员翟志刚的情商时，引用美国心理学教授的理论与概念，认为情商是一个人重要的生存能力指标，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关键的品质因素；认为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关键，是情商而不是智商。于是有人创造了一个公式：成功等于百分之八十的情商加百分之二十的智商。这个公式可理解为，智商再高而情商不高，未必成功，即便成功了也不一定能持续成功；而智商不高但情商较高，则易于成功。这种关于“情商”与“成功学”的理论，的确具有较大的学理启发意义。

最后，科学精神与学理特色还表现为对社会时弊的针砭、对世俗腐败的批判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就是说，在李鸣生的创作中，其科学精神又是与文化启蒙、现实批判的理性精神紧密相关的。如果说，在“航天七部曲”和其他有关高科技题材的创作中，李鸣生还主要是在宏大叙事中彰显民族英雄、弘扬民族精神的话，那么，在《震中在人心》中，作家在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的同时，就更多地渗入了其忧愤深广的人文关怀与理性批判，即对时弊的针砭、对现实的干预和对政治、教育、科技、人生等诸多问题的深沉思考。而这一点，也正是该作超越其他同类题材创作的深刻、厚重之处。如作品在讲完孙静的故事后这样写道：孙静在那一刻为什么没有跑？是性格使然，还是职业习惯？是天生造就，还是后天养成？是胆魄过人，还是本能反应？总之，汶川大地震把这个普普通通的成都女孩抛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欣赏，让我们品味，让我们评判；同时也让我们反省：

——假如新闻工作者都能恪守职业道德，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敢于站出来，讲出应该讲的事，说出应该说的话，现实的中国，会是怎样？

——假如国家公务员都只对工作负责，而不对某个“领导”“负责”，明天的中国，将会怎样？

——假如中国56个民族、13亿人民都说真话，都做真事，中华民族在世界人民的心里，又会是什么形象？

又如写解放军救人时，不只写他们的英勇牺牲，也写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经验教训：首先是害怕，其次是缺乏经验，三是缺乏救人工具，四是有前所未有的尴尬、无奈甚至委屈。同时还写到：在灾区，埋死人是最重大、最突出、最尖锐、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其中如许多家属——主要是学生家长——坚决不同意马上掩埋尸体！他们“要借尸还魂，借尸理论，借尸讨个说法，借尸严惩腐败分子，借尸追查豆腐渣工程”！的确，“汶川大地震，倒塌最多的是学校；伤亡最惨的是学生；创伤最重的是家长”！由此，作家从学校教学楼“垮得很特别，垮得很微妙，倒得很奇怪，倒得很蹊跷”的现象中，揭露“豆腐渣工程”背后的腐败以及对教育不重视、投人少等问题。如从废墟中“比筷子还细”的钢筋，发出“谁来擦掉这些钢筋上的血迹？谁来抹去这些钢筋上的泪痕？”的诘问；从废墟上“最令人心寒的”书包，联想到它们从今往后“背”在家长的身上，“装满了伤痛与牵挂，泪水与悲伤”；尤其是从废墟上“最令人反省的”作业本，发现“死亡的学生多数都是平时课本抱得最紧、作业完成最好、最听老师的话、最遵守课堂纪律、从不逃课的好学生”，进而联想、追索到有关人才培养与教育体制、模式、方法、内容等问题。甚至，作家还将思维的触角伸向更深广的时空，思考了有关“人与自然”等问题，质问：“连魔鬼都能放过的狗，人怎么还不放过？大地震导致的灾难，凭什么要让狗来承担？到底是天残忍，还是人绝情？”

尤其是作家从地震灾难所导致的精神病患者身上，引发出对苍生百姓生存与发展的绵长忧思，更表现出作家深重的理性批判与主体的“庄严虔敬”——

每当望着这些受灾群众，我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地震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一切，上苍为何还要让他们失去一个人最起码的正常的精神？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天地良心？有，在何方？在哪里？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如此艰难，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要继续生存下去，又该是何等的不易！……

还有，作家从灾民用香烟盒或小纸片让解放军为失去联系的亲人传递信息这一细节，联想到21世纪的信息社会：在美国，只需3秒钟，总统的指令便可通过天上的通信卫星传至连队；在中国，在大地震后的汶川，却只能靠从废墟上捡起的香烟盒或废纸片来传递信息，并且这些涂抹在香烟盒或废纸片上的信息，是通过直升机的冒险飞行才传递出来的。对此，我们应该思考与反省的又是什么呢？无疑，作家在这里忧思的，也是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强盛。

