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时期前后：从“两极对立”到“激情有余”
一、新时期前：“两极对立”
所谓“两极对立”，表现在思维模式上，就是线性思维、简单判断，或非好即坏，或顾此失彼。这一点，又与人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如五四时期，我们为了反封建，就矫枉过正，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为了“为人生”的“写实文学”，就全盘否定通俗文学。此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又以救亡压倒启蒙，“浪漫”服从革命，“客观再现抑制主观表现”，以致文学服务政治、批判让位于歌颂，等等。就报告文学而言，虽然它至“左联”时期才正式起步，至抗战时期才粗具规模，但也同样表现出“两极对立”。只不过由于其文体特性和弱小地位，它与时代政治联系更为直接、紧密，也更明显地表现出在批判与歌颂之间的徘徊。即在抗战之前，从梁启超、黄远生到瞿秋白、夏衍、邹韬奋、范长江等，主要以揭露、批判为主；从抗战时期至抗美援朝时期，以周立波、刘白羽、华山、魏巍、李若冰等人为代表，主要以歌颂为主。而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极左政治的甚嚣尘上和“干预生活”探索的被扼制，报告文学就不但只能歌颂而不能批判，而且更被剥夺了作家的主体意识，更被异化为“为政治服务”与“阴谋文艺”的工具。这样，作家笔下的人物，就只能按政治要求，不是将其“美化”为“时代楷模”或“高大全”，就是将其“丑化”为“阶级敌人”或“狗屎堆”。总之，非神即鬼，非好即坏。这一点，不仅在《一二五赞歌》、《南京长江大桥》、《虹南作战史》和《西沙之战》等重度畸形或“帮文艺”作品中表现突出，即使在当时保持一定清醒、独立意识的作家那里也不能幸免。如《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被认为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类问题。同时，与此相联系，在文体上，这些作品也与人物通讯不能很好区别。在这里，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我们的确不能只将一切失误归于客观外界的政治背景，而忽视了作为文学历史创造的主体——作家人格分裂、艺术良心泯灭诸因素这一内在史实。[4]
二、新时期后：“激情有余，理性不足”
李泽厚曾批评五四启蒙存在“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认为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至今天。他所谓的“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5]因此，他认为，“对中国传统的反对和批判，在今天应该远比五四时代深刻、具体、细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学性。而不应该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激情呐喊或五四以后革命时期的抽象否定上”[6]。事实的确如此。新时期文学中的“再启蒙”除了增添批判极左政治等内容外，在反封建主义和要求民主、自由等方面，仍存在“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问题，的确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激情呐喊或五四以后革命时期的抽象否定上”。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涌起的问题报告文学热潮，虽然它不惜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将启蒙理性张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却存在急功近利的浮躁与焦虑，更多的是以“激情呐喊”代替细密分析，而且作家们大多以精神领袖自居，对现代化未来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能将“他者启蒙”与“自我启蒙”相结合。如《苍天在上》（苏廷海）和《沉沦的国土》（徐刚）等，在揭露、批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极左政治时，其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如《苍天在上》在揭露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官相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腐败现象时，在篇首这样愤怒呼喊：“我用颤抖的笔，倾诉颤抖的心；我用满腔的爱，倾泻满腔的恨。从莽莽千里大别山到浩浩淮海昔战场——霸道莫过于此！冤深莫过于此！官场痼疾莫过于此！古有明镜朗朗，今有天网恢恢，我不信——苍天永远不睁眼？”《沉沦的国土》在历数全国各地江河湖泊污染、水土流失、沙化、人口暴涨以及盗墓、淘金、走私等现象后痛切指出：我们的国土再也经不起由宏观决策失误和民众意识愚昧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了！人心正在流失，精神正在流失，失望的情绪与享乐主义弥漫在中国大地，腐败与特权已成久治不愈的顽症；我们的国土正在沉沦，我们的文化正在沉沦！中国人应该直面当今国土支离破碎危机四伏的现实与前景！(www.xing528.com)
