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中国报告文学：清醒、独立、深沉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清醒、独立、深沉

有人指出：“报告文学的结构模式，完全可以看做是作家对思维方式与文化现象进行不同抉择、不同组合的艺术眼光与表达方式”；“近年来报告文学超越自身旧有模式的特性之一，就表现在其思维方式的转换上——即由单纯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注脚、传播功能的教诲化转换成以独立的文化批判话语审视当代社会变迁，以反思、揭露和批判贯穿整个思维过程，力图提供具有宏阔文化视野的社会发展全景图。”^[16]事实的确如此：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的审美新变之一，首先在于其进一步深刻反映了作家们“从两极到中介”的思维变化。在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态度，既不是新时期前后的“两极对立”，也不是80年代中后期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是在90年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表现出价值中立，持民间立场与冷静态度，在历史现实、民主政治、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等问题上，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这种价值与立场的中立，使他们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能不为传统与成见所囿，也不被“权力”、“民意”和“舆论”所左右，相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迷雾见真谛，较好地处理政治与文学、“宣传”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既表现出对主流意识与权威话语的颠覆或解构，又表现出对个人独立人格与民间立场的坚守。正是如此，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理性启蒙与话语模式等方面，表现出持重与内秀的风格嬗变，在以往的基础上明显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与以往相比，它们更多的是扎实的调查采访、求实的平等交流、冷静的自我省察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因此，无论是对传统的批判还是对现实的干预，也无论是对正义的伸张还是对问题的探讨，它们都“远比五四时代深刻、具体、细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学性”——正如有人针对《中国农民调查》所发的议论：“热情，说的是他们作为来自农村的农民的后代，对农村的眷恋、关切和深爱，而冷静则表示他们必须持有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前者保证了他们能够接近哪怕是残酷的事实，以平民的感同身受的心态，目睹并体验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后者则使他们能够在‘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的情感浪涌中保持冷静，保持清醒的理性，从而不为各种表象所阻滞，并进而探究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17]而可视为《中国农民调查》“续篇”的《小岗村的故事》，也不再只肯定小岗村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示范意义，而是如实披露和客观探讨了该村在后来改革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也不再只一般地描述胡风冤案的事件经过，而是以冷峻态度和写实笔法，通过揭示众多与胡风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的“小人物”（如刘德馨、吕荧、张中晓、何剑薰、李正廉与许君鲸等）的人生悲剧，从特定角度进一步反思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文字狱”所带给民族的深重灾难。尤其是魏荣汉的《中国基层选举报告》，“不仅仅是不温不火、平和客观，而且很有一种绵里藏针、含而不露、话里有话、意味深远的内敛风格”；“虽说是少了一些情绪贲张、情感渲染、个人好恶的直率表达，一如有些纪实文学作品的作者在揭露黑暗面时克制不住的情绪化的语言表达那样，但正是作者的冷静理智，从而使得作品在一种平和的叙述语境导引下，使事件和人物的呈现更显客观、准确、公正，也就会让读者感到更加真实可信”。^[18]

类似这样由深刻反思与冷静思考构成的理性启蒙与话语变革，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持重与内秀的风格嬗变，在胡平的《战争状态》，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与《中国新教育风暴》，赵瑜等的《革命百里洲》，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杨晓升的《只有1个孩子》以及郭光允的《我告程维高》等作品中表现更为突出。总之，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沉静、理性、探索而言，在思维模式的变革上，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关键词是：清醒、独立、深沉。以下试以某些代表作为例具体论述。