三、寻找英雄与典型叙事

新时期之初，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科教报告文学，从不同角度记录了科学家艰难的人生道路，描写了他们为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的动人事迹。到20世纪90年代，以李鸣生为代表，一方面继承以往传统，继续肯定了科学家们在困境中执著事业的献身精神和爱国精神；另一方面又紧跟时代步伐，着重写了科学家们的战略眼光与创新意识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所写的不再是陈景润那样埋头书斋的学者，而是走向市场、与企业结合的科学家；突出的不只是他们的爱国与奉献，而更强调其超前眼光与人生智慧等。在这方面，李鸣生和王宏甲等作家一样，将人物置于时代与历史的重大事件和进程中，在对人物独特生存状态和精神旅程的抒写中，说明他们不仅有报国之志，更有强国之才，他们是与时俱进的新的时代英雄。而正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绘，作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科教兴国、科技强军等作出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时代精神等也作出了重新阐释。当然，在作品中，这两方面又是紧密相连、水乳交融的。这一点，在李鸣生的《风雨长征号》、《千古一梦》、《国家大事》和《发射将军》等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

首先，与徐迟等前辈作家一样，李鸣生又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批科学家形象，尤其是航天事业中的科学家群体。这些科学家当然也有李四光、陈景润那样的爱国与奉献，但不同的是，他们除具备更多的“航天”等国防高科技的“专业”特点外，更带有当代改革开放与商品经济的时代色彩；同时，由于李鸣生的创作大多是长篇，比徐迟等的短篇更便于深入、细致地描写人物，因而这些形象比以往更鲜明、典型，也更具时代特色。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风雨长征号》中的刘纪原等。

《风雨长征号》虽然总体上以叙事为主，着重写中国航天事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艰辛历程与英勇悲壮，但其叙事是与人物描写紧密相关的。因此，作品描写了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工程技术人员的大批人物，其中最鲜明、突出的当数刘纪原、黄作义、王永志等专家。而作品正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具体描写，才使其以为国奉献、团结拼搏、开拓进取、走向世界为内涵的“航天精神”与“文学性”得以有机统一而相得益彰。当然，人物形象中写得最集中、感人的还是刘纪原。刘纪原作为航天部副部长、航天总公司总经理，是整个中国航天事业改革变轨、走向世界、发展壮大的统帅与关键人物之一，因此，“航天精神”也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深刻、完美。为了深刻揭示他的崇高精神与顽强意志，作品首先写了他的革命家庭与苦难经历，说他的人生道路如同中国的火箭史一样，总是波澜起伏，曲曲弯弯，并始终与“革命”二字生死相连，说他天生就是那种喜欢攀登的人。在以后的章节中，作品又通过他坚决支持“长2捆”火箭上马、失败时主动承担责任和寻找丢失的儿子等事件与细节，从各个侧面分别表现了他襟怀坦白、科学民主、忍辱负重和无私奉献等精神品质。其中写得最多也最细腻、感人的，还是有关刘纪原与他的弱智儿子的文字。正是这些充满人情、人性的动情描写，才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鲜活饱满，才使“航天精神”真实可感、深刻动人，也才使作品既雄浑悲壮又柔婉缠绵。从他们身上，我们的确看到，作者以满怀深情与崇敬的细腻笔触，从个人与国家、家庭与事业以及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在深刻揭示中国航天人美好的人情、人性的同时，更突出了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航天精神”，更挖掘出了民族所具有的坚强伟力：他们具有比常人更多的付出、奉献、牺牲与无怨无悔，具有比常人更多的执著、顽强、坚韧与崇高境界。从这里，即从作品主题、人物与风格的角度而言，《风雨长征号》也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作者以往“航天四部曲”的传统，而且继承和发展了以往《中国863》与《国家大事》等作品的传统。从《飞向太空港》到《风雨长征号》与《千古一梦》等，从朱丽兰、蒋新松到刘纪原、黄作义等，不仅构成了李鸣生完整的“航天系列”与科学家群体，而且构成了自新时期以来科教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二座高峰。^[47]

