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的多元发展：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探索中的多元发展（二）

有人认为：报告文学是“具有开放系统的一种观念全新的文学。因为报告文学遵循着纪实性美学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即：社会的人与物在生活中都处于开放系统，它们自身不仅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且与周围的其他系统也发生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这就是多系统的交叉。反映到报告文学中来，便形成了它的多元化的艺术传达方式”^[14]。事实的确如此。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不但继承了以上几方面的风格、传统，而且还有进一步的突破与发展。具体来说，在“人学”方面，一方面，它进一步从人情、人性与人生的角度切入，在家与国、情与理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深入揭示人物的崇高精神和美好心灵；另一方面，又更注重在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同时展开对英雄的“宏大叙事”。如李鸣生的《风雨长征号》与《发射将军》、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和《精彩吴仁宝》、蒋巍的《牛玉儒定律》、李春雷的《宝山》、刘继明的《梦之坝》、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马文科的《大爱无言》、张雅文的《为了拯救生命》和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等，它们所描写的人物如刘纪原、李福泽、余秋里、吴仁宝、牛玉儒、黄锦发、林一山、李锐、郑守仁、钟南山、张德江、郁建兴和刘晓程等，都是具有美好人情、人性和奉献精神的民族英雄或各个方面的先进模范。与此相关，它们也都表现出崇高与悲壮。同时，其中的不少作品，如《风雨长征号》、《部长与国家》、《宝钢》、《梦之坝》、《东方哈达》、《我的天堂》、《解放战争》（上、下）与《雪冷血热》（上下卷）等，在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更表现出“史诗”特色。在语言与风格方面也是如此：《大爱无言》、《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两地书·母子情》和《善良，让她如此美丽》等，更发展了陈祖芬、文乐然等人的散文诗化风格；《风雨长征号》、《部长与国家》与《智慧风暴》等，更表现出哲理与激情的有机融合；而《革命百里洲》、《昆曲之路》等作品，则在吸收古典诗词、曲赋和评书等形式方面进行了新的成功探索；等等。不仅如此，新世纪报告文学在形式方面还有许多新的发展。如胡平对“学术体”的建构与对“思想美”的追求，赵瑜对包括小说、诗词、曲赋、散文等传统形式在内的民族艺术的全面吸收与融合，一合、李景田、朱凌等对小说艺术的借鉴，叶永烈、郝在今、王树增、张正隆等对“文史兼容”与科学理性的发展，王宏甲对“文学性”、“新闻性”和“理性”的疏离与融合，以及何建明等在人物与细节描写方面的成就，等等，都表现出新的审美质素与发展趋向。尤其是在文体形式方面，除“纪实诗歌”、“纪实演义”等外，报告文学中还出现了类似童话、寓言式的新文体，^[15]这更是向传统提出的新挑战。下面试择其要者论之。

一、对小说等传统民族艺术的全面借鉴

报告文学能否像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全面继承民族传统、吸收传统文化营养呢？这是报告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理论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尽管有人将中国报告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先秦历史散文与《史记》等，但大多认为报告文学脱胎于近现代新闻，由新闻母本与文学父本“杂交”而成，经时代风云与社会雨露催化而长。那么，这个既具“杂交”优势又无传统可言的“怪胎”，究竟怎样发展？其前途命运如何？尤其是作为“非虚构”的纪实文体，它能否吸收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的传统艺术营养呢？这是自它诞生之日起报告文学作家们就一直在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方面，赵瑜的探索尤为值得注意。其中《革命百里洲》的创新意义，就在于对包括小说、诗词、曲赋、散文等传统形式在内的民族艺术的全面吸收与融合。首先，在题材内容和体裁形式上，《革命百里洲》属历史传奇。即在内容上，以孤岛百里洲为视点，铺叙了长江农人半个世纪的风云历史，再现了众多国共两党、土匪乡绅、工商财贸、文人雅士、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传奇故事；在形式上，则采用传统的章回小说与评书体式，既重故事情节的完整，又重人物性格的描画：虽无现代小说之主体故事与中心人物，却似传统小说《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之短篇连缀，且各章衔接紧密、结构严谨。同时，作品还注重文化风情、自然地理等典型环境的营造。在这一点上，它与当代小说《芙蓉镇》一样，也是“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只不过应将“乡镇生活”改为“孤岛历史”罢了。

