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民族精神贯穿红线

第二节　精神承担

如前所述，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承担，即要为改造社会、服务人生、重铸民魂做贡献，要大力弘扬爱国、奉献等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在这方面，科教报告文学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具体来说，这一点在不同时期与不同作品中又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如在新时期初的第一次创作热潮中，它主要通过对科学家等知识分子人生命运的描写，在歌颂其爱国、奉献精神的同时，呼吁为科技人员和教师等落实政策，为他们在政治和人格等方面平反；在世纪之交的第二次创作热潮中，它主要通过对国防高科技的描写与对教育改革等问题的探讨，在继续歌颂知识分子的爱国与奉献精神的同时，又宣传和普及了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并有力推进了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在精神承担方面，科教报告文学体现了鲜明的以自强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为弘扬正气、重铸民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有力贡献。

综观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看到，它之所以能持续繁荣，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理性精神与民族精神。尤其是民族精神，可以说是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无论是对改革的讴歌还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的赞颂还是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这种民族精神始终如影随形，如魂附体，不仅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而且构成作品的内在风骨。正是这种精神，使报告文学在发挥自身文体优势的同时，比小说、诗歌、散文等更贴近时代和人民，因而也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中华民族本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坚强、伟大民族，只是在近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才落后挨打、饱经忧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而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也由此形成了慷慨悲凉的风格基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一个欢声笑语的时代。然而，为了探索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学也随之走过了一段弯路。只是在新时期开始后，中国历史和文学才开创了新的时代。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潮流，文学进入了全面反思、全面发展的时期，并由此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多元格局。然而，在这多元发展，尤其是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营养的同时，文学的根也是深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的。如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戏剧《小井胡同》（李龙云）、《天下第一楼》（何冀平），小说《李自成》（姚雪垠）、《黄河东流去》（李凖）、《平凡的世界》（路遥）和《白鹿原》（陈忠实）等均是其例。然而，在诸种文体中，最集中、深刻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还是报告文学。由于报告文学具有真实性和贴近时代生活的特性，因而它在小说等虚构文学热衷于花样翻新、形式变幻之时，更多地承担了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直面人生的任务，因而也更全面、具体、真切地表现出民族精神。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包括重德精神（重视道德自觉和人格完善）、务实精神（由儒家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无神论传统形成）、自强精神（《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突出表现为“日新”、“革新”观念和积极乐观有为精神）、宽容精神（孔子的“仁”是“爱人”，孟子的“爱物”，吞吐容纳文化）和爱国精神（关心社稷生民、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而献身），其中自强精神是核心和基础。^[6]而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就正集中体现了这一以自强为核心和基础的民族精神。这一点，首先突出表现在科教题材创作中。由于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和所从事的特殊职业的关系，知识分子更直接、深刻地体现着这一民族精神。尤其是由于中国当代特殊的历史和特定的国情，这一点就显得特别可贵和重要。因为，在当代历史中，知识分子曾经是被改造、教育或被批判、打倒的对象，但他们不仅始终坚持真理、忠于人民，而且在逆境中顽强坚持科研、执著事业、追求理想，从而表现出感人至深的爱国、拼搏与自强不息的精神。而正是通过对这种精神的揭示，作品就表现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仍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生命力与凝聚力。

如果说，徐迟、黄宗英、理由、祖慰等作家主要侧重于为科学家立传，宣传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的成就与贡献，那么，柯岩、乔迈、理由、陈祖芬、肖复兴、马继红和石湾等人的创作，则着重从反思当代政治与探讨人生理想的角度，赞美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实际上，这两方面相互交叉、渗透，不能截然分开，但在题材选择、表现方法及侧重点方面有所不同。即前者选择的大多是科学家、教育家和文化名人等，强调的是其成就与贡献；后者选择的大多是普通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其精神与素质。如在陈祖芬的整个知识分子系列中，最为突出、感人的是她写于新时期前期的“祖国高于一切”的“中国牌知识分子”，即她在肯定知识分子的拼搏、奉献精神的同时，比其他作家更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爱国精神。如《祖国高于一切》中的内燃机专家王运丰，《中国牌知识分子》中的程渊如，《人生的抉择》中的郑华明，以及林俊卿（《活力》）、陈颙（《节奏》）、王昆（《生命》）、祝庆英（《心灵》）和陈祥祯（《最佳年龄》）等，一般都经受了艰难岁月中的严峻考验，但始终没有动摇对祖国和生活的坚强信念，没有对自己所受委屈的牢骚与怨言，而只有对祖国、历史与生活的理解与热爱。在他们身上，的确集中体现了包括重德、务实、自强、宽容和爱国诸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精神。

