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90年代的沉静与理性

第二节　90年代：沉静、理性、坚守

如前所述，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躁动、冲突与磨合，至90年代，报告文学也与社会时代同步，进入沉静、融合与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建立市场经济、进入转型社会后，随着民族心理的日益成熟、坚强，人们的思维也渐趋理性、“中介”。而随着文学的从中心到边缘，报告文学作家们也面临新的考验与选择，因而开始在新的层面上进行理性思考与多元探索。

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现状，有人认为，新时期初期与90年代的区别在于：“前者旨在通过对现实的积极的反抗去消除现实的不合理，后者则承认这种不合理的不可改变性而主张逃避”；认为“90年代的文化界始终并置着两种声音，一种是讲究闲适、超脱，一种是自觉地与市民阶层为伍。这两种声音看似截然对立，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都共同地认为为纠正世界的混乱而奋斗的使命和责任是缺乏意义和自扰的，现在必须把主体从太苦、太累的状态中解救下来，两者的不同只是避免‘自扰’的策略，前者是通过‘独善’，通过心境澄明、安身立命、无为和追求心灵中的快乐避免‘自扰’；后者则是通过使主体由英雄恢复到平民的一员来避免‘自扰’，前者多少隐含着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语境保持距离，后者则是认同”。^[11]我认为，以上观点未免过于片面、武断，它至少未包括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内。因为，在9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尽管也存在“躲避崇高”、迎合世俗等小说艺术中存在的消极现象，但总的来说，它不但未在商品经济中沉沦，而且坚持和发展了其针砭时弊、批判现实、干预生活的战斗传统；它代表着社会的正义与良知，自觉担当起思想革命与文化启蒙的重任，为推进现实改革和重铸民魂作出了独特贡献。尤其是在文体发展和观念变革上，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80年代中后期所形成的理性精神，使之成为报告文学的内在灵魂与独立品格之一。与此同时，它也较好地解决了“文学性”与理性相矛盾冲突的问题。而这一切，正是报告文学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有所论及，在此再作进一步说明。

一、关于理性与批判性

的确，报告文学从它诞生起，其根本的文体属性既不是“新闻性”，也不是“文学性”，而是“政论性”及其“社会批判性质”，它的确是“中国报告文学观念发展与嬗变的一条内在线索”。因为，尽管人们至今对中国报告文学是诞生于近代还是现代还有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报告文学诞生于新闻母体。而从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近代最早的报人代表王韬，也是中国最早的报刊政论家、中国报刊政论时代的开拓者；接着出现的著名新闻活动家、文学家梁启超、章太炎，更是著名的政论家。可见，“政论”是新闻的重要特征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报告文学的政论特性是与生俱来的。但茅盾等文学先驱自“左联”时期倡导报告文学起，就将报告文学定位为与小说同类的纯文学，因而过分强调其“文学性”而相对忽略了“政论性”，导致报告文学长期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游荡而找不到“自我”。这一偏颇与失误，直到20世纪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涌现后才被矫正。问题报告文学涌现后，不少人提到“理性”、“思辨性”和“理性精神”等，但也未将其视为根本属性之一。我认为，从新时期报告文学尤其是9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实际来看，报告文学的根本属性之一是由创作主客体融合而成的理性精神。这一点，既由原来重视不够的“政论”特性发展而来，但又不同于原来的“政论性”概念。它包括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忧患意识和独立人格，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穿透力、情感震撼力。具体到创作来说，则表现为哲理思辨性、文化启蒙性和现实批判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认为，报告文学是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精神的文体，报告文学作家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一点，才使它化解、统一了以往“新闻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冲突，最终完成文体质变而独立出来；或者说，正是这一点，才使它既吸收、发展了新闻与文学的长处而又真正和它们区别开来。因此，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面对商品经济与世俗社会的挑衅，绝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家能经受考验、抵排流俗、坚守阵地、保持节操。在这方面，胡平、卢跃刚最有代表性。胡平认为，如果知识分子放弃文化批判的意识和文化前驱的使命，面对压迫人心的问题转过身去，自己便与夜总会里浓妆艳抹的小姐别无大异，都失守了操守的孤域；“一个时代，哪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拒绝沉重，可总得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守望并解读沉重”。因此，即使是在“浮躁得咸鱼也想翻身”的年代和“少见坚守思想与崇高的孤域”而太多阴柔风格的文学界，他也要固守“沉重”、拒绝媚俗，以殉道者的自觉，讲真话，认死理，苦恋祖国，追求崇高，当中流砥柱（见《千年沉重》）。因此，他不仅保持而且发展了他80年代的创作势头与艺术风格，在题材上继续向历史与现实的深层掘进，在思想内蕴和文学形式上更趋深刻、成熟、老到。与胡平一样，卢跃刚也继承了新时期报告文学自刘宾雁、苏晓康以来的战斗传统，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也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干预政治、针砭时弊，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性与战斗性。但又不同于以“苏晓康模式”为代表的问题报告文学：他将理性的批判与文学性的描写、将写人与叙事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新的时代特点。