的确，因李鸣生的报告文学以“航天文学”为重点，因而其创作中也再现了更多的包括科学家在内的航天英雄。如在《千古一梦》中，作家又真实、细腻地写了戚发轫、王永志等科学家和杨利伟、翟志刚等航天员。与其他科学家不同的是，航天科学家的确承受着更大的压力，的确更需要无私的奉献。因而作家不仅从发射的紧张与失败的压力，而且深入其家庭与日常生活深处对此进行了深刻揭示。《风雨长征号》写刘纪原是这样，《千古一梦》写戚发轫、王永志等也是这样。如作品写到，“神舟三号”飞船因故障问题被迫推迟后，飞船系统承受的压力大，而作为总设计师的戚发轫的压力更大。本来，“神舟二号”返回失利给他造成的压力已够大了，不料祸不单行，“神舟三号”再次受挫！他的心痛到了何等滋味可想而知。而他的“心痛”不只来自工作的受挫，还加上了家庭的不幸。他结婚41年，一直埋头忙工作，忙了导弹忙卫星，忙了卫星忙飞船，不仅家里的大小事务全搁在妻子身上，而且几个儿女出生时他都不在妻子身边。甚至他的父母及弟弟有事从来不找他而找他老伴。老伴肺癌晚期住院化疗时，“神舟二号”发射在即，医生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但他不得不走。老伴走后，他把悲痛深藏心底，又带着“神舟三号”飞船的队伍匆匆赶往发射场……又如写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

从近程导弹、中程导弹、洲际导弹、大推力火箭再到今天的载人航天，他一路走来，默默无声，默默奉献，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想过自己。他内心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又有谁知道呢？想想吧，国家把两百个亿的人民币交到他和他的同伴手上，搞砸了怎么办？这两百个亿可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啊！这一辈子，他不知道自己为中国设计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导弹、火箭，他只知道在历经上百次发射的血火生涯中，每一次都令他如履薄冰、心惊胆战！……

还有，如写87岁的航天界元老任新民：心里除了航天似乎再也装不下别的什么了。他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不看领导脸色行事，做事执著、专一、认真，处世平静、平淡、平和。把中国人送上天，是他自加加林上天之后就有的梦想——这既是他最后的一个愿望，又是他唯一的一块心病。

航天科学家是这样，航天工程的组织领导者也是这样：同样是肩挑重担，头顶巨压，奉献终身。如作品写道，发射场指挥长张建启的压力不光来自科学技术，还来自政治和社会以及别的方方面面。他为了干出一番事业，与妻子分居长达15年，家中父母更是无暇顾及。婚后两人的工资都很低，要赡养双方的父母十分艰难，更谈不上让老人享福。家里生炉子做饭、取暖，连煤炭都买不起，妻子只好常常领着婆婆到铁路边捡煤渣。父亲去世时，他因发射任务在身，也没回去看上一眼。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后，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他查阅资料，钻研技术，常常挑灯夜战，彻夜不眠，写下的学习笔记有几百万字，查阅的书籍和资料恐怕一卡车也装不完。还有写航天员等，也是抓住特点简要勾勒。如写杨利伟，说他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比别人多了一份淡定与沉稳。而这一点，仅仅在电视画面上或听人讲述，是很难体会到的。只有当你面对面地和他坐在一起倾心交谈，并注意他那一双始终静如止水的眼睛，你才有可能直接、真切地感觉得到。而这份淡定与沉稳，是天生的，或者说是他的基因决定的。这样的天分，再加上后天的勤奋，便造就了杨利伟日后的从容不迫与坚毅自信。而翟志刚呢，作品这样写道：什么是帅什么是酷？什么是英俊潇洒？什么是艺高胆大？什么是挥洒自如？如果你见了翟志刚，相信你会从他身上直接得到这一答案。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率真、大气、潇洒与豪放！他的微笑最具魅力，是人情、人性和美好内心世界的体现；“他坚韧、自信、豁达、乐观的性格，或者他独具魅力的情商，造就了他一个人的成功，也成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