如果说，陈祖芬主要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那么，肖复兴则更多的是突出知识分子的自强精神。他常将“小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置于当代不平凡的历史和爱情、家庭等日常生活中进行考察，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展示他们的美好心灵，挖掘其人情、人性与人生美。在这两点上，他比黄宗英、陈祖芬等更自觉、突出，因而也更有代表性。这一点，在他的《柴达木传说》、《柴达木作证》、《默默地燃烧》和《生当做人杰》中尤为突出。这几篇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曾受过中国当代极左政治的错误打击和伤害：或被打成“右派”，或被打成“反革命”，或被造成爱情与人生悲剧，在长达20年左右的被打击、遭歧视的屈辱生涯中，他们以顽强毅力与命运抗争，自尊自重，自强不息，仍执著人生，追求事业，坚持科研，终于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社会和历史的承认。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人格精神。类似作家还有理由、乔迈、孟晓云和马继红等。^[7]

这种通过歌颂知识分子的爱国、奉献与拼搏精神来弘扬时代与民族精神的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防高科技创作中也继续得到了鲜明、深刻的表现。如彭子强的《中国两弹一星揭秘》不仅写了更多知名科学家的刻苦攻关，而且写了许多普通科技人员甚至家属的巨大牺牲；不仅写了解放军战士的无私奉献，而且写了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等领导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尤其是困难时期火箭部队吃光30里沙枣叶，罗布泊“木兰村”的姑娘们成为被爱情遗忘的人，不少科研人员被累死、累病等感人事迹，更使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了“民族精神”、“民族脊梁”和“民族气节”的内涵。还有，如《奇鲸神龙》也记叙了我国科学家等知识分子解放思想、为国争光的英雄事迹，尤其是褒扬了“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火箭水下发射总设计师黄伟禄等科学家：他们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国为民负责，代表着民族的智慧与正气；《太空追踪》通过记叙我国航天测控系统从组建到不断完善、壮大，胜利、圆满完成任务的过程，也突出了科技人员的献身精神和全国上下一心、协调作战的民族精神；等等。总之，90年代以来的科教报告文学，高擎起“科教兴国”、“科技强军”大旗，浓墨重彩地书写了这一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兴亡的科教发展事业，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力图实现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比以往更为全面、具体、鲜明地突出了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这方面，李鸣生、徐剑、王家达、王宏甲与傅东缨等人的创作更有代表性。

李鸣生的“航天系列”以航天事业走过的艰难历程和几代航天人的强国梦为中心，抒写中国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着力表现了我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如在《飞向太空港》与《走出地球村》等作品中，作者以表现时代和民族精神为己任，真实再现了我国科学家在极艰苦的物质条件和偏僻荒凉的环境下从事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的历程。在这里，火箭已不仅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也不仅是人类开拓天疆、与太空对话的载体，而更是民族力量的象征，更体现着国家的地位与尊严。徐剑的《大国长剑》与《鸟瞰地球》也是这样：以宏大叙事与史诗风范，从我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与发展的特定角度，热情讴歌了其顽强奋进的民族精神。作者站在国际战略格局的大背景下，将二炮部队30多年来风雨坎坷的艰难创业，以及上至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决策层，下至揿动神秘红色按钮的导弹发射手的神奇故事，立体卷轴般地凸现在读者面前，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导弹官兵的英雄群像。作者以饱蘸浓情的笔触，生动再现了第一代导弹事业的拓荒者面对当时核大国的威胁和讹诈，不屈不挠，浩气凛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展现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当代火箭兵面对考验，竭诚奉献，把青春乃至生命熔铸于深山峡谷，为共和国铸造倚天长剑的崇高精神与质朴而又壮阔的爱国情怀。总之，作家以雄浑的气势、遒劲的笔力，通过对一代代导弹人正气、骨气、大气、志气的描写，昭示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是捍卫祖国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民族脊梁。