其次，《革命百里洲》借鉴章回小说与评书手法，大量引用和化用了包括唐宋诗词在内的众多中国古典诗词、曲赋、文句，在语言和修辞上广泛运用口语、对仗、排比等，从而使作品的民族特色更为鲜明，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如第三章描述百里洲的风俗民情与自然环境时，就先后引用了《乐府》诗和明代叙事诗《观打鱼》与陆游《入蜀记》等。而化用诗词、吸收骈赋和运用口语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如：“荆楚江畔，文韬武略，风云际会，代有才人”；“日虏狼烟烧，我志更堪豪，笑看燎原火，自有倒海涛，湘鄂集旧部，倚马处，看明朝”；等等。

当然，在吸收诗词骈赋营养，运用对仗、排比方面，最典型的还是各章前面的“内容提要”。如：“热衷农民暴动，依赖肉体杀伤，注重打击破坏，一味攻占城邦。苏维埃社会基础薄弱，共产党民众支援日稀；江洲传统牢固，乡里体制顽强。毛泽东力主节制渐进，蒋介石强调保甲忠诚。江岸处处成焦土，骡马驮夫亦恐慌……”（第六章苏维埃失败）等等。总之，《革命百里洲》在继承传统和追求现代性方面均作了可贵探索，它“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性实验”，确是它的“特别之处”。^[16]当然，在这方面，有些作家也特色鲜明，如李景田、朱凌等对小说结构艺术的积极借鉴，何建明、邓贤等对人物描写的重视与对典型细节的成功运用，王宏甲等对“新闻性”与“政论性”的有效疏离，等等，就是其例。

除小说外，新世纪报告文学还在借鉴散文、诗歌等兄弟艺术方面有长足发展。如《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可以说是吸收诗歌、小说与小品文等文体的营养而改造、发展成的新散文体。它有黄宗英创作主体投入的真诚和一人称手法的亲近而又比其更思想深沉与情感炽烈，有陈祖芬、柯岩、文乐然等人创作的哲理诗情和潇洒笔调而又比它们更凝重肃穆，有理由、肖复兴等人创作的人物抒写与人生感叹而又比它们更细腻真切。《为了拯救生命》将作者自己手术前后的心情与感受，尤其是其真切的生命体验，以及对“拯救生命”的白衣天使的感激与虔诚之情，全都写进作品，从而使作品具有别样的真情与诗意。《最后的驮队》、《闾丘露薇采访手记》、《协商建国》和《八千湘女上天山》等，分别以散记、“手记”、“日志”和口述实录等形式，叙写西藏、香港和新疆等地的历史、地理与文化风情以及各党派的“协商建国”等，也在不同方面对报告文学的文体与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

二、对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的多样探索

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就认为报告文学“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此后，它的确在借鉴小说的写人艺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报告文学中的人物与小说、戏剧等虚构性文学中的人物有何区别？报告文学是否也能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由于我们的理论没有认真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因而导致报告文学在“真实性”问题上的莫衷一是，从而影响其人物描写。新时期以后，问题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又导致其“理性”的高扬与“文学性”的失落，使“人物”被“宏观综合”与“问题”所取代。至90年代，报告文学逐渐化解了“理性”与“文学性”等方面的冲突，恢复了“入学”传统，写出了一批堪称“典型”的人物。尽管这些人物的典型意义与写作经验等，我们仍未能从理论上进行认真总结和探讨，甚至某些形象还因社会、政治等非文学因素而影响其艺术评价，但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作家们不但写出了更多以“人”为本的作品，而且发现和描绘了更多的典型尤其是当代“英雄”，从而在以“宏大叙述”实现“精神承担”的同时，为报告文学的人物描写尤其是典型叙事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

