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两极到中介

第七章　从两极到中介

有人指出：“作家主体意识的淡薄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由于一味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诱导和刺激了作家政治意识的畸形膨胀；对创作无休止的干涉和批判以及将作家的思想改造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又造成了作家自我意识的严重萎缩。这样当代作家的自我价值观就出现了严重分裂：一方面将文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看得过于强大，文学可以兴国，也可以亡国，因而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教训的意味，缺乏和读者平等的情感交流；另一方面，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又缺乏起码的自信，左顾右盼，战战兢兢。”^[1]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以往的研究很少从作家主体尤其是从作家思维模式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现象。这一点，如果在新时期以前，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那是一个不太需要作家独立思考的年代；如果是小说等虚构文学，也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世界观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创作方法”。然而，对于创作主体或作家的思想立场占主导地位、起关键作用的报告文学，我们就不但不能忽视而且必须高度重视其作家的主体性尤其是思维模式的变化了。因此，在本章中，我们着重从这一角度进行论述。(www.xing528.com)

有人认为，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变革带来文化模式与思维模式的变革，其总的特征是“从两极到中介”。具体来说，即“在致知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终极之真，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真，把真理理解为过程；在价值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至上之善，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善，把价值尺度理解为过程；在审美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最高之美，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美，把审美活动理解为过程。诉诸于人类历史活动的现代辩证法理论，以中介的观点去对待现存的一切事物。这就是它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之所在”。^[2]这种“中介化”的思维方式，使人们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和僵死凝固的话语方式中解放出来。历史性、过程性、中介性、层次性、过渡性、融合性、超越性等等，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和理解问题的重要因素。^[3]事实的确如此，只不过具体到报告文学创作，这种“从两极到中介”的变化有一个渐进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和不同作品中的表现程度与侧重点也不一样。具体来说，新时期开始后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虽逐渐摆脱了非好即坏、非红即黑、非人即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但由于社会时代的浮躁与民族心理的脆弱，报告文学（主要是问题报告文学）中又出现“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偏颇；90年代后，随着权力话语与文艺政策的调整以及市场经济的建立，民族心理渐趋成熟，人们的思维也趋向冷静、客观与多元，其报告文学也随之趋于沉静、理性与自由；而自新世纪以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深化与社会的更趋文明、进步，民族心理更趋成熟、健康，其思维更趋自由、开放与缜密，因而其报告文学也表现出更加清醒、独立与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