在20世纪90年代，除国防高科技题材创作外，还有一部描写民族“文化英雄”的作品值得特别关注，这就是王家达的长篇力作《敦煌之恋》。雷达评价道：

大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强烈魅力的、激动人心的作品，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悲慨颂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壮怀激烈。还有人认为，它把诗和散文的因素巧妙地糅进了报告文学，完成了一部诗化的报告，因而在文体上也颇有建树。这些看法我都是同意的，但我还想说，它不是一般地写知识分子，而是写了一群艺术上的殉道者，精神上的民族魂，它也不是一般地写他们如何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而写出了一条条殉道者们滴血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们习惯于把出生入死的战士称为英雄的话，那么这本书里终年埋首洞窟的人也是英雄——我们民族的文化英雄。^[8]

的确，作品生动、翔实地记述了为开发、保护、研究敦煌艺术而拼搏、奉献的几代艺术家、科学家的感人事迹，突出歌颂了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包括爱国与自强（殉道精神）在内的民族精神。在敦煌艺术的开拓与发展中，作品首先写了张大千、于右任的功绩，然后重点写了首任敦煌研究所所长、“佛爷”常书鸿，第二代传人、敦煌研究院院长、“殉道者”段士杰，第三代传人、“敦煌女儿”樊锦诗，从囚犯、农民到敦煌学权威的李正宇，尤其是重点写了以生命为代价而破译25首敦煌古乐的“敦煌乐神”席臻贯。总之，作品所写的，不再是徐迟《祁连山下》中所出现的常书鸿等几个人，而是“一支前仆后继的敢死队，有如不绝的火种，不灭的精魂，奔走在通往敦煌艺术圣殿的路途上”，“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震古烁今的敦煌恋歌。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感人的部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献给祖国和整个人类的最圣洁的礼品”。^[9]

二、科学精神与现实责任

所谓科学精神，不只包括有关科学常识与科技历史等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对科学、科学家、科技劳动、科研规律以及教育事业等方面的理解。也就是说，它与“科教兴国”的主流意识和时代政治相一致，在继续弘扬其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宣传和彰显了一种科学思想、国家意识、人类意识与未来意识。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国防高科技题材创作尤其是在李鸣生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www.xing528.com)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李鸣生为代表的科技报告文学创作热潮，是以徐迟为代表的第一次报告文学创作热潮的延续和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科教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报告文学创作的两座峰峦。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李鸣生、徐剑、文乐然、何建明、王宏甲等，以一种填补阙如的勇气和魄力，在表现科技发展、探讨科教问题的同时有意识地普及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因此，他们的追求和意义，不只是题材的延伸与拓展，而是一种精神的坚守与一个方向的坚持。正如李鸣生所说：“我们过去靠科技救国，今天还得靠科技治国、兴国、强国和富国”；“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应该是一个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国家”；“早在‘五四’时期，先驱们就高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今天的我们还要不要继续高举？回答是肯定的。但更要紧的，是还需要张扬一种真正的科学品格和科学精神”。^[10]的确，李鸣生在对火箭制造、卫星发射这一丰富复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内容的高科技航天工程作全景式的艺术报告时，以崭新的视点和超前的观念，将航天发射不单看做是国防高科技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同时也看做是关系到民族荣誉、尊严乃至人类开创空间文明、寻找新家园的伟大壮举，从而升华出了一种超越事件本身的更为广远和恒久的思想，即“宇宙意识”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超前观念。这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点，使作品具有了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相统一的精神品格。

的确，李鸣生报告文学创作所体现的精神承担，除航天精神与抗震精神外，还包括科学精神、理性批判与学理特色等。这一点，除“航天七部曲”外，还集中体现在《国家大事》、《中国863》和《全球寻找“北京人”》等作品中。而在这些作品中，我们首先深切感受到的，是作者对科学精神的启蒙与呼唤——它不只包括对有关航天科学与国防高科技知识的宣传普及，更重要的是通过其人物与事件的描写，使人们了解和认识了什么是科学家、什么是“科学精神”。如《全球寻找“北京人”》不仅使我们了解和认识了有关“北京人”等方面的考古历史和知识，而且使我们受到了一次人类文明与科学精神的洗礼。其中包括“北京人”在中国和世界学术史上的价值、意义以及对人们所起的启蒙作用，即对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所起的推动作用，等等。正如李鸣生所说：“我们寻找‘北京人’，不仅仅是为了几块头盖骨本身，而是为了寻找人类的源头，祖宗的血脉，民族的根基，还有我们失落的精神与斗志，尊严与自信，以及被战争破坏的文化，被愚昧埋葬的文明，被野蛮摧残的希望，被无知遮挡的光明。”^[11]当然，这种科学精神与学理特色还表现在对科学家的理解和认识上。如《国家大事》通过再现蒋新松的精神、品质和性格等，说明“科学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沉重的一个角色，科学家的人生是与众不同的另一种人生”，从而启示人们重新认识当代科学家。这一点，作者在《题记》中说得很清楚：“科学家，不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和反叛者，不仅仅是这个世界的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更重要的是还是这个世界的科学文化与人类精神的铸造者和体现者。而且，基于他们对知识价值和人类福祉所具有的天才的判断力，他们必须具有对民族、对人类、乃至对整个地球生命存在的高尚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道德水准。为此，科学家应拥有一种特殊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的牺牲精神，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前意识和博大胸怀，一种横扫世界林林总总和洞穿未来千年岁月的犀利目光”；科学家“一生都将在寂寞和枯燥中度过，甚至直到死，也不被世人所理解”。因此，“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她本身的魅力所在”。