应当指出，“认为报告文学的功能只是批判的观点是片面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问题并不在于赞美或是批判，而在于是否值得作家作出这样的选择”^[17]。而在要求寻找“意义”与重建“崇高”的今天，报告文学作家选择“英雄”叙事来弘扬时代与民族精神，就是坚持文学“精神承担”的表现。而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鲜明特色之一，首先就在于通过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深刻反映了其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在这方面，它最显著的特色是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正如杨黎光在《瘟疫，人类的影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中所写：在以往的宣传和写作中，的确存在“神化”的倾向或习惯，即一个英模出现后，总习惯于把该人物罩上“神化”的光环；而本书则力求把英模放在普通人的角度去挖掘其人性的光辉，即使写领导者也是这样。应该说，作者的这种认识和追求，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之一，它为报告文学如何写英模人物与领导干部以及如何处理“宣传”与“艺术”等关系，进行了成功的有益探索。^[18]如对张德江的描写便是典型例证。作品虽如实记叙了张德江先后在民政部、吉林省、浙江省和广东省担任高级领导干部期间的杰出表现与政绩，写了他在处理重大问题时的临危不惧、干练果断和非凡能力，尤其是突出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平民意识与人本思想，但作者始终是将他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情感与美好人性的普通人，且着重从家庭与平凡小事的角度来进行描写的。如写他由于工作太忙，五年没回过老家。这次，父亲患肝癌到北京做手术，他开会时顺便去医院看望。父亲看到儿子，老泪纵横，千言万语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德江抓住父亲的手说：“爸，中国有句老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您这两天就要开刀了，可儿子明天开完会马上要回去。广东那儿正闹‘非典’，广东是个1亿多人的大省，儿子不得不回去啊。我把您的儿媳留下来，照顾您。”在走出医院大门时，他突然仰起头来望着夜空，把满眼的泪水强忍回去。由此，作者又联系1998年张德江在吉林指挥抗击40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情景进行了描写，尤其是他为犯人解决吃饭问题的一段佳话流传最广也最感人。

应该说，报告文学和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在人物描写上，也存在典型与非典型和典型化程度大小之别，也可以、应该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这一点而言，传统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与典型理论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即如果写出了人物生活的典型环境和人性的丰富、复杂，其人物也可成为典型；其时代环境再现得越真实、准确，其性格描写得越鲜明、深刻，其典型化程度就越高。因此，像《瘟疫，人类的影子》这样，将张德江、钟南山等英模和叶欣、陈洪光等烈士放在抗击“非典”的民族战争中，且写出其丰富人性与鲜明性格的作品，就是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类似作品还有李鸣生的《风雨长征号》，何建明的《根本利益》、《部长与国家》、《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和刘继明的《梦之坝》与张雅文的《为了拯救生命》等。这些作品中的刘纪原、梁雨润、余秋里、欧阳祥山、林一山和刘晓程等人物，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所提供的新的时代与文学典型。

如果说，张德江、刘纪原和余秋里等人是“埋头苦干”与“拼命硬干”的典型，那么，《“布衣青天”杨剑昌》中的杨剑昌与《我告程维高》中的郭光允则是“为民请命”与“舍身求法”的代表；如果说，刘纪原、余秋里、林一山和钟南山等分别是“航天英雄”、“大庆英雄”、“三峡英雄”和“抗非典英雄”的代表，那么，杨剑昌、郭光允等则是“反腐英雄”、“打假英雄”的典型。《我告程维高》与《“布衣青天”杨剑昌》一样，所选题材虽不乏新闻“卖点”，主人公也是知名度较高的新闻人物，写的也是“小人物”与“大人物”的殊死抗争，但它绝不是展示隐私的猎奇之作，也不是自我炫耀的“私人写作”，而是饱蘸血泪深情、凝聚生命感悟的警世之作，是透视中国政治、解剖中国社会、批判中国文化的“宏大叙述”。因为，作品所写的程维高这样的腐败高官和郭光允这样的反腐英雄，以及他们所分别代表的“程维高现象”与“郭光允现象”，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和政坛上，均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挑战性。

如果说，以上作品更多的是在时代与历史的典型环境中展示英雄群体，那么，马文科的《大爱无言》和张雅文的《为了拯救生命》则主要从社会人生角度，集中记录了某些个体英雄们的非凡人生与崇高品质。《大爱无言》（《报告文学》，2004年第4期）的感人与独到之处，既不在它对主人公奋发进取的人生精神的肯定，也不在它对主人公为中国化学事业与世界和平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歌颂或对他英年早逝的惋惜，而主要在于它从爱情、家庭与人生的角度，柔婉、细腻地彰显了人物的丰富情感与美好心灵。因为，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和肖复兴《生当做人杰》中的嵇汉雄，到李鸣生《国家大事》中的蒋新松与王宏甲《智慧风暴》中的王选等，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曾描写过无数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典型。如何使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或典型叙事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固然，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性文学不同，它的确是一门“选择”的艺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但它又毕竟是一门“艺术”，“怎么写”又直接关系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品位高低与审美效果。因此，至今为止，中国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或典型叙事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或在批判中歌颂，或在对比中凸现，或主客体融为一体，或从历史人生角度，或与爱情苦难相伴，等等，但贯穿其中的中心线索，是如何“远”政治、宣传而“近”生活、艺术。可以说，一部报告文学人物史就是一部报告文学的文体发展与艺术成长史。而《大爱无言》与《为了拯救生命》对郁建兴和刘晓程的描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报告文学“英雄”言说与典型叙事方面的特色与成就。