一、《革命百里洲》等

早在《马家军调查》中，赵瑜就说道：“报告文学要深化，首先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批判。过去我写作也犯过偏激的毛病，一味追求震撼力，给后人的深思不足，因而也削弱了批判的力度。”因而在该作中，他有意识地继承以往创作的优长而克服其缺陷与不足，努力超越自我。在创作态度上，他既深入生活底层，又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既能对生活和时代进行解剖、评判，又能冷静、客观地进行远距离观照；尤其是能将写作重点转移到以人为中心，“写出题材之外的东西，人本的东西”，从“社会学”转向“人学”，并“试图找寻马家军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深厚联系”^[19]，从注重思辨性、战斗性转向思辨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并努力运用文学手段对人物进行刻画。而《革命百里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则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它在探讨土地与农民即“三农”问题时，不仅深入生活底层，对其进行冷静、客观的远距离历史观照，并试图找寻其“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深厚联系”，而且努力跳出政治、党派、阶级的圈子，站在独立的“中介”立场进行科学审视，力图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逼近历史本质。尤其是与胡平的《战争状态》一样，它对“阶级”、“阶级斗争”和“地主”、“地主制经济”等进行了客观、冷静的重新审视。如认为凡地主“必是残酷地剥削雇农”，凡厂主、商人“必是奸诈无常，剥削工友”，这种宣传和指导“太绝对化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当中当得成田主、老板、实业家、厂长和巨商者，应是那一地区的能人”。因此，作品以百里洲为例，通过对具体人物、事件和数据等的分析，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有力论证。尤其是作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更见其深刻、独到与内秀——

中国的官人和读书人，无论何党何派，向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承，关注民间疾苦，效力国家强盛是骨子里既有的精神支柱，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精英们“达则兼济天下”坚意无悔。……这一点决不会因为身系共产党人或因国民党人而改变。这是东方中国农业社会的特质所决定的。……世世代代执政者都关心农民，是传统，是惯性，他想不关心都不行。

此外，在探讨中国革命与“三农”之关系时，作品还有独到发现，即认为灾荒是“革命”的重要原因，灾荒中的广大农村是“中国革命”这场大戏中的背景与舞台。革命正是在灾难频仍的省份从弱小到壮大，从失败到胜利的。以往我们只注重了毛泽东、蒋介石、国共两党、日寇伪军、各省军阀和乡丁土匪这些大戏中的编导、演员和观众，而忽略了农村“灾荒”这一背景和舞台。实际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成功，也是紧紧抓住了灾荒这一大的“天时”。

从这里，我们看到，这种思辨性很强的独立思考与理论发现，的确不同于赵瑜《强国梦》时代的“激情呐喊”，而是冷静、深邃的细密分析与独立的科学省察。《革命百里洲》与《战争状态》等一样，的确标志着作家们的思维已从“两极”进一步走向了“中介”；的确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真”与“相对之善”，把“真理”和“价值尺度”理解为“过程”；的确表现出清醒、独立与深沉。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从两极到中介”思维模式的进一步深化，也导致话语形式的变革，表现在文体风格上，即为深沉与内秀。这一点，在王宏甲、邢军纪等人的创作中也表现非常突出。

王宏甲的《智慧风暴》由于涉及的是知识经济这一最新题材，且由于作者对此下的功夫深，研究、体察得透彻，因而它提出和思考的问题不仅广泛、深刻，而且敏锐、独到。就问题的广泛而言，它涉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管理、体制、科技、人生，甚至还具体到人才、英雄、大学、事业、成功、失败等问题；就其敏锐、深刻而言，它常常从传统中翻出新意，从习惯中发现谬误，从正常中找出反常，从真理中发现偏见。作品高密度、高强度的信息与智慧“风暴”，的确给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带来极富启发性甚至是震撼力的强劲冲击。如作者认为：商人也是生产力；个人要想成功，千万不要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有人说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枪杆子救国，却很少有人说经商救国；人生不但要能“善胜”，而且要有“善败”意识。《中国新教育风暴》也是这样：它不再只是愤激批判和沉重“忧思”，而是积极思考和理智探讨。如：为什么说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是第三次重大教育转型？它与旧教育的区别何在？教育为什么非变不可？其意义和重要性何在？等等。其分析的周密与思考的深入，如同教育改革的学术报告或论文。这一点，还表现在曲兰的《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等作品中。从该作可进一步看出：当今的问题报告文学，不仅态度更客观、冷静，而且更增强了知识性、学术性和趣味性，尤其是更进一步关注人的个体命运与生存境况。如作品写道：老年人最痛苦、最害怕的是孤独，最需要的是子女和人们的温暖；隔绝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在高龄老人中，心理疾患常比生理病痛更多地困扰着他们。因此，作者以亲和的态度与读者聊天，告知人们理财的诀窍、长寿的秘密和养老的方式，如“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等等。当然，作品也不乏文化内涵，如对传统的“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父母在不远游”和“尊老爱幼”等家庭伦理观念进行了分析。总之，作品不仅从文化学、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角度进行观照，而且涉及运动学、营养学和药物学、生理学、养生学等。因而，与以往相比，作品更远政治而近文化，更洒脱、细腻、自然。

