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发展流变-科教报告文学的兴起与影响

第一节　发展流变

“哥德巴赫”派——科教报告文学是新时期以来兴起最早、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不同于“社会问题”派与“人杰宣传”派等，它的真正形成与发展是在新时期后。而综观至今为止的“哥德巴赫”派，我们发现，它曾出现过两次较明显的创作热潮：第一次是“文革”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内容是为科学家立传与为知识分子平反；第二次是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主要内容为国防高科技与教育改革。

一、80年代前后：为科学家立传与为知识分子平反

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浪潮是为科学家立传与为知识分子平反，即肯定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歌颂他们的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和拼搏精神，并呼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一浪潮以全国科学大会和思想解放运动为背景，与“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拨乱反正的时代思潮相呼应，从粉碎“四人帮”开始，至1978年后形成高潮，至80年代中后期渐趋平缓，逐渐与改革报告文学合流。

为科学家立传的报告文学，最早发表于1977年的有徐迟写地质科学家李四光的《地质之光》，乔迈写化学家唐敖庆的《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理由写童第周的《让我们活得更年青》和星汉写光学家王大珩的《为了祖国》等。1978年初，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立即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科学家热”。因而，在此作品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影响下，1978年报告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以写科学家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热潮。据笔者统计，上海图书馆所编《全国报刊索引》共收1978年发表的报告文学274篇，其中写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的就有134篇，约占二分之一。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记力学、桥梁专家李国豪的《用心血浇灌大桥的人》（林章豪），记高粱育种专家牛天堂的《牛劲之歌》（赵占锁），记昆虫学家蒲蛰龙的《要消灭一切害人虫》（裘汉康等），记数学家苏步青的《星云灿烂满蓬莱》（徐天德），记物理学家谢希德的《为了四个现代化的明天》（金涛），记鱼类学家伍献文的《打开水下宝库的大门》（李蕤）和记肿瘤专家潘世诚的《路漫漫……》（朱树诚）等。此后，这一浪潮虽被随之兴起的改革潮流所掩盖，但它不但没有断流，而且以更丰富多彩的姿态，遵循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沿着这一时期所开辟的道路朝纵深多向发展，尤其是形成了以徐迟、黄宗英、理由、陈祖芬等为代表的专业作家群。他们相互呼应，彼此补充，以其整体优势将这一热潮与流派推向新的阶段。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将揭批“四人帮”与极左政治作为背景，着重挖掘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奉献精神与自强精神，表现出“团结一致朝前看”的时代大度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美学特征；同时，也刻意追求哲理诗情和构思立意、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文学性”。其中又可细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以徐迟、理由、祖慰和叶永烈等为代表，着重歌颂科学家等“名人”的成就与贡献；二是以黄宗英、柯岩、陈祖芬、乔迈和肖复兴等为代表，着重表现普通科技人员的精神与素质。

徐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写有歌颂科学家的《祁连山下》与《火中的凤凰》（未完）。后因时代政治等原因，他搁笔达20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这一被中断的传统又由他率先接续起来。他先后写了《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旋中》、《刑天舞干戚》、《结晶》和《雷电颂》、《马思聪》等科学家系列。徐迟的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一方面，他承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报告文学歌颂执政党与领袖，歌颂祖国和人民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开辟了新时期歌颂科学家、知识分子和英模人物的新路。也就是说，他将新中国报告文学以歌颂光明和反映积极面为主，以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主的传统过渡到新时期。同时，从中也可看出徐迟创作的共同特色。即：突出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爱国精神；突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执政党对科学家与科学事业的关怀和重视；不重人物的心灵和细节描写，而重人物命运与事件过程的客观介绍；洋溢着充沛的诗情。黄宗英在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新时期前期，大多收在《橘》、《小木屋》和《星》等选集中。她新时期的创作，继承以往传统，仍以歌颂为主，努力挖掘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与主题。但不同于以往的是，在题材上以写科学家等知识分子为主，在写法上歌颂中有批判，肯定中有否定，带有明显的干预生活、反思历史、瞩望未来的新的时代特点。如果说，徐迟是新时期为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立传而取得显著成就的第一人，那么，黄宗英则是为科学家等知识分子呼吁并引起较大反响的第一人。她在新时期获奖和引起社会反响的作品如《美丽的眼睛》、《大雁情》、《橘》和《小木屋》，都是写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的，其他如《固氮蓝藻》、《他们三个》和《越过太平间》等也是这样。可以说，正是她的这类作品，奠定了她在新时期和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总的来说，新时期初至80年代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主题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与爱国精神。具体来说，这一主题又表现为：为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立传，为事业与人生的强者而歌，为知识与人才尽一“呼”之力。