除描写“英雄”与“贪官”（如一合等人笔下的“贪官”）外，新世纪报告文学还有一审美新变，即更加关注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等“小人物”或弱势群体。这方面的作品，或以抒情、自述方式进行典型描写（如《善良，让她如此美丽》、《一位被拐女子的真情倾诉》），或以“口述实录”等方式进行群体浮雕（如《八千湘女上天山》、《发现青年》），或化装“卧底”、亲身体察（如《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叙写人生故事与人物心理（如《两地书·母子情》），等等，都为报告文学的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提供了新的审美质素。尤其是《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第一次以“和平时期”众多“死难烈士”的“家人们”为主人公，体察他（她）们的内心情感，挖掘他（她）们的美好人性，满怀深情与敬意地为他们流泪、分忧、祝福，从而不仅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而且在人物描写和英雄观上有新的突破。它将新时期以来以黄宗英、肖复兴等人为代表，以“小人物”为关注中心、视“小人物”为“民族脊梁”的创作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在典型叙事中，还须提到的是，不少作品吸取小说艺术之长，注重以典型情节尤其是典型细节描写凸现人物性格，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如朱凌《灰村纪事》中的崔联，为竞选村长和维护民选村长的权力，义无反顾，“九死未悔”：父亲打，母亲劝，妻子哭，自己病，他不动摇；经济损失惨重，反对势力围攻，上级领导压制，工作寸步难行，他不退缩；他自费复印、散发各种材料，历尽艰辛上京哭诉、告状，用计巧夺公章、账本，与“乡霸”、“村霸”殊死抗争。然而，他的处境和结果却是尴尬、无奈与悲壮。他竞选村长和被免职的前后经过，颇具戏剧性、故事性，也颇具典型性、普遍性。而对其过程与主人公所遭遇的酸甜苦辣，作品又通过诸多细节与场面，进行了生动、细致的精彩描绘。

三、对“理性”与“新闻性”的合理疏离(www.xing528.com)