《全球寻找“北京人”》也较全面、具体地再现了为发现和保护“北京人”而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翁文灏、胡承志和德日进、魏敦瑞等，并知人论世，对他们进行了理性的人生分析。如写翁文灏：尽管是不懂政治却又误人仕途的一介书生，但毕竟是一群“醉汉”中的清醒之人；虽一生坎坷，却至死也保持了一个科学家的健全人格；不惜牺牲专业弃学从政，但留在历史上的竟是一纸辛酸！当然，在典型叙事方面，以写人为中心的《发射将军》更为集中、突出：“作者没有空洞抽象地按照既定当代史的表述口径描述历史，而是首先专注于小，即通过描述发射将军的‘个人史’以及诸多小情节、细节和言行来建构其个体命运的逻辑线索，昭示其生命过程的清晰真相。与此同时，作者又不止于小。他并没有将‘小’的发射将军的‘个人史’的描述，独立于‘大’的中国当代史之外，而是将后者视为一种阔大的语境、背景、幕布、氛围存在，将其密布、构织于主人公命运的所有轨迹之中，以此凸显主人公的传奇性——发射将军不仅是一个爱恨鲜明、刚柔相济、个性突出的人，也是一个代表着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的‘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的领导者和开拓者。”“这是一个桀骜不驯、争强好胜、不畏强权，集正气、豪气、傲气和匪气于一身的另类人物，一个富家子弟、大学生、自愿投身革命且战功赫赫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个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勇于开拓、敢于担当等中华传统美德和现代精神于一体的有别于共和国其他将领的发射将军！”^[48]

其次，在人物描写中，作家尤其注意通过典型细节的选取和神态的描写以突出人物的性格与精神。在这方面，他显得比何建明等作家更为突出。如在《千古一梦》中，写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平常碰上高兴或伤心的事容易动情。尤其是每当看到火箭成功发射，他常常以泪洗面，泣不成声。为了确保火箭的质量，他狠抓火箭的元器件，跑遍全国60多个元器件厂家，亲自蹲在车间与工人交谈，因而有“元器件副院长”的绰号。火箭第二任总设计师刘竹生，穿衣服的标准很简单，就一个字：大！但对待火箭却心细如发甚至到疯狂的地步：有时半夜三更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他会立即翻身爬起，擂响同事的房门，拉着别人讨论，或自己跑到办公室狂画草图，如痴如醉。

写科学家与航天英雄是这样，写普通百姓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震中在人心》。可以说，全书25个镜头（章），都是对典型事件与细节的精选。如镜头2“映秀：一个不会拐弯的人”写地震给陈全君留下的后遗症是走路不能拐弯而只能直着走了；镜头3“北川：一只雪白的乳房”凸现一个女孩被地震撕裂得只剩下一只乳房；镜头12至14，通过“守望红领巾的狗”、“不再打鸣的公鸡”和“北川中学的小花猫”等，从动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特定角度，写出了地震灾难对整个自然与生物界的伤害。而镜头8“踩着死人救活人”则写道，解放军在救援中发现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画面：一家三口坐在地上，父母的双臂搭在一起，彼此头顶着头，垮塌下来的砖块、钢筋、混凝土全部砸在了他们的头上和身上；而被保护的下面的孩子，则坐在两人的中间，手抱着爸爸的腰，头靠着妈妈的胸，全身上下，干干净净。尽管孩子早已死去，身上却没留下一道伤痕，像静静地睡着了一样！如此不可思议的父爱母爱，让全连官兵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在挖掘人性的美好与民族的坚强等方面，除前面提到的写孙静的镜头4“一座城市与一个声音”，写佛教人士的镜头5“和尚、尼姑，还在山上”和写四位大妈的“大山里的小背篓”等外，还有镜头6“生命·纸片·炸药·雷管”、镜头10“替生者下葬，为死者站岗”、镜头18“北川的悲伤北川的希望”、镜头20“天使没有时间流泪”和镜头23“哑巴老人和他的老照片”等。其中写道，地震发生后，村里活下来的人都逃命跑了，但哑巴老人哪儿也不去，就天天守在已成废墟的家门口，像看守着一堆黄金，七天七夜，任何人也别想接近。后来解放军为他寻找，才知他守护和寻找的是一张结婚照——他“双手捧着那个小纸板，像搂着一个金元宝”，“一边不停地用袖口擦着小纸板的灰土，一边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也顾不得擦上一下。他们走到老人的身后，这才看见，小纸板上粘着一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两个人：左边是年轻时候的哑巴老人，右边是一位留着长辫子的姑娘”。这就说明，在哑巴的无声世界里，积蓄着多么深沉的情感，蕴藏着多么美好的人性！