如果再进一步，综观以上从新时期至新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从两极到中介”的思维变化与心路历程，我们还可看到其背后潜藏的“启蒙精神”、“文化重建”以及“政治与学术”等深层次的东西。即如有人所论——

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这种想法的后面不但存在着一种急迫的心理，而且也透出对政治力量抱有无限的信任。后者正是中国传统所留下来的成见。

……在学术思想未发生建设性的根本变化之前，政治方面是不会突然出现奇迹的。因此，我愿意郑重地指出，任何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新尝试都不能不从价值观念的基本改变开始，那便是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和活动力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这一观念上的转变不但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关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理论分野，这种分野不幸在实践中遭到长期而严重的歪曲，现在似乎是到了必须彻底改正的时刻了。

…………

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20]

的确，在作为“知识分子文体”的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我们从其“从两极到中介”的思维变化中，不仅看到了其“启蒙”的不断更新与深化，而且看到了从“激情”到“理性”、从“政治”到“学术”以及从“宣传”到“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嬗变。这一点，我们从《第一种危险》、《只有1个孩子》与《唐山警世录》等作品中可进一步看到。

二、《第一种危险》与《只有1个孩子》等

新世纪以来，不少报告文学创作继承以往传统，继续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与法制、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如《灰村纪事》、《中国基层选举报告》与《让百姓作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朱晓军、李英）对“草根民主”的探讨，《智慧风暴》与《中国新教育风暴》对“知识经济”和“教育风暴”的报告，《末路疯狂》（徐江善）、《不该发生的悲剧——药家鑫杀人案透视》（孔明）与《贪官忏悔录》（海剑）对“法”与“情”以及死刑等问题的思辨，等等，均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与20世纪80、90年代不同的是，这些作品题材更敏锐，思考更深入，态度更客观，分析更具科学理性，因而也更有启蒙意义——它们的确从各个不同侧面，进一步表现了“从两极到中介”思维模式的深刻变化。在这方面，邢军纪（沉钟）和他的《第一种危险》（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是又一典型范例。邢军纪的创作既鞭挞丑恶、针砭时弊，又弘扬正气、彰显美好，表现出歌颂与批判、文学性与理性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尤其是20世纪末的中长篇力作《北中国的太阳》和《大沉浮》等，更在“综合”中表现出深沉、凝重的理性特色。然而，《第一种危险》又将这种风格特色发展到新的高度。与整个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相一致，该作不仅题材更敏锐，立场更独立，思想更深沉，而且的确表现出“科学的分析”与“清醒的理性”。具体来说，作者的“独立”与作品的“清醒”、“深沉”表现在以下方面：(www.xing528.com)

首先，通过张金柱的悲剧，集中、深入探讨了如何司法独立、依法办案、依法治国和依法保护自己等问题。作品揭示，张金柱的悲剧与他自己的法制观念不强、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有关。张金柱交通肇事案发生后，他多从党的纪律和行政纪律去考虑，独对国家法律考虑甚少。这是他潜意识里特权思想的直接流露，也是他生命悲剧诞生的渊薮。这一点，也是一些党员干部的通病。在他们身上，没有普通老百姓对法律的畏惧感和惩戒感。

其次，作品揭露了新闻舆论影响“长官意志”、误导社会情绪、干扰司法独立等，进而从社会学、刑法学等角度探讨了新闻与法制尤其是死刑等问题。作品认为，司法部门确实存在腐败，它以其特权作威作福，无视法律，就更惹老百姓痛恨。本来，对这种社会情绪，新闻舆论应保持冷静、客观并正确引导。然而，恰恰相反，一些新闻媒体却推波助澜甚至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以结束张金柱的生命为代价来平复民众的整体情绪。作者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青天关怀模式”的翻版；过去我们是无法可依，现在却又有法不依，这说明中国是一个不习惯依法办事的国度。由此出发，作者又进一步从宏观的理论高度进行学术探讨，并引经据典，从法理的角度探讨了有关死刑问题，还有诸如对“青天仇恨模式”与“张金柱现象”的批判和对有关新闻自由与新闻功能的思考，等等。^[21]