有人认为，困扰中国戏剧现代化的三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以及戏剧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即古与今、中与外、“文”与“用”的关系问题。^[19]实际上，这不仅是困扰戏剧现代化的问题，也是困扰整个中国文艺现代化的问题。而作为历史短暂、传统缺失、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新兴交叉文体——报告文学，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紧迫与意义重大。因为，中国报告文学虽然至今也有一百来年的历史，但真正独立、繁盛是在新时期以来的这30多年。因此，它的不成熟与理论贫乏就在所难免。正是如此，它的一切探索就意义非凡而更值得尊重，我们也才充分肯定赵瑜、何建明、一合等人对小说等传统民族艺术的借鉴和胡平、李鸣生等人对“学术体”与“思想美”的探索——因为他们分别在古与今、“文”与“用”等事关报告文学现代化的问题上作出了贡献。那么，报告文学是否也存在中与外，即中西文化或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问题呢？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及其理论的核心是“间离化”（亦译作“间离效果”、“陌生化效果”等）。他的这一理论，对我国新时期以来高行健等人的“探索戏剧”影响较大。然而，我们在考察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时，却发现一些作家也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借鉴了这一手法。即他们在作品中，也和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一样，有意识地在读者和作品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使读者跳出单纯的情感体验，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这一点，恰恰和《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等相反：不是追求情感共鸣，“以情感人”，而是追求哲理思辨，“以智启人”。当然，在报告文学中尝试现代主义手法，追求“以智启人”方面，20世纪80年代祖慰即已作过探索，只可惜昙花一现，未成气候。至新世纪，则有不少人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尝试将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性”与“新闻性”、“理性”进行疏离，其中王宏甲、李春雷、曾凡华与赵瑜等是其代表。如李春雷的《宝山》（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在描述宝山钢铁公司从动议、设计、论证到建设的复杂、曲折经历中，将有关议论、背景材料甚至某些场景、细节等，用不同文字进行疏离，以保持其叙述的清晰与连贯——实际也为照顾其重故事情节与叙述简洁的民族审美习惯。其具体做法，一是在各章（节）之前，用不同文字进行有关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二是在叙述和描写中，用不同文字进行议论与资料补充。《湘西大剿匪》也是这样：也将有关具有“学理”成分的历史资料、分析思考与调查采访等，用不同文字进行“间离”。尤其是赵瑜的探索更值得重视：如果说，《马家军调查》的成功主要在于对小说艺术尤其是对小说的写人艺术的全面借鉴与吸收，那么，《革命百里洲》的意义则在于对包括小说、诗词、曲赋、散文等传统形式在内的民族艺术的全面吸收与融合；如果说，《马家军调查》的成功还在于对“文学性”与“新闻性”、“理性”的有机融合，那么，《革命百里洲》的意义则在于对“文学性”与“新闻性”、“理性”的有效疏离。前面谈到，问题报告文学的最大功劳，是以矫枉过正的极端方式，将理性精神高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报告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深刻革命。这里的“理性”除批判性与启蒙性之外，实际还包括学术性、资料性与知识性。但过分强调“理性”又必然与“文学性”相冲突，故90年代后作家们又致力于“理性”、“文学性”与“新闻性”的融合，《马家军调查》就是其代表之一。但在其“融合”过程中，还是存在顾此失彼、相互抵触的现象。因此，自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开始尝试将其“理性”中的批判性、启蒙性与“文学性”融合，而将其“学术性、资料性与知识性”以及“新闻性”分离。《革命百里洲》虽由调查考察、人物回忆和扎实文献所组成，但由于它将相对枯燥、集中的灾荒资料以“续章”形式疏离于书尾，加之其对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追求，重故事和人物，因而其“文学性”也表现出鲜明特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各章前的“内容提要”有如报刊的“副题”、“肩题”之类，是对“新闻性”的发挥与创造，也可视为对“新闻性”的有效疏离。总之，“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性实验”是它的“特别之处”，其“创作实践对报告文学的文体革新具有示范作用”。^[20]

类似作品还有《天地人心》、《灰村纪事》和《梦之坝》等，它们分别将“打假治劣大事年表（1982～2006）”以及报刊文件、记者访谈和书信等背景材料以“附录”形式放置书尾，也有效地实现了“文学性”、“新闻性”与“理性”的疏离。而这种疏离与尝试的意义，就在于为解决报告文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人”与“理”、“诗”与“思”、“体”与“用”的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在这方面，王宏甲的创作更为典型（详见下面的“附论王宏甲”，此处从略）。

四、对“学术体”与“思想美”的艰难探索

前面谈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文学性”与理性相冲突的问题，但“苏晓康模式”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成了报告文学家族中的重要“一元”。事实的确如此，只不过它基本上克服了“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变得客观、冷静，深沉、内敛罢了。这一点，我们从90年代的《昨天》、《开埠》、《大沉浮》、《中国高考报告》和徐刚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中均可看出。尤其是从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到世纪之交的《8·23炮击金门》、《上海1949》、《中国海军三部曲》与王树增、张正隆的“战争系列”等，更因其史料考证与学术特色而将其政治理性发展成了鲜明的科学理性。不仅如此，在新世纪，还有傅东缨的《播种辉煌》、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与《中国新教育风暴》、哲夫的《执政能力》、史家杰的《国葬》、杨黎光的《中山路》和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等也很典型。如《执政能力——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作家出版社，2008年），虽然副题是“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内容也主要是肯定县委书记和治国的“执政能力”，但不同于以往的写时代典型或歌颂英模之作，它的构思立意侧重在理论上探讨执政党如何执政，即如何以人为本、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问题。因而该书在封面上标明：“中国首部政论体纪实文学”。《国葬》（华文出版社，2008年）不仅以其冷峻、诙谐的笔调进行尖锐而深刻的揭露、批判，而更以其“大而全”的“国葬”资料，对全国各地在丧葬问题上存在的封建愚昧、陈规陋习、铺张浪费以及官场腐败等，进行冷嘲热讽与有力抨击，从而表现出深刻的学理特色。不仅如此，有的作品甚至还深入到考古学这样较生僻、专精的学科领域，从而形成所谓“考古报告文学”。如岳南的《考古中国》系列，封面上赫然标之以“中国首部考古纪实文学力作”。它“以实物考察历史，以科学发掘真相，探寻民族之根，追溯文明之源”，分别记述了定陵地下皇宫、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等著名考古圣地的挖掘，以及“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与清东陵地宫珍宝被盗等史实，从而在“文学”与“考古”的“融合”中体现出鲜明的学术性、知识性与资料性。《苦难辉煌》虽然在体裁、形式等方面没有胡平的“学术体”那么“标准”，但在内容上，其思辨性与问题意识却有过之而不及。即它对许多历史谜团或传统定论，总是先提出问题、启发思考，然后再在翔实史料基础上进行探讨、阐释。如在简短几百字的“前言”中，作者就发出“我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没丢掉自己的宝藏吗？”“不能深刻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若除去个人富足便不再为其他事物感动，该怎么获得挺直身躯的脊梁？”“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等诘问，然后再作出“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唯一能与苍弯比阔的是精神”，以及“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等回答。而在作品的正文中，我们也不时可见到“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领袖的核心是什么？”“红军长征是一次精心筹划的战略行动，还是一次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等设问与诠释。