在为科学家立传、宣传知识分子的成就与贡献方面，其代表作家除徐迟等外，还有祖慰、胡思升、叶永烈、谭楷和郑重等。如在胡思升的报告文学集《人海沉浮录》、《走向外部世界》和《无悔的追求》中，有写翻译家傅雷和钢琴家傅聪父子的《傅聪的琴音与傅雷的家书》，写将生命奉献给中国的法国牙科医生罗别愁女士的《M·罗别愁女士的乡思愁》，写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王安娜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一位来自德国的“老八路”》，写山东祖传中医师朱鹤亭品德高尚、医术精湛，在气功、点穴、食谱和丹药等方面均有独到研究的《待开发的宝库》，以及写诗人萧三的《萧三的最后岁月》和写画家韩美林的《手的悲喜剧》等。尤其是《“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发表后影响较大，可视为其代表作。该作写中国医学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修瑞娟在美国进修时，在微循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被国际权威们尊为“修氏理论”的创始人。但她回国后感到巨大动力又遇到不少阻力。因此，作品在肯定知识分子的奉献与爱国精神的同时，又提出了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与地位等问题。谭楷的报告文学集《孤独的跟踪人》大多取材于四川，其中多篇描述了中美科学家为研究、保护和抢救大熊猫，克服重重困难，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中，与鸟兽为邻、以山林为家的“野人”生活，从而歌颂了他们执著事业、献身科学的精神。此外，在赵致真、李南山、王颖、吕齐、时明和徐永青、戴战军等人的报告文学选集中，也都有二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是写知识分子的。他们分别立足各自的地区，写了各个行业、各种类型的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和普通知识分子。

还有一些为科学家和普通知识分子立传的作品也较有影响。尤其是《播鲁迅精神之火》、《老圃英华》、《太行山魂》和《呼唤生命的名医们》等，不只为单个的科学家立传，而且描绘了各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知识分子群像。如《播鲁迅精神之火》（何启治、刘茵）通过记叙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汇集北京，为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出版而同心协力、呕心沥血的事迹，歌颂了知识分子对祖国与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了“对得起历史”、“对得起鲁迅”、“对得起现在和以后的读者”，专家、学者们心头燃烧着鲁迅精神之火，忘记了休息，累瘦了双颊，忘却了烦恼，甚至忽略了亲情，忘我地酣战在编辑《鲁迅全集》的战场上。其精神可歌可泣！《老圃英华》（孔捷生）写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长田玉坦与教导主任金承续的不平凡经历与亲密合作，写了语文老师王启贤、王有声、张琪和数学老师王和礼、纪晓村等潜心钻研教学、各成一派，写了爱孩子如夏日般热情的吴曼莉、如春天般温暖的马黎明和如秋天般风和日丽、明净宜人、充满成熟感的韩春荣；但也写了他们在工资、住房、家庭等方面的困难，认为应努力提高教师地位，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方法和观念。