的确，无论在“航天七部曲”还是在《中国863》、《国家大事》与《震中在人心》等作中，无论是写“天”还是写“地”，也无论是弘扬“航天精神”、“科学精神”还是“抗震精神”，作家都注重通过典型细节的选取和描绘，从人情人性与情理冲突等角度，凸现人物的爱国、拼搏、奉献等精神，进而突出其民族与时代精神。这就说明，李鸣生的创作不仅在宏大叙事与史诗风格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特色，而且在细节描写与典型叙事等方面也进行了成功的积极探索，从而也为我们留下了值得认真总结的新鲜经验。

四、史诗品格与艺术追求

史诗，是人类古老而不朽的、体现着崇高悲剧美的卓越精神建构，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49]作为时代见证和记录的报告文学，在审美意义上与史诗有着共通的特性。正如有人所说，“报告文学就是现代社会中取代了史诗形式而履行着史诗职能的文学样式”^[50]。这一点，除史传报告文学外，科教报告文学也表现突出。即作家们将较深刻的思想与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相结合，在较深广的时空领域里，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和反映科教战线的各个方面，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史诗特色。在这方面，李鸣生的创作也是其突出代表。他的以“航天系列”为重点的科技题材创作，是中国科技战线尤其是航天事业叱咤风云、慷慨豪迈的奋斗史、抗争史和创业史，同时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与命运史，因而“无论在其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上都已具备了史诗的品格”^[51]。与此同时，它也表现出雄浑、刚健的文学风格，充溢着慷慨悲壮的阳刚之气。具体来说，这一点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势磅礴的宏大结构

优秀的史诗性作品与史诗一样，一般都具有气势磅礴、宏伟壮阔的结构。这首先表现在时间和空间的大跨度延展上：《伊利亚特》24卷，15600多行，写特洛伊战争的十年战争历程，空间不变而时间跨度很大；《奥德赛》12000多行，也分24卷，写主人公半年内航经七海，历尽磨难返回故乡，空间的跨度很大。其他如《战争与和平》等，也囊括巨大时空，气势磅礴，结构宏大。李鸣生的创作也是这样。它首先在结构与布局上就做了自觉而有价值的艺术探求。如“航天七部曲”，以一种俯仰天地、纵横中西、穿越古今的广袤视野审视航天领域，结构恢弘，叙事宏阔，场景宏大，以系列丛书的形式描绘出一幅幅气势沉雄、瑰丽悲壮的当代航天画卷，从而完整地展现了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全过程。它们虽为七部独立的作品，主题上各有侧重，但内容互为补充，情节上也有延续性，从而共同构成了一部我国航天科技发展的通史。而《中国863》、《全球寻找“北京人”》等，也以较多的人物和较长的历史，完整地再现了“中国863”高科技计划和全球寻找“北京人”的宏大事件，从而也表现出结构的恢弘与气势的磅礴。《震中在人心》虽然所写的时间不长，但由于人物事件众多，内容丰富，且描写细腻、角度独特，因而也见出其结构的完整、宏大。

与此相关，由于李鸣生的创作题材宏大，内容繁复，因此多采用时空交错的复式结构，即同时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时间）和相关事件的横向联系（空间）来安排情节，具有纵横交错的特点。而这种结构，又由其场面广阔、人物众多、冲突激烈等所决定。如《走出地球村》整体分序篇、正文和尾声，正文又分为三部分共24章。从结构上看，是以“东方红一号”12年来从规划到升空的时间顺序为经，以国际航天竞争、国内政治风云和相关人物的命运为纬展开情节，具有典型的时空交织的结构特色，从而有利于全景式地展示以航天为中心的时代画卷。《中国863》则涉及面更广，时空交织的程度、转换的频率更高更繁密。作者创造性地以“863计划”为总纲，以各领域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典型为点，来辐射和表现各个领域的概貌，同时又将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科学家分门别类地纳入不同章节，形成主题不同的多条复线，以点、线、面织成网状结构，从而以相对宏大的结构，清晰地将运行了11年、涉及七大科技领域、规模庞大的“863计划”的全貌展现于人们面前。(www.xing528.com)