除李鸣生外，这种科学精神也表现在其他作家作品中。如《从清华园到深圳湾》不仅在叙述冯冠平等知识分子如何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宣扬了科学精神，而且对有关科学与科学精神等作了这样的议论：“科学是一座奇特的险峰，人类用智慧作为通向顶峰的载体”；“科学永远在人类发展的前方，科学永远在人类智慧的高处”；“科学除了掌握知识技能的层面之外，还应该是一种精神。即探索求真的理性精神、实验取证的求实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竞争协作的包容精神和执著敬业的献身精神”；等等。

所谓现实责任，主要指科教报告文学有力配合时代政治，为新时期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改革人事、科教体制等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点，首先突出表现在以徐迟为代表的创作中。如前所述，以徐迟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教报告文学创作热潮，其鲜明特色是将歌颂与批判有机融合。因此，不同于以往从政治、概念出发的廉价的甚至是虚假的歌颂，徐迟对陈景润等科学家的歌颂，一是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即将原来的批判、否定对象（科学家等知识分子）变为被肯定、歌颂者，二是将歌颂与批判、揭露有机结合。如《哥德巴赫猜想》不仅率先冲破了不许写“活着的真人真事”的禁区，为报告文学写活着的真人真事开辟了新路，而且率先批判和否定了“四人帮”践踏科学文化，把钻研科学技术和业务知识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谬论。作品通过对陈景润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献身科学的动人事迹的描绘，理直气壮地宣告：搞业务、钻科学，不仅不是什么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不突出政治”，而是为国争光、为人民作贡献的高尚、神圣之举，应充分肯定，大力提倡。这样，作品对于后来“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权力话语和全民族掀起的科学技术热潮，无疑起了舆论先导作用。不仅如此，它还率先提出了理解和尊重人，尤其是理解和尊重科学家与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陈景润性格内向、孤僻，不修边幅，不善言谈和交际，因而被认为是“怪人”，是不联系群众等等。而徐迟则力排众议，深入调查，了解陈景润的身世和事迹后认为，他的孤僻、内向是他不幸身世和坎坷经历所造成的，他的痴迷、不修边幅和不善交际等，是他执著、专注于科学事业的结果；我们只有理解了科学家的献身、拼搏和爱国精神，才能理解陈景润，也才能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来关心、尊重他。这样，作品也在客观上为全社会理解和尊重科学家，理解和尊重科学家的特殊劳动进行了呼吁。因此，实际上，《哥德巴赫猜想》也开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干预生活、干预政治的先声，即在批判“四人帮”与歌颂科学家的同时，也正面提出了必须重视科学文化，必须理解和尊重人，必须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现实问题。