当然，在这类“学术体”或“准学术体”中，我们还可举出曲兰的《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中国人的理财生活》，杨晓升的《只有1个孩子》，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和信巍的《中国婚姻质量报告》等众多“新”问题报告文学作品：它们不仅有深刻、独立的理性思考，而且包含了较多的有关心理学、医学、伦理学、人口学、社会学和地震学等方面的学科理论与专业知识。

然而，总的来说，在对“学术体”和“思想美”的追求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是胡平：他不但全面继承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忧患意识、文化启蒙、现实批判与宏观综合等“理性”传统，而且将其发展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学术体。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要补充的是：这类学术含量重、信息密集、资料丰富的“学术体”作品，其“文学性”表现在哪里呢？这一点，胡平的经验也较有代表性，即：一是“语言与文势上的某种表达，架构与运情上的几副技巧”；二是“思想美之挖掘”。实际上，“思想美”问题不只关系到报告文学的美学定位、价值标准和功能作用等，而且关系到文艺美学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因为，在传统文论中有一流传甚广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当然在小说等虚构文学之下：因为报告文学受“非虚构”限制，不能像小说等“虚构”文学那样，调动想象、“浪漫”等一切手段去编造情节与“典型化”等。这样，有人就对报告文学不屑一顾，认为它是“亚流文学”。而以此标准来衡量不以人物为中心而以理性为追求的问题报告文学，有人就认为它简直不是“文学”；而以此标准来衡量胡平的“学术体”创作，那就更无存在价值了。这样，问题和矛盾就出来了：要么是固守“人学”传统，将不以人物为中心的问题报告文学与“学术体”报告文学拒之“文学”门外；要么是迎接挑战，开放门户，改变观念。如何解决矛盾、创新理论呢？我认为，如前所论，一是开放文学理论体系，更新“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承认文学既是“人”学，也是“理”学，即既可以写“人”为主，也可以说“理”为主；二是尽快建立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体系，确认“思想美”、“理性美”的地位和价值，即“思想美”、“理性美”是报告文学的审美特性之一。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看到了胡平等人的“思想美”理论和“学术体”实践的创新与“革命”意义。