（二）内敛深沉的叙述风格

与徐迟那些“由极其强烈的感情因素构成”，“具有一种燃烧的火焰、爆发的力量”^[52]的报告文学不同，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力求对事物进行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揭示出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与心理动因，因而显得客观、内敛，有一种“史诗”特有的深沉庄严感。或者说，它始终在现代思想的理性烛照下，以清醒的深度反思、客观的细密分析向社会生活的深处探访，将独到见解与深沉情思融入生活整体的真实再现中，从而呈现出浓郁的理性美和史诗般的深沉与厚重。李鸣生这种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的共性：既是对歌颂与批判关系的进一步结合交融，也是对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急功近利与凌厉浮躁的摒弃。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表现出“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为冷峻平静的叙述”^[53]。如《走出地球村》一方面真实再现了“文革”对人才和科学家的惨烈与残暴，如火箭专家姚桐斌被乱棍打死，科学巨匠赵九章服药自杀，女厂长下放车间刷油漆，等等；另一方面，又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进行历史观照，以深刻、独到的理性对“文革”浩劫进行了解剖和批判。同时，作品在指出当时将发射卫星仅仅作为政治任务的偏执与狂热时，又辩证而理性地分析：这种“偏执与狂热”既推动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发射，也桎梏了对卫星事业所具有的更深远意义与价值的探求；既将一大批科学家推向航天事业的前台，又扼杀和摧残了航天人才的科学精神乃至肉体生命，以至破坏了航天队伍建设，阻碍了航天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一大批科学家，恰恰在这两难的夹缝中绽放出瑰丽的人格之花——正是他们的尴尬处境与忍辱负重，才使他们的形象与精神更具震撼人心的崇高与悲壮。

又如《国家大事》，通过对蒋新松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和科研事业的客观叙写，反思了“文革”对个体生命的深重、持久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并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从蒋新松这一形象，我们看到了新一代科学家在大时代中的奋斗身影、科学精神和独具光芒的智者品格与人格魅力，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沉重与艰难。《风雨长征号》也是这样。作品认为，中国首次在国际市场上树起“长征号”招牌，开创了与世界接轨的历史，但其过程“可能教训多于经验，痛苦多于喜悦，思考多于欢笑，紧张多于轻松”。因此，作品对“长征号”火箭发射“澳星”后连续五次失败的原因，从观念、体制、管理、人才与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它不护短，不隐恶，不避讳，在客观、冷静而睿智的论述中蕴涵着一种爱之切则剖之深的理性光辉，并由此生发出深沉、庄严、崇高的厚重感。也就是说，它将激情融入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将丰富深沉的情感蕴于平静、理性的叙述之中。因此，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李鸣生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愚昧与科学、狂热与进步彼此背离又相互胶着的状态，也与以往的是非分明的叙述方式不同”^[54]；它“褒，不是不顾历史真实地随心所欲地颂扬；贬，也不是毫无根据地尽情抹黑”^[55]，而是与整个世纪之交的报告文学发展同步，以更清醒、科学的理性反思，显现出内敛、凝重、深沉的总体风格。

当然，说到深沉内敛的叙述风格，应该说，《震中在人心》更为典型、突出。因为，无论从指导思想、文体探索还是从题材选择与风格形式上，作家都有意识地从“以人为本”转向“以心为本”，并力图“有点儿属于个人的思想”、“尽量说点真话”，而且“尽可能把传统的‘主流’叙事转化为作家个性化的叙事，让作品呈现一种客观的、立体的、多层次的、交替递进的叙事风格”。因而它在将人与事、情与理进行有机融合的同时，也将歌颂与批判、议论与抒情等进行和谐统一。正如作品在《序幕震中不在汶川》中所提示的——

我不想把废墟变成大厦，把悲剧变成喜剧；我不想把谎言变成真理，把哭泣变成歌声；我不想把反思变成庆典，把灾区变成秀场；我不想把鲜血变成酒水，把死尸变成活人！……我只想证明，我的眼睛曾经流过泪，我的心灵曾经滴过血，在故乡那生灵涂炭的废墟上，不仅留下了我匆忙的脚印，还留下了我诚实的反省。

（三）豪迈雄阔的意境营造

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创作具有恢弘博大的史诗气象和崇高刚健的壮美，不仅因其客观深沉的叙事风格与雄浑壮阔的谋篇布局等，还因其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着力营造了一种豪迈雄阔的意境。