总之，从以上创作尤其是徐迟、黄宗英、陈祖芬、肖复兴等人的创作中，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科教报告文学中知识分子主题的发展线索，即从为名家立传到为“小人物”呼吁，从宣传其成就贡献到挖掘其内在精神，从以歌颂为主到歌颂与批判并重。这一点，至孟晓云的《胡杨泪》，则又开始与呼吁人才制度的改革相结合。以后，张建伟等的《命运备忘录》，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霍达的《国疡》和凤章的《“球籍”的忧思》等，则又前后呼应、彼此补充，共同发展和深化了这一主题。同时，以洪天国、郭慎娟等人为代表，一些作品在呼吁改革的同时，着重揭露和鞭挞了极左政治与封建传统势力对人才的打击、迫害等。(www.xing528.com)

二、90年代以来：国防高科技与教育改革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创作，我们看到，科教报告文学虽不久让位于改革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而退居其次，但它不但没有断流，而且一直贯穿始终。它中经80年代中后期的有关“两弹一星”的系列作品，至90年代后又继续发展，至世纪之交又形成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是李鸣生、徐剑、王家达、文乐然、何建明和王宏甲等。与前一阶段相比，该时期的创作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更强烈，题材更集中，手法更多样，史诗色彩更浓。即题材主要集中在国防高科技和教育改革方面，作者关注的不再只是个体命运，而更多的是科学家与知识分子群体以及民族命运，同时，也更多地将历史与现实、写人与记事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相结合，表现出浓烈的哲理思辨、史诗特色和崇高与悲壮。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中国863》、《国家大事》和《全球寻找“北京人”》，徐剑的《大国长剑》与《鸟瞰地球》，王家达的《敦煌之恋》，郭慎娟的《一个编者一个译者和一本书的故事》，彭子强的《中国两弹一星揭秘》，文乐然的《高原》、《沉重的崇高》、《走向圣殿》和《宁静地带》，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与《中国新教育风暴》，以及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与国防科工委组织编写的《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该流派这一时期的兴盛也与“科教兴国”、走向世界的主流意识和社会思潮直接相关。

当然，在科教报告文学两次创作热潮之间还有一小高潮，即 20世纪90年代初也涌现了一批描写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的作品，如《神秘王国的领衔主刀》（江奇涛）、《黎鳌》（杨景民）、《极光下的梦》（王作人、王守义）、《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回忆》（陈忠实、田长山）和《她的中国心》（徐福铎）等：它们均获1990～1991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以后，这方面的作品还有《沧海一粟》（贾漫）、《预测之波》（王志明）、《大师之园》（林风）、《生命的雕塑》（孙晶岩）和《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琮琮）等。与80年代相比，它们虽大多也突出其拼搏、奉献精神，但态度较客观、冷静，“文学性”较强，同时也有不少作品写了科学家群体（如《大师之园》、《中国院士》等）。然而，在这方面，真正带来审美新质和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还是《敦煌之恋》与《一个编者一个译者和一本书的故事》等长篇力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国防高科技报告文学开始滥觞并崭露头角。如郑重的《沙漠与海》、《走向太空》、《他拥抱地球，也拥抱原子弹》，钱钢的《核火》，董滨的《中国原子弹之父》以及吴显奎、孟勇的《两弹元勋的秘密历程》，彭子强的《两弹一星揭秘》等，集中叙述了邓稼先等“两弹一星”元勋及科学家、科技人员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为研制和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巨大贡献的感人事迹。它们虽有较丰富的历史、时代内容与较鲜明的理性思考，但没有再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引起社会和读者的广泛关注。然而，90年代以后，面对全球化高科技的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科教题材尤其是国防高科技题材的作品更为集中、突出，李鸣生的“航天五部曲”和《中国863》、《国家大事》、《寻找“北京人”》等先后出版，“揭开了科技题材报告文学新的一页”^[1]。同时，徐剑的“导弹系列”、易木的《总后院士风采录》、李忠效的《核潜之勋陈右铭》、文乐然的《沉重的崇高》和彭继超等的《中国两弹一星实录》等先后问世，新中国的顶尖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袁隆平、蒋新松、王选等被推向前台。它们在展现新中国科技发展艰辛历程的同时，又有力呼唤了科技强国意识，从而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形成新一轮科教报告文学的创作热潮。