当然，我们在肯定胡平“学术体”的拓荒之功与探索精神的同时，又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即使我们承认“思想美”、“理性美”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小说等虚构性文学的审美特性之一，《战争状态》等也仍然有以“理性”代替“文学性”之嫌，即仍然存在“思”与“诗”的矛盾：它虽具备“历史脊椎骨的分量”，却缺乏鲜活的血肉与生命感悟；虽能提供“大奇大雄”的理性力量，却少了赏心悦目的阅读快感。也就是说，它似乎还少了些灵动可感的语言与细节等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文学”要素。这一点，虽然胡平在此后的《100个理由》和《心月何处》等作中有所克服，但读者仍有理由追问：“思”与“诗”或“哲理”与“诗情”，能否在报告文学中有机统一、相得益彰？事实上，以胡平、徐刚、曲兰等人为代表，实际只代表问题报告文学发展中侧重其“学术性”与“宏观综合”的“一元”，其他至少还有两“元”：一是将说理与写人相结合，如卢跃刚、赵瑜、王宏甲、黄传会、陈桂棣、邢军纪和杨晓升等人的创作；二是将探讨问题与反思历史相统一，即史传报告文学，如邓贤、张正隆、冷梦、程童一、徐志耕、李鸣生和徐剑等人的创作。也就是说，许多作家一直在探讨如何解决“人”与“理”、“思”与“诗”的矛盾并试图使其有机统一。而新世纪以来，王宏甲、李鸣生、陈桂棣、何建明、杨晓升和张庆洲等人均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注重以人为中心或以情感人，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思想美”与“理性美”的执著追求。当然，究竟“人”、“理”、“情”等要素在具体作品中如何统一、怎样分配、是否须同时具备，等等，仍是需在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探讨的问题。

总之，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继承民族传统、借鉴兄弟艺术和融会中西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艰难探索，取得了可喜成绩，呈现出更加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也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精品力作不多、理论研究滞后等问题。如何使报告文学进一步博采众长，既多元并存又和谐互补，既繁荣昌盛又特色鲜明，从而傲然挺立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林，是新世纪赋予作家们的历史使命。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当代报告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实现，在于它是否能艺术地掌握通向现实的最佳审美途径。因此，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重在‘不以体式为界，而以性质为主’的多元选择。只要报告文学在题材把握与生活概括上表现出毫不含糊的真实性，在判断生活、捕捉生活矛盾上表现出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创作勇气，只要作品能够以生动的细节、真实形象的人物、华赡的语言文采、准确的事实陈述、浓厚的政论式剖析再现出典型的人物、事件、问题，那么，不论这篇报告文学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还是以一类人为中心，是写一件事还是写一系列有关联的事件，是以写问题来体现人的群体生存现状，还是以写一个人的命运来揭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说它们是引人入胜和启人深思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一言以蔽之，报告文学要多元化，但不能小说化”^[21]。而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正是这样，的确更体现出“由一体到多元”的总体趋态。即“在叙述视角上，由全知视角为主转为全知视角、限制视角以及转换视角的多视角并立；在叙述时间上，由以连贯叙述为主转移到以交错、连贯、倒装叙述以及非时序叙述等多种叙述时间的并立；在叙述结构上，由以单线式线型结构为主发展成单线式、复线式线型结构与叙一议等非线型结构并立。这无疑是一条由单纯模仿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以及依附新闻文体的叙述模式，走向更具文体叙述自觉与独立的‘必然王国’向‘自然王国’的艺术之路”^[22]。

五、对语言与修辞的刻意追求

有人认为：“语言之于文学，不仅是表达工具，而且也是表达本身，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前提。现在有不少报告文学粗制滥造，表现在语言运用方面就是随心所欲，芜杂冗长，单调沉闷，缺少滋味。报告文学的语言，在我看来，它应具有新闻的客观，小说的形象，散文的笔调以及政论的力度等。”^[23]我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也已提到，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在语言与修辞方面也进行了多样探索，形成了各种不同风格。如徐迟、黄宗英、柯岩等人的诗意追求，李延国、李存葆等人的激情洋溢，祖慰的荒诞“怪味”，胡平的深刻睿智，一合的简练冷峻，以及文乐然的空灵散淡，等等。而新世纪以来，陈祖芬、胡平、一合和杨守松等继续发展了他们的原有风格，罗盘、哲夫和史家杰等人则在语言的睿智、幽默与讽刺等方面又有新的探索。如《昆曲之路》除尽量引用和化用一些昆曲和诗词外，也不时以其简洁语言表述一些哲理，如“政治的无情和文化的痴情是格格不人的。/文化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文化独立的程度，就是文人品格的高度”；“切勿为了金钱而忘记真理。/切勿为了时尚而放弃永恒”；等等。又如《执政能力——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除题材与“政论”的厚重外，在语言上也尽量外冷内热，幽默、谐趣而不失睿智。如下面一段：