首先，是借鉴戏剧影视手法描写宏大场面。如在《飞向太空港》中，作者借鉴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准确、全面地再现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历史大场面。作者先用远镜头的方式，交代了还有一小时火箭和卫星就要起飞时发射场的情景，接着将镜头拉近，以重点人物为中心，通过描写发射场上的沈荣骏，发射场两边的谢总和任总，山洞前的胡世祥，指挥控制中心大楼前的曲从治、王永德，以及草坪上的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来展现发射场上的局部场景和人物。然后又借斯坦豪尔视角，将镜头聚焦进行特写：

就在他右前方的一个花台上，笔直地站着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看起来十分瘦弱，脸上却布满虔诚，一双细嫩幼小的手掌合举胸前，双眼微闭，仰望夜空，默默地祈祷着什么。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雨水浇湿了她的脸蛋，她竟像塑在真空中一般。

接着，作者又将镜头一转，借斯坦豪尔的眼睛捕捉到一个更为震撼的远景：

漫山遍野，密密麻麻地拥挤着成千上万的人群，有姑娘，有老人，有妇女，有儿童。他们手中高高擎起的一束束用松枝做成的火把，在风雨中飘飘闪闪，熊熊燃烧，把黑沉沉的峡谷映得一片辉煌……

然后，镜头又从发射场切换到南太平洋上的“远望一号”、“二号”两艘航天测量船。如果说，在这里，作者还是隐性地借鉴了电影蒙太奇手法，来表现发射前人们紧张、期待、焦灼、兴奋的心情，那么，当真正发射时，伴随着指挥员的口令，作者则干脆直接采用剧本分镜头的写法，即“镜头之一　指挥控制中心……”、“镜头之二　发射场……”、“镜头之三　西昌。小庐山……”和“镜头之六　北京。中南海……”等，利用闪电式的叠加组合，将发射前瞬间不同地点的无数镜头定格下来。

其次，诗词的揳入使作品充满诗情画意与阳刚之美，也让文本节奏张弛有度。如在《远征赤道上空》中，为庆祝西北核试验基地地下核爆炸试验再获成功，张爱萍将军赋诗：“十年重上阳光道，飞越祁连到马兰。荟萃南山创新路，故人相见尽欢颜。”激动、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在战士们中流传的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大凉山下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以及3000官兵站在军旗飘扬的发射场，在司令员的带领下一起高唱《长征》组歌的情景，则充分展现了航天战士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不畏艰难的豪迈慷慨之情。又如《中国863》中侯云德为纪念结婚40周年的诗作：“颖质天生，双眸凝，精气盈溢。细看来，布衣藏秀，眉梢英集。历尽磨难剑锋出，壮志即酬功名毕……”也将科学家的真挚情感与美好内心跃然纸上。

最后，是运用联想和想象，借助神话、典故、传说等，使作品“抽象的感情、感受、意念具体化、形象化，使爱憎、好恶、褒贬、悲喜、哀乐等情感更为浓烈，强化主题思想，使作品意境深化，产生艺术魅力”^[56]。如《走出地球村》中对人类第一个飞天梦的遐想，古希腊关于爱琴海的传说，世界上第一个企图乘火箭飞天的中国明朝万虎的壮举，以及对富有浓厚历史底蕴和浪漫幻想情韵的“酒泉”这一充满诗意的城池的叙述，等等，均是其例。

总之，对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深刻把握，对以高科技兴国、强国、富国的新一代科技知识分子的热情歌颂，以及对国防高科技领域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全景式描绘，使李鸣生的报告文学成为慷慨悲壮的英雄史诗。

【注释】

[1]刘茵：《回应时代的呼唤》，《光明日报》1998年7月2日。

[2]柳斌：《播种辉煌·卷中耕耘岁月，笔下育人情怀——〈播种辉煌〉序》，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宋海：《从清华园到深圳湾·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4]镇泽、巍岩：《傅东缨，中国教育“巴比伦塔”的一块基石》，见《播种辉煌·附录1》，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86、397页。

[5]景克宁语，见《播种辉煌》封底，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6]方立天：《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的内涵》，《哲学研究》1991年第5期。