与第一次创作热潮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教报告文学向广度与深度进军，在题材内容与艺术形式等方面又有新的拓展。它们视野更广阔，规模更宏大，内容更扎实，人物与手法也更丰富多样。如《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曾获中宣部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对长篇报告文学尤其是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它们突破以往单纯的科技或军事题材的写作套路，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常规兵器、核武器、运载火箭、卫星、导弹、航天测控、核潜艇等方面的内幕真相与发展历程，同时也再现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的科学家与军人群像。其中有的记述了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成功前后的经过，突出了科学家们的拼搏精神与献身精神（《东方巨响》）；有的描述了国防科技战线上第一支专门从事试验的部队及其军械试验靶场的成立与发展，突出了科研人员与军人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为祖国强大而奋斗的“赤子之心”（《地火天光》）；有的反映了我国从事飞行器空气动力试验的历程，介绍和传递了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科技信息，并通过众多事例写出了专家们的人生遭际、坎坷命运、学术成就和人格精神，突出了他们勇于探索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洞天风雷》）；还有的全方位、多侧面地表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组建到发展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突出了陈赓大将等为创办学院所付出的心血和对知识、人才的重视与保护，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历史（《哈军工魂》）。

新世纪以来，科教报告文学仍不断有新的佳作出现。特别是“神舟”号系列载人航天飞船的上天，再次激发了人们对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热切关注，因而航天文学创作在文化市场走红热销。其中左赛春的《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彭继超的《国家战略》、蔡桂林的《炎黄天梦》、舒云的《秘选第一代航天员》、陈晓东的《翱翔太空》等，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航天发射进行了写真与观照，具有一定的文学和史料价值。但总的来说，在世纪之交的科教报告文学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是李鸣生、何建明、傅东缨、王宏甲、卢跃刚与梁东元等，他们的“航天文学”、“教育三部曲”、“科学写实系列”、《东方马车》和《智慧风暴》等，均是影响广泛的厚重力作。如傅东缨的“教育三部曲”：第一部《泛舟诲海》写中国教师的心魂，歌颂他们的风采及创造；第二部《圣园之魂》写中国中小学校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兴学重教、教书育人；第三部《播种辉煌》“以雄视古今中外的气概，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化地展示了新中国58年来教育发展的历史，通过对不同层面、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典型人物的采写，透视了一个民族情钟教育、播种辉煌的伟大创举，抒发了迎接中国教育世纪到来的满怀激情”^[2]。

总之，与整个报告文学发展相一致，新世纪以来的科教报告文学也呈方兴未艾、更加兴旺发达之势。其具体表现，一是篇幅更长、分量更重，尤其是长篇系列大量涌现。如李鸣生的“航天系列”由20世纪的“四部曲”发展到“七部曲”，即新世纪又增添了《风雨长征号》、《千古一梦》和《发射将军》；继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后，傅东缨也推出了“教育三部曲”；梁东元则有《中国飞天大传》、《596秘史》、《倾听大师们的声音》和《走过额济纳》等“科学写实”（又名“尖端科学大纪实”）四部曲；还有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丁燕的《阳光洒满上学路——内地新疆高中班纪事》、刘元举的《啼血试验——朱清时与他的南科大命运》（以下简称《啼血试验》）与彭名燕、娄荔的《从清华园到深圳湾》；等等。