黄宗英的创作更是如此：更带有干预生活、为知识分子平反和落实政策等功利目的。她明确提出：要“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因此，她不写大家争着去写或别人写过的题材，而要写“原始森林”中的，或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的“普通人”和“正在行进的人们”；“写胜利者，也更写失败者”。^[12]如《大雁情》中的女助理研究员秦官属，被人认为脾气坏、骄傲、脱离群众，说她的野生药材驯化工作算不了科研，同时还一直把定性不准的“地主出身”的帽子压在她头上。而作者经过深入调查采访，澄清了这些是非，说明所谓“脱离群众”，实际是在“文革”中因坚决抵制砍伐外国杨树品种而使有些人不满；说她“脾气极坏”也是指她因阻止砍树而与人吵架时的强硬态度，而这正是她捍卫科学、献身科学、事业心强的表现。而她深入山区，普及种药知识，培训药材人员，不仅是一种创造了无限财富的科研，而且是一种为社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行为。至于“地主出身”，则本来定性不准，何况即使是出身地主，又与她本人有什么关系？因此，该作发表后，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响和国家科委、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的重视。又如《橘》中的曾勉，是国际知名的柑橘分类、栽培专家，本应被重用，却被视为精神病患者而被闲置、看管。而作者通过自己与曾勉的接触、了解后，严正宣告：他不仅没有精神病，而且是个“深深地迷醉于自己的专业”、“有志深固难徙的正直可贵的学者”。因而她直达北京，速将情况告知有关领导。类似这样通过对人物命运遭际的描写来干预现实、呼吁改革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审美选择，还突出表现在刘宾雁、乔迈、孟晓云和张建伟等人的创作中。如张建伟等的《命运备忘录》尖锐指出：中国人才的危机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旧政治体制危机的投影；中国人才的浪费不是观念性浪费，而是结构性浪费；不突破旧的人才结构机制的森严壁垒，任何新的观念都难以发挥作用；全方位、立体化的人才市场不诞生，“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就不会最终形成。

当然，这种通过对知识分子命运遭际的描写来干预现实的审美选择，不但表现在以上作家的创作中，也贯穿于此后的第二次科教报告文学及其他有关创作中，只不过由于审美追求的不同或时代文化的嬗变，其主题和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三、批判精神与忧患意识

科教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一样，围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现实改革等，也表现出鲜明的批判精神与忧患意识。这一点，实际在前面已有论述，下面再以某些创作为例进行补充。

除以上所述外，新时期以来，还有一些作品在呼吁重视知识与人才、肯定改革的同时，着重揭露和抨击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政治、传统陋习与官僚主义者，揭示了改革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的阻力与问题。这方面的作品有李起超的《陪斩的工程师》、蒙敬杭的《我要歌唱！》、王兆山的《一个搞科研的和一个管科研的》和杨世运的《背井离乡之歌》等。还有一些作品，一方面肯定和歌颂了知识分子顽强进取、执著事业、苦恋祖国的高尚情操，另一方面又揭露和批判了嫉贤妒能、压制人才的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恶习。如李延国的《江海情》，李宏林的《流浪汉的咏叹》，李树喜的《锁不住的歌》，佟佩、张万才的《“栾巨庆猜想”》和初军的《魔水魔块魔魂》等。

必须指出，科教报告文学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际上实现了与问题报告文学的合流。也就是说，在问题报告文学的诸多“问题”探讨中，其中包括了许多科教方面的内容。因此，该时期科教报告文学中的揭露、批判，显得比以往更集中、沉重、深刻。如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与张敏合作）通过记叙北京市教育界众多发人深省的事例，在肯定教师的献身精神和说明教育工作之神圣的同时，揭示了我国教育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呼吁全社会关心和重视教育。霍达的《小巷匹夫》通过青年摄影师田大全多才多艺、勇于创造发明却被嫉妒、冷遇的事实，揭露和抨击了压制人才、轻视知识的传统保守势力与世俗偏见，启示人们改革现实，为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与科技发展的环境而努力。尤其是她的《国殇》以北京为例，反映中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因贫困、劳累、待遇低、住房挤以及得不到社会的理解与承认而英年早逝，从而强烈呼吁社会重视知识分子，真正理解和支持他们。

这方面的创作，还有探讨高考问题的《黑色的七月》（陈冠柏）、《1987·高考考生的父亲母亲们》（韩静霆）和《高考落榜者》（张桦、刘凯），探讨独生子女教育的《中国的“小皇帝”》（涵逸），探讨大学生生活与思想的《中国大学生》（张晓林、张德明），思考教师地位与教育前景的《报复在21世纪》（肖思科、王燕萍），思考教师和科技人员专业技术评聘工作的《神州“大拼搏”》（胡平），等等。这些作品通过解剖、分析中国教育、知识界的现状，提出了在招生制度、考试方法、教育方式、教师待遇、知识分子地位及职称评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呼吁社会理解教师和学生，尊重知识和人才，重视教育与科技，把选择留给青年，把安宁还给家庭，而不要急功近利、杀鸡取卵，更要不让“唯有挣钱高”取代“唯有读书高”而形成新的文盲大军和培养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