或许马克思生前翻阅《圣经》时，有点儿粗枝大叶，不慎漏读了几个字，所以他说“金钱是万恶之源”。上帝知道了有些生气，认为马克思曲解了他的意思，就让先到天堂的莎士比亚带话给后到天堂的马克思，说，犹太人认为“世界站在三样东西上，钱，钱，钱”。钱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假如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花钱和爱钱的人，又会如何呢？纸币马上会一文不值，金子也无非好看而已。鸟兽看见金子，好奇的狮子或许会嚼它们一下，鹦鹉大约也会啄一下它们，而结果是，狮子最终会在黄澄澄的金子上撒一泡尿，而鹦鹉却会拉一坨屎，以此划界，然后离开。金钱并不万恶，万恶的是附加在它身上的魔力，这种魔力来源于人类对它的无限崇拜和热爱，这也就是我在《圣经》中说过的：对金钱之爱才是万恶之源！

当然，在这方面，史家杰的《国葬》更有特色。它不仅在内容的理性批判与形式的宏观综合以及资料性、知识性等方面达到新的高度，而且在语言风格方面更卓然独立、别具一格。即它不只是一般的外冷内热、幽默谐趣，而是从“殡葬”这一窗口，全方位、多角度地列举古今陋习与丑恶现象，深刻揭露与有力抨击了封建文化和现实时弊，因而篇篇嬉笑怒骂，处处冷嘲热讽。作者之所以在语言方面下工夫并努力使其形成鲜明特色，是因为他有感于“写文学作品难，写纪实文学更难，写针砭时弊的纪实文学难乎其难”，因而他要为“国葬”“这沉重的话题寻找一个引人入‘书’的‘外壳’”，即“语不‘逗’人死不休”——因为，“都说语言是一只神奇的鸟，它能生出很多翅膀，有的翅膀可以让它飞得高，有的翅膀可以让它飞得远…不敢奢望高远的我试探着为自己的作品生出了一双滑稽的翅膀，但愿我的鸟能借助它不至于‘垂直’地‘坠毁’”。为此，作者苦练语言的“硬功”，把“硬道理”裹上“软包装”，以便使“美丽的唾沫多俘虏几名未必虔诚的读者”——总之，“诙谐也罢，幽默也罢，机智也罢，风趣也罢，其目的不是为了卖弄炒作和哗众取宠，而是针对这特定题材的无奈选择”。（见作品《后记》）这种对报告文学语言“语不‘逗’人死不休”的自觉追求，和将“硬道理”裹上“软包装”的审美选择，的确为报告文学的写作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宝贵经验。如“警世”篇《国歌》写道：“‘青山处处埋忠骨’是中国人创造的千古绝句。/‘忠骨处处埋青山’是中国人创造的千古奇观”；“温州的椅子坟到底有多少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演唱了一段‘敢教山河换新装’的‘惊剧’”；“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西子湖畔，旧坟新坟的‘淡妆浓抹’，已演绎出‘西湖土葬几时休’的下文”；“随着‘亲家’越结越多，比‘三陪’来钱还快的殉葬‘特殊服务’，正在上规模，上档次，朝专业化、集团化发展的脚步一日千里”：“哭灵人还有详细的分类，‘男声独哭’、‘女声独哭’自不待言，有时还会有‘男女声二重哭’、‘女声二重哭’等，只是还没有‘美声’哭法”；如此等等。“醒世”篇《绝唱》主要从“陵墓”的角度，针砭商品经济所导致的“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等时弊。其中写了革命先烈们从“奴隶”到“将军”后，又从“教父”到“乞丐”，如雷锋的“疯”、张思德的“思”考、白求恩的“求”索、焦裕禄的“焦”虑和“红岩魂”魂断红岩；写了秦始皇也有一颗“红亮的心”，包公的“生，一身正气；死，一身邪气”，成吉思汗“何止弯弓射大雕”和慈禧的“盗”是无情却有“情”，等等。“喻世”篇《哀乐》则主要从殡葬习俗等方面来讽刺和批判国人的封建、愚昧与自私、贪婪等，其中化用了许多流行歌曲，也是嬉笑怒骂、涉笔成趣。

最后，在语言方面，还须提到的是傅东缨融多学科知识——主要是教育专业理念与知识于一体的“学术语言”。即作者在其“大教育文学”三部曲中，将教育理念等学术内容与语言的生动、形象和饱含哲理诗情等有机融合，从而构成其独特的审美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科教报告文学”章中还有引述，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