总之，作品围绕张金柱案件，全方位、多角度地观照和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法制、新闻等问题。“读者从中得到的，也许可以超越人物或事件本身而获得更多的启迪及相应的促进社会健全的教益”^[22]；它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尤其是作家们思维与心态变化的“一面镜子”，说明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不只是一般的“从两极到中介”，而是上升到了“思想自由”与“精神独立”的新境界。

从以上论述可知，问题报告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后，经过20多年的风雨历程与发展变化，已表现出许多新的审美特质，已发展成了一种稳定、成熟的新文体。一方面，它们继承了以往干预生活、忧患人生和启蒙思想的优良传统以及宏观综合、学术性、资料性等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又在题材、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继续探索，表现出新的特色与追求。如陈桂棣等从《悲剧的诞生》、《淮河的警告》到《中国农民调查》，赵瑜从《中国的要害》、《马家军调查》到《革命百里洲》，邢军纪等从《疯狂的盗墓者》、《大沉浮》到《第一种危险》，以及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到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等等，均可说明这一点。尤其是，作家们“达则兼济天下”、积极参政议政这一传统，也在新世纪创作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如在上世纪，胡平、张胜友的《东方大爆炸》和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就为我国的计划生育与环保“国策”的制订、推行起了直接促进作用，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也敏锐提出了“只生1个孩子”所带来的弊端与问题——该作虽有一定影响，但所提问题却不可能在当时深入探讨和研究，因它与计生“国策”不和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越来越凸显了。而杨晓升的《只有1个孩子》（华艺出版社，2004年）就正是针对这一新的社会问题所做出的敏锐反应与独立思考。作品通过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悲情报告”，对我国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等进行了重新思考与审视，从而提出了如何修订与调整“国策”，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等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问题。因此，从创作主体与思维模式的角度来说，它也典型地表现出“思想自由”与“精神独立”。

与《中国的“小皇帝”》相比，《只有1个孩子》的创新，不只是在内容上的全面、深入与态度上的客观、冷静，而主要在于“问题”与“报告”、“理性”与“文学性”的有机结合。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所有“新问题报告文学”的共同特点。

作品首先是“文学”的“报告”。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含泪带血、饱蘸激情”地讲述的一个个“悲情”故事，即因独生子女意外伤害而给家庭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与打击。而正是由于作者的主体投入与感同身受，作品就表现出浓郁的哲理诗情与“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甚至氤氲着浓郁的悲壮与崇高。这一点，我们仅从各章的标题和正文前的简短引言即可看出。如一至五章的标题分别为：“张晔：眼看着就要上大学却梦断车祸”、“郭宝臣：厄运撞得他的晚年如此凄凉”、“马旻：泪飞顿作流星雨”、“何羽飞：上学路上无归期”和“张穆然：生死之间说坚强”。然而，作品的这种“文学”叙事最终还是落实在对“问题”的“哲学言说”上，即对“只生1个孩子”所带来的弊端的揭露与能否放宽政策、允许生第二胎的探讨上。因此，作品在诉说苦难、抚摸伤痛的同时，又用了较多篇幅与笔墨，冷静探讨了“只有1个孩子”所导致的种种弊端和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而研究解决的方法与途径。作品披露：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四五十万之多，再加上疾病等原因，造成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家庭有近百万户。独生子女易使父母和祖辈对其溺爱娇宠，使孩子变得自私；孩子总以自我为中心，难以养成尊重长辈、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孩子在家庭里很孤独，不易养成合作精神，又缺少竞争性，易形成孤僻、缺少热情的个性倾向；家长急切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不得不将对下一代的所有希望全寄托在他们身上。正是如此，才出现弑母、跳楼等恶性事件和不适应社会、不合群、缺乏独立自主以及性别比例失调、男尊女卑等社会问题。由此，作品又引经据典，综合各种材料，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概括。总之，作品感情真挚，描写细腻，思考深入，所提出和探讨的问题敏感、新锐而重大，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理论启迪与现实指导意义，可视为新世纪报告文学发生审美新变——尤其是创作主体思维嬗变的“新问题报告文学”代表作之一。