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问题报告文学的退潮，科教报告文学中的“问题”之作也随之减少，其代表性创作只有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等。该作品系列除探讨高考问题的《中国高考报告》是标准的问题报告文学外，《落泪是金》和《恐惧无爱》实际上是“成绩”与“问题”、“歌颂”与“批判”的有机结合。即它们一方面揭露和探讨了体制改革、高校扩招后新出现的大学生贫困问题，以及社会上存在的因家庭破裂、亲情缺失而产生的流浪儿童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又热情肯定和赞扬了社会对贫困生与流浪儿的救助、帮扶。然而，新世纪以来，随着问题报告文学的再次升温与深入发展，探讨教育、教改等问题的作品又集中呈现，再成高潮。如徐江善的《中国高教之虞》、吴苾雯的《考上大学的苦恼》和希明的《高考招生见闻录》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高校在招生、就业等方面的问题；曲兰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与教育部长谈心》与《欲说还羞性教育》，李明的《一个高考落榜生的成才之路》，胡传永的《陪读》，司雪的《温暖心灵的魔术》，顾颐的《高三，走在刀刃上的日子》，舒云的《高考殇》与李长春的《写给大学生的家信》等，主要从家长的角度探讨了中小学教育与高考的改革问题；李林樱的《互联网，让谁欢喜让谁优》，祁建的《窃心大盗》，刘明银的《战网魔》等揭露了网络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黄传会的《我是谁》，阮梅的《拿什么拯救失陷的青春灵魂》和聂茂、厉雷、李华军的《伤村》等，沉重地提出了与农民工相互关联的“农村留守孩子”的教育问题；郭文杰的《学生恋爱报告》与《中国大学生失恋报告》披露了在校大学生在恋爱情感方面的问题；张立勤的《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第一次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民办教育的生存问题；鲁沂、刘加民的《中国民办教师》较系统地考察了民办教师这一特定时期的“特殊职业”；杨豪、涂军元的《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忧思录》与杨晓升的《中国教育，还等什么？》等，则较全面地探讨了素质教育、农村教育与体制改革等问题。

当然，在这方面，除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与《中国新教育风暴》外，以刘元举的《啼血试验》与傅东缨的“大教育文学”三部曲尤其是第三部《播种辉煌》表现最为突出。尽管这些作品与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一样，也与整个报告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势相一致，是歌颂与批判、情与理等多质素的宏观综合，但它们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问题”与“对策”等方面的理性探讨，因而也表现出较浓的文化启蒙与理性思辨特色。如《啼血试验》指出：“的确，去行政化是一个不能通俗化解读或简单理解的主张。它蕴涵着巨大的改革驱动意义。尤其对当今中国的大学，可以说，唯去行政化，方能救中国大学。唯去行政化，方能救国民素质。问题是，什么时候喊出这个口号，并身体力行去试验才是最佳时机？”同时，作者还忧虑：“不知道朱清时之后，还要多久才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才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才能打掉文凭的铁饭碗？才能将大学官场化改观，真正让其回归到原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不唯官而唯学术是瞻？”《播种辉煌》则联系世界各国的教育现状与中国科举考试等方面的历史，在深远、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思和探讨了中国的教育问题，包括培养模式、教学方法、考试形式、体制改革与社会心理，等等。其中写道，学生苦、教师累、家长急，这是中国教育的怪圈；教育本质的爱在干涸着，社会本该和谐的人际关系被撕裂着，世上最活跃的人的生命被窒息着，人间最千差万别的人的个性被压抑着，生命中最该激发与彰显的潜能被吞噬着；由科举而来的选才考试虽有其进步意义，但实际上，被认为最公平的实则是最不公平的，被认为最科学的实则是最不科学的，被认为最符合现状的实则是最不符合现状的。因此，作者思辨：我们的教育是服务人才成长还是服务于学校秩序？学校育人是适应社会需要还是适应考试需要？考试是有益智能开发还是有益知识储藏？不仅如此，作品还思考和研究了其解决办法与对策。如认为树人是根本，教育须先行；欠发达国家其实是欠缺教育的国家；文化教育专制是捆绑教育手脚的绳索；重视人才就要向教育多倾斜投入；教育思想须先行化；提升质量须科学化；教育改革须动态化；发展人才须个性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