针对报告文学中理性的日益强化与文学性的日益弱化，有人曾这样断言：“为时代准备足够的思想，张扬理性的威力，在特定时期是需要的，但总归要回到人物。文学的历史是回到人的历史，尽管每一次回归其内容、层次都不同，但人是总目标却无疑问。在这一意义上，苏晓康模式只能是暂时现象，它的衰落几乎是不用怀疑的。”^[12]但时至今日，我们再来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实际与发展轨迹，却发现此论并非准确、切情。因为，90年代报告文学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文学性与理性相冲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人物，但“苏晓康模式”却并未“衰落”。该模式所代表的问题报告文学和它所具有的忧患意识、文化启蒙和现实批判精神以及宏观综合、全景式手法等，在90年代经过时代政治的冲击与考验，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得到了长足发展。一些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80年代创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自己的风格特色，又写出了一些更扎实的力作；与此同时，还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家作品。总的来说，这方面的作家以胡平、徐刚、马役军、吴海民等最为突出。如徐刚的《世纪末的忧思》、《中国，另一种危机》、《中国风沙线》和《最后的疆界》等，以他惯有的忧患意识，再次提出了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中国问题与人类问题。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和《婚姻大世界》等，将深沉的忧患意识蕴于冷静的理性分析之中，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不时透露出干预现实、针砭时弊的批判锋芒。吴海民的《中国新闻警示录》、《大陆音像圈》和《走向伯尔尼》等，集中探讨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中的现实问题，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这些，再次说明了90年代报告文学作家心态的成熟与选择的理性。

二、以文乐然、蒋巍等为例(www.xing528.com)

的确，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在适应社会、调整心态的同时开始了自由、冷静的选择与探索。除问题报告文学的继续发展外，有的作家在继承理性传统的同时注意向“人学”发展：将“理”与“人”有机融合，注重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即不少作品不再从政治的角度去进行所谓“政论”，而深入到人情、人性与生命的细微深处，探索生活的真谛与人生的哲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杨黎光、文乐然与蒋巍等。杨黎光的作品虽不太多，但已形成较鲜明和稳定的风格特色，即从人生与感情生活的角度，细致入微地描写人情、人性，冷静、客观地探讨时代浪潮与人生命运之关系。文乐然的创作，不只是一般地从人生的角度，而是从生存体验与生命本相出发，探索生与死、崇高与卑微、辉煌与悲怆、成功与失败等生命范畴中的意义。与此相适应，在文体上也探索新的叙事模式，追求真实、自然、质朴、隽永的美学风格。不同于以往李若冰、徐迟笔下的地质人的“崇高”，他写出了地质人的“卑微与崇高”或“卑微中的崇高”的双重形象——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沉重的崇高》关注在强大而无情的政治压力摧残下人的生命的卑微与神圣性，《走向圣殿》则进而以作者个人的亲身体验为窗口去透视地质人的生存的卑微与神圣性。这种努力无疑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人物形象方面的一种突破：从过去的绝对崇高形象转向卑微与崇高双重形象。”^[13]这也正如有人所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两极对立模式’往往集中地表现为‘英雄’的‘神圣化’，即把‘英雄’变成某种‘神圣形象’。‘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把对领袖的热爱变成个人崇拜的极端表现。因此，在‘消解’个人崇拜即‘消解’把领袖神化的意义上，当代的中国也是‘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它“增强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挺立了人的独立性，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14]

还有的作家，在“消解”英雄与神圣的同时，注意向题材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为无名英雄立传的同时挖掘生活的严酷性与深刻性。如前面提到的徐志耕、王宗仁、罗盘、党益民等人，深入青藏高原和塔里木沙漠等地，在揭示大自然的险恶、神秘与强悍的同时，充分展示了生命的崇高与人生的悲壮，同时也挖掘了中华民族坚韧、顽强，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这样写出了他们的内心震撼与由衷感受：“面对严酷的真实，我的笔有些沉重，有些迟疑。可我还是写下了这一切。一个民族的崛起靠的是一群坚韧如钢的脊梁，一个时代腾飞靠的是一批舍生忘死的翅膀，一个辉煌的理想靠的是一群矢志不渝的灵魂。”（罗盘：《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的确，这种“严酷的真实”，沉重得连作者都不敢相信、不忍下笔，它们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是虚构性文学所无法虚构的，它们所显示的“生活美”的确“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这也再次说明：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显示出在“中介”中探索、在沉静中发展的特色。