在这方面，还须提到的是徐江善的《末路疯狂》（新华出版社，2009年）。该作虽在理性思辨方面不及以上作品集中、深入而显得其批判有些“泛”，但又的确围绕郑筱萸这一“史上最牛腐败案”，联系其他反腐案例，提出和探讨了许多引人深思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而也显现出冷静、独立的理性光芒与学理特色。如在分析高官“前腐后继”现象时，除“秘书现象”、“59岁现象”与“贪内助”、“家族腐败”等现象外，还提出和探讨了“苦孩子现象”、“双重人格”以及仕途与人生等问题；在分析“受贿罪”与“玩忽职守罪”时，思辨了有关“死刑”、“注射死”与“情节特别严重”（即违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等法理问题；在探讨如何防腐、反腐问题时，除强调制度设计、权力构架等方面的改革外，还具体反思了行政审批、监督机制与官场生态等问题。

三、《唐山警世录》等

《唐山大地震》在新时期报告文学史上，率先打破主题集中、单一的惯例，首开“大而全”和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的先例，将资料性、知识性、学术性和真实性融为一体。它围绕唐山大地震的发生和抢险救灾的前后经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心理、医学和人类学等角度综合观照，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也暴露了极左政治的危害及决策水平和科学程度的低下；既表现出团结、勇敢、坚强的民族伟力，也暴露出自私、怯懦、卑劣等人性弱点。然而，或由于社会、时代原因，或限于资料、采访条件，该作忽略或回避了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即唐山大地震这样亘古少有的特大灾害和惨烈悲剧能否避免？是惨剧发生前未被发现还是发现了没有被“抓住”？如被“抓住”又为什么被漏报？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如此，时隔近20年后，张庆洲的长篇力作《唐山警世录》（《报告文学》2005年第5期增刊）就试图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而从《唐山大地震》到《唐山警世录》，我们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报告文学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及作家们思维模式与心理结构的发展演变。即上世纪80年代，以问题报告文学为代表的新时期报告文学，以较激进的开拓勇气和“革命”姿态，致力于报告文学的观念变革与文体创新，而20年后的今天，报告文学则又在新的层次上“返璞归真”，在注重新闻性、真实性与学术性的同时，更致力于态度的客观、冷静和分析的科学与探讨的深入。具体来说，《唐山警世录》的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的揭示与原因探讨；二是对如何避免悲剧发生的经验总结与对策研究；三是对当事人、见证人等历史人物的尊重与谈话、信函、文件、图片等原始资料的重视。这一切，均说明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理性启蒙、价值取向和话语（思维）模式等方面已发生新的深刻变化。

在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英雄画廊中，不仅有广为人知的“新闻人物”，也有默默无闻的平凡百姓；不仅有新近涌现的“当代”英雄，也有被时光淡忘的“历史”名人。如《部长与国家》（何建明）中的余秋里、王进喜和《梦之坝》（刘继明）中的林一山、李锐、黄万里等，就属于这样的“历史”名人。不过，他们的被“淡忘”，只是由于时光的推移与时代的演变，而不是因为历史的“失误”与造化的“嘲弄”，而且，他们也曾经在历史的天空中闪烁过耀眼光芒。而《唐山警世录》所写到的我国地震工作者，虽然他们也是“埋头苦干”的“民族脊梁”，但却因唐山大地震的“漏报”这一历史的“失误”与造化的“嘲弄”，就不但不为世人所尊敬和肯定，而且长期被遗忘甚至遭唾骂与指责。有感于此，作者通过艰苦采访和大量第一手资料，首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作品指出，并不是唐山大地震事先没有被发现和“抓住”，也不是中国地震科研水平低或对地震预防预报不重视，而恰恰相反，中国的地震科研水平和对地震预防预报的重视，在全世界均处于前列。其中关于群测群防等方面的经验，还得到联合国的肯定和嘉奖。因此，中国地震工作的成绩不容否定，经验不容忽视，尤其是其中默默奉献、成就显著的科研工作者更不应被忘记，他们也是时代的民族英雄，我们不能因唐山大地震的巨大灾难而把他们一概否定。因此，作品以非凡的胆识与勇气，以对历史负责的求实态度，在理性揭示“漏报”原因与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挖掘出了这些被历史遗忘或被“废墟”（灾难）沉埋了几十年的“地下宝藏”，即为中国地震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如马希融、吕兴亚、杨友宸，尤其是创造了地震中无一人死亡、被联合国专家称为“奇迹”的青龙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等等。