二是人物与事件描写更典型，史诗特色也更鲜明。就典型叙事而言，除题材更集中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教育改革以及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儿童教育等重大事件和问题外，此时期的创作也描写了一批新的科学家典型，如《大爱无言》中的郁建兴，《为了拯救生命》中的刘晓程，《新科院士》中的马伟明，《大家黄昆》中的黄昆，《不再饥饿》中的袁隆平，《风雨长征号》中的黄作义、刘纪原以及《啼血试验》中的朱清时与《从清华园到深圳湾》中的冯冠平等。当然，也还有《大爱林巧稚》中的林巧稚与《国家战略》中的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航天员系列等。这些人物不只是所处时代环境与思想、事迹不同，更重要的是作者描写的方法、形式与视角等也不同于以往。就史诗特色而言，除李鸣生的《风雨长征号》、《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以下简称《古一梦》）与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等进一步发展了他们原有的风格特色外，梁东元的“科学写实”系列也较突出。如《596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围绕代号为“596”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从蒋介石派人到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最终碰壁，到毛泽东摸着铀矿石发出原子弹制造的动员令；从中苏专家在核武器研制中展开的合作与斗争，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尖锐对立；从寻找和冶炼铀—235开始，到突破核武器制造技术；从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员，到声名显赫的科学大师——这一倾全国之力分布于20多个省市自治区，涉及30多个部门和900多家工厂，被世界舆论称为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重大事件，都可在作品中看到其伴随历史烟云一路走来的清晰痕迹。《中国飞天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更以扎实材料与朴实笔触，大视野、多角度、全方位地描述了更长的历史与更多的人事。它以中国火箭、导弹、卫星和飞船的研制与发射历程，以及两代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内幕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地再现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艰难发展的秘密历程。从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相关决策内幕，到数十万科技人员的大量攻关细节，从国际上几个大国间的生死博弈，到发射场无数科技将士的前赴后继，从七大系统的历任总指挥与总设计师，到普通的发射士兵与工作人员，等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还有彭继超的《国家战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也是这样：它依据来自科技前沿的第一手资料和作者长期的研究、思考，围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缘起、发展尤其是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以及“神五”、“神六”飞船的成功发射等，真实、系统地披露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历程，再现了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展示了科学家、航天员的风采神韵和广大科技人员、部队官兵的精神风貌。

三是更重宏观综合与“学理性”，甚至表现出“学术体”倾向。如《从清华园到深圳湾》“在事实的基础上精选了研究院发展历史中的若干典型案例，再现了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为推动中国自主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事业，深入剖析了研究院‘四不像’理论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特别对‘非典’期间的红外线测温仪、数字电视等重大事件浓墨重彩，语言精彩而生动，节奏把握准确精到，使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3]。《啼血试验》（《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不只是一般地触及当今高教改革中“去行政化”这一敏感问题，而且深刻揭示了其中存在的尴尬与悖论。即作为校长，朱清时一方面不希望行政化干预，一方面又不得不求助于“行政化”，而且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照行政化的方式与深圳市政府方面对接，大事小事都要报告；作为政府，深圳一方面答应朱清时“去行政化”，一方面又仍以行政化方式否定他的“去行政化”。也就是说，对行政化最深恶痛绝的校长，却没弄懂身边的行政化，这是他在“去行政化”试验中遭遇到的最大悖论。当然，就宏观综合与学理性而言，以傅东缨的《播种辉煌》最为突出。正如有人所概括的：“在苦苦的磨砺之下，傅东缨大教育文学风格初现。在内涵上，横跨文学、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社会等诸学科；在时空上，打通古往今来异国他行；在形式上，融汇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种种文学样式于一体，做到采酿百科知识之精华，理顺今古中外之经纬，从中让人阅读教育，感悟艺术，体察科学，透视人生，获取真谛”；他“带着尼采式的批判，王国维似的境界，裴斯泰洛齐的目光，回归到了泰戈尔的‘田园’之中，回到了他青年时代便开始栖居的恬美田园”。^[4]“书中将深邃的思想性、严密的科学性、新颖的艺术性融为一体，将教育学、人生学、行为学、伦理社会学、美学冶于一炉，构建了教书育人办校治教的艺术工程学，其内涵博采育人精义，论及古今中外，摄取世纪新风。论理或鞭辟入里，或形象亮丽，或延伸辐射，或引譬喻义，或升华情智，文眼思魂，美不胜收。”^[5]这种宏观综合、学理特色与“学术体”倾向，在李鸣生的《全球寻找“北京人”》、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与《中国新教育风暴》，以及卢跃刚的《东方马车》与胡平的《心月何处》等作中也很突出。因这些作品在其他章节有所论述，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