霍达的《国疡》与《民以食为天》虽然其愤激之情未溢于言表，但所揭露的严峻现实却使人更感沉重。《国殇》以北京为例，反映中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因贫困、劳累、待遇低、住房挤以及得不到社会的理解与承认等而英年早逝。《民以食为天》严肃、尖锐地指出我国在粮食与农业问题上的失误，说明农村“包产到户”后仍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粮食与农业问题仍是今后长时期内的严重问题。其中写到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和京、津、沪、南京、深圳、河南等地1988年的缺粮情况以及丰县等地的贫穷、饥饿状况，从而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启示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盲目乐观；土地的奉献有限，地球面临饥饿狂潮；在当今八亿农民生活的农村，远不是到处充满“万元户”、“彩电村”和“农民企业家”，还有许多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类似作品还有邓晨曦的《中国穷吃》，张锐锋的《黑色8·18祭》与《堕落的版图》，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赵瑜的《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与《强国梦》，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与《活祭》，以及安峰的《哀中华》与《裹着阳光的罪恶》等。
如果说，以上作品还主要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话，那么，以下作品则存在浮躁、偏激、片面等问题了。如《中国当代民谣沉思录》用搜集来的众多民谣，集中对官场存在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弊端和改革中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进行尖锐揭露和辛辣讽刺，虽然它为我们认识特定时期的社会情绪与社会心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其批判也真实、有力，但只客观展示消极面和阴暗面，而缺乏理性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积极探讨，故显得档次不高、深度不够。而《自由备忘录》、《“乌托邦”祭》、《河殇》和《储安平与“党天下”》等，可以说，的确存在“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如《“乌托邦”祭》在反思1959年“庐山会议”这一当代重大历史事件时，在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上存在态度上的偏激与方法上的片面，未能把握人物与事件的整体性质，违背了历史真实与“典型”原则等。《储安平与“党天下”》把毛泽东对张国焘、罗章龙、王明等党内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者的严肃斗争，解释为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时受够了教授们的气，因而就对教授们“随意嘲弄”，将他们“打扒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而这种斗争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还有，某些作品在批判所谓民族劣根性时不但未把握分寸，而且表现出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倾向。如《丑陋的北京人》在批判“新‘八旗子弟’”时，举了毛远新的骄横与毛岸英坟墓之特殊；在批判“紫禁城意识”时，将蒋介石、陈布雷与毛泽东、周恩来并列，说周恩来和陈布雷一样，都“唯上是从”；在批“四合院文化”时，说解放初毛泽东拒绝陈嘉庚为志愿军捐鞋和出钱修鹰厦铁路是“死要面子”的愚昧之举；等等。这些，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偏见，至少也反映了作者态度上的偏激与方法上的片面——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在主观方面，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是少数尚有理想、尚有热情的人，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寄。他们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今天的文化批判者放过了新名教，而把一切苦难和罪恶仍归之于旧名教，这会有助于新文化的建设吗？不但如此，文化批判者的迁怒甚至从旧名教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及其源头（如最近‘河殇’所表现的心态），这符合现代人对知识必须‘实事求是’的要求吗？”[7]
综上所述可知，虽然新时期以来民族心理已发生深刻变化，其思维已开始由两极走向中介，但这种变化还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的阶段，因而实际上还存在非此即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问题。在问题报告文学中集中表现的这种偏激、片面现象，就是其具体反映。这也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虽然“贯穿着浓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理性色彩加强了，哲理思辨的深度与广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良倾向，比如跑马占荒式地抢夺大题材，表现出急功近利的浮躁；一些作品的思想倾向过于偏激，不够客观公正；也有一些作品过多地堆砌材料和数据，忽略形象刻画，语言缺少锤炼”。[8]正是因为问题报告文学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因而他们的所谓“启蒙”必然导致失败。这也正如有人所言：“80年代的启蒙取得了成果，但也有缺陷，在敢于正视西方资本主义灿烂成果的情况卞，一些焦虑和急躁情绪在所难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也需要一个过程”[9]；“1980年代知识精英启蒙的乐观和浪漫，到了20世纪末，已经逐步让位于更清醒的深度反思”[10]。事实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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