[7]参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9～217页。

[8]雷达：《不灭的精魂——读（敦煌之恋〉》，《当代》1997年第2期。

[9]雷达：《不灭的精魂——读〈敦煌之恋〉》，《当代》1997年第2期。

[10]李鸣生：《国家大事·附录：答编者问》，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

[11]胡殷红：《李鸣生：15年寻找老祖宗》，见《全球寻找“北京人”·附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12]黄宗英：《与人物共命运》，《文汇月刊》1982年第9期。

[13]曾镇南：《翱翔在文学与科学群山之间》，《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9期。

[14]张瑷：《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15]陈涌：《奇异的书简·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9页。

[16]参阅《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座谈会在京举行》，《当代》1996年第2期。

[17]参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9～163页。

[18]参见张瑷：《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21～229页。

[19]屠岸：《灵魂升华的记录》，《当代》1996年第4期。

[20]马相武：《随承受生命之文体变形》，《当代》1996年第4期。

[21]单复：《中国大教育文学的开拓者》，见《播种辉煌·附录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99～400页。

[22]章德宁：《书评：中国863》，见书生读吧网（www.shusheng.cn）“军旅作家李鸣生和他的航天作品”。

[23]李炳银语，见《智慧风暴·附录专家的评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427页。

[24]参见邢利宇：《纵横天地行胸臆——李鸣生创作论》，“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17日。

[25]参阅：《报告文学〈澳星风险发射〉研讨会在京举行》，《当代》1993年第5期。

[26]朱向前：《超越失败：〈澳星风险发射〉》，《当代》1993年第5期。

[27]李昕：《悠悠飞天梦，拳拳赤子情——读〈走出地球村〉》，《当代》1995年第5期。

[28]李昕：《悠悠飞天梦，拳拳赤子情——读〈走出地球村〉》，《当代》1995年第5期。

[29]雷达：《让“神舟”载入永恒——读〈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光明日报》2004年8月25日。

[30]参见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年，第62～64页。

[31]王晖：《个性凸显的艺术传达——读李鸣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发射将军〉》，《中国作家·纪实》2010年第6期。

[32]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且荣登榜首。

[33]李炳银：《5·12汶川大地震的个性文学痕迹——读〈震中在人心〉》，《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5期。

[34]李鸣生：《震中在人心·后记从天上到人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91～292页。

[35]李炳银：《5·12汶川大地震的个性文学痕迹——读〈震中在人心〉》，《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5期。

[36]见韦平：《文学走向与人文精神、时代精神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37]鲁迅：《坟·论睁了眼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4页。

[38]潘晓珍、韩沛伦：《论崇高与社会文化建设》，《福建论坛》2006年第10期。

[39]尹均生：《新中国报告文学50年（下）》，《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40]李昕：《悠悠飞天梦，拳拳赤子情——读（走出地球村）》，《当代》1995年第5期，

[41]周政保：《苦涩而辉煌的精神史——评李鸣生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文艺报》1996年5月17日。

[42]参见2009年5月22日中国作家网：李鸣生长篇报告文学《千古一梦》研讨会在京举行。

[43]李鸣生：《震中在人心·后记从天上到人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92页。

[44]见《全球寻找“北京人”》附录：《出版者手记：〈全球寻找“北京人”〉9项新突破》，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406～407页。

[45]参见邢利宇：《分明天地心》，《光明日报》2000年6月8日。

[46]李鸣生：《全球寻找“北京人”·寻找，人类永恒的主题》，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9～10页。

[47]参见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年，第66～72页。

[48]王晖：《个性凸显的个性表达—读李鸣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发射将军〉》，见《发射将军》，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10年，第497页。

[49]见黑格尔：《美学》卷三（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08页。

[50]魏天真：《再论报告文学的史诗性质》，《文艺评论》1998年第1期。

[51]李炳银：《中国航天发射的文学审视与写真》，《北京文学》1998年第1期。

[52]曾镇南：《翱翔在文学与科学群山之间——论徐迟的报告文学》，《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9期。

[53]杨颖、秦晋：《不倦地探索与创造——报告文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9日。

[54]杨颖、秦晋：《不倦地探索与创造——报告文学面面观》，《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9日。

[55]畅广元主编：《文学文化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56]李明泉：《戴着脚镣跳舞——论报告文学的想象》，见赵学勇主编：《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