然而，既然有那么多科学家和地震工作者的忠诚、敬业与奉献、拼搏，有那么多人和情报都成功预报了唐山大地震，这场特大人间惨剧又为什么未能避免？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正是在这里，《唐山警世录》体现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学术特色与理性精神——而且是发展了的新的理性精神与风格特色，即客观、冷静、求实。首先，关于“漏报”的原因与真相揭示。作品指出，唐山大地震的“漏报”并非是中国的地震科研水平低，也不是中国的地震工作者不负责、不敬业，更不是该大震未被发现和“抓住”，而是有着时代、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科技、学术和地理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如“四人帮”的干扰问题、“科学技术”问题、“地震局某些环节误事”的问题以及地理位置、体制等问题。其次，关于经验总结与对策研究。作品认为，青龙县和开滦矿务局的经验就很有意义，值得很好总结。因此，作品通过具体描述这两个典型防震减灾的事迹，挖掘了其蕴涵的普遍意义。最后，作品还从理论的高度，分析、探讨了中国和世界的地震预报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防灾减灾等问题。总之，作品资料翔实、态度客观、分析细密，也有力说明了新世纪报告文学在作家思维模式与作品风格特色等方面的审美新变。

类似这样通过某一自然灾难理性反思——尤其是探讨如何防灾减灾等问题的作品，还有以2003年抗“非典”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题材的《瘟疫，人类的影子》（杨黎光）、《国难》（徐刚）和《震中在人心》（李鸣生）、《巨灾对阵中国》（裘山山），以及赵瑜的《王家岭的诉说》与徐江善的《惊天惨案——山西襄汾特大溃坝事故及人文追思》等。其中《惊天惨案——山西襄汾特大溃坝事故及人文追思》（《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2期）在揭露现实中存在的“无视人的生命，漠视群众呼声”、“渎职”、“猫鼠错位”等现象的同时，还进行了如此深沉的“人文追思”：

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等震惊中外的事件，是人们从塔儿山上那蹒跚的文明投影中看到的太阳黑子，她既是文明走得太快太急而难于避免的趔趄，又是市场化过程中消解崇高、消解道德，精神生活被经济无情地碾碎的真实写照。

从人类童年的歌声到那引人深思的文明巨人的蹒跚投影，文化积淀深厚的塔儿山极具标本价值，她是我们这个正在痛苦“转型”社会的缩影；她给在追求民主政治和法治精神的现代文明道路上奋进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不能不正视的课题——在市场化的消解中，如何重塑国人的精神家园，如何构建一个真正对全体公民负责的责任政府。

当然，如果从挖掘被历史埋没的“无名英雄”和表现其无私奉献与悲壮人生的角度而言，与《唐山警世录》风格类似的作品，还有冷梦的《高西沟调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以下简称《高西沟调查》）、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与李春雷的《塞罕坝祭》等：它们同样表现出深沉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批判特色。其中《塞罕坝祭》（《北京文学》2011年第8期）以饱含深情的简洁笔触，在还原历史“残酷”真实的同时，又“挖掘”了一批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即20世纪60年代初，大批林科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华北最寒冷的荒漠塞罕坝植树造林。他们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寒冷、饥饿与政治迫害等，在前赴后继，付出青春、爱情、健康与生命的巨大牺牲后，彻底改变荒漠面貌，创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因而作者要“以这一片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塞罕坝为祭坛，祭奠那一群可敬的人们，那一段悲壮的历史，那一种永恒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