还有的作家，在冷静反思与理性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不仅找回了“自我”，而且扬长避短，发展了“新我”。如陈祖芬，就个性、气质与特长而言，她的确更适宜哲理抒情与散文体，而无法在思想深度与批判力度等方面与胡平、赵瑜等作家相比，因而在90年代，她由80年代中后期的以议论、说理为主恢复到80年代初期的以人物为中心，从政论文体（以“挑战与机会”系列为代表）恢复到散文体。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原有风格基础上的深化、提高。即更多哲理诗情和“文学”韵味，尤其是在营造诗的氛围与意境上下工夫，从而形成一种类似散文诗的文体与风格。《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即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作不仅典型体现而且还发展了作者所惯有的风格。如：以人为中心，写人的性格与精神风貌，通过主要人物来写次要人物，通过写人来写事；议论精警，具有哲理诗情，尤其是发现和挖掘生活与人生中的闪光点；笔调挥洒自如，语言从容不迫，犹如散文和散文诗；努力营造诗与美文的意境；等等。

在这方面，也许蒋巍的创作更有代表性。蒋巍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写有《在人生的坐标系上》、《双子星座》与《一个人和一个新物种的故事》等。他该时期的创作，发展了他80年代的风格特色，仍注重从历史与人生命运的角度，写时代大潮中的风云人物，且更多哲理诗情与文学韵味。如《在人生的坐标系上》写刘晓程在澳洲进修，是展开了人生坐标系的广阔空间；放弃北京的优越环境而去重新创业，是在人生坐标系上重新选择自己的历史方位；得到国内外支持，创建一流现代化医院，是在人生坐标系上跃向新的制高点。《一个人和一个新物种的故事》也是这样，多方面发展了作家《人生环行道》、《在时代的弯弓上》等原有创作的风格特色：以一个（或两个）主要人物为中心，写人物的传奇经历——题材新颖、独到、富有传奇性；议论精警，着重探讨人生哲理，具有较浓的理性色彩；笔调洒脱，描写形象，语言简约、生动，“文学性”较强——尤其是在语言的哲理、睿智和议论的精辟、深刻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作品的突出特色。如：“历史上，所有的伟人、天才和社会上功成名就的人都不害怕孤独，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害怕孤寂和空虚”；“一个渴望发展的民族，应该鼓励成熟的雄心，也应该鼓励年轻的野心（因为它可培育为成熟的雄心），就是不能鼓励闲心和贪心”；“一个一帆风顺的成功者也许靠的是幸运，一个跌倒了又站起来的成功者，则靠的是钢铁般的意志力”；等等。

总之，报告文学的发展进步，包括其典型叙事的复杂与方法形式方面的多元、多样等，都与其作家的思维革命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正如赵瑜所说：“我们很早以前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革’前17年间的红色经典，主要沿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一直贯穿到‘文革’后期及‘文革’结束后简单转化为与‘四人帮’的斗争，还是二元。”因此，他写完《强国梦》与《兵败汉城》后，“开始感到整个国家新时期的文学走向有一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不写共同话语，就不能和更多读者进行交流，而这种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单一、不丰富甚至是二元对立的创作方法，就不能满足更深层的思考与表达了”。因此，“《马家军调查》虽然是写一支辽宁省女子中长跑运动队，但每个人经历中极其复杂的元素，都是过去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创作方法所不能概括、无法描述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作家寻找到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如果体制不好我们虚拟一个体制，拿虚拟的一元对待今天现实生活中政府的另一元，于是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完成好的作品，也不能满足读者日益丰富的需求”。^[15]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切身体会，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理性总结。

最后，还须着重强调的是，以叶永烈、邓贤、张建伟、徐志耕、程童一和郭晓晔等为代表的史传报告文学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高潮。它们不仅继承和发展了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政治理性，而且形成了新的科学理性与美学规范，从而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还有，以李鸣生、徐剑等作家和以《敦煌之恋》、《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为代表的科技报告文学，也将以徐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创作热潮推向新的阶段。这些，更有力说明了90年代报告文学的开拓、探索与思维模式的发展变化。因这方面的内容在“流派新议”中有具体论述，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