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批判、歌颂、融合循环

附　论　“批判—歌颂—融合”的两次循环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报告文学是在新闻、文学与政治的冲突和融合中，以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状态，由稚嫩走向逐步成熟的。其实，不论是它与政治环境的外在冲突，还是它所遭遇的“文学性”与理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的困惑，其制约与影响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变化的内在关键，是批判与歌颂这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体。可以说，正是批判与歌颂的相互斗争与相互融合，才使中国报告文学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不断走向发展并逐步成熟的。大致说来，在报告文学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历史里，它经历了由批判到歌颂，再到两者融合的两次大循环：第一次，从19世纪末报告文学诞生到抗战爆发前，以批判为主；从抗战爆发后至新时期前，以歌颂为主；从新时期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问题”派形成前，两者融合。第二次，从“社会问题”派形成至80年代末，以批判为主；90年代前期，以歌颂为主；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者融合。

一、第一次：“社会问题”派形成前

为什么会出现批判与歌颂此消彼长、相互转化又相互融合的双重变奏呢？这主要是由近现代中国这种特定的时代与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即近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时代主题决定了其文学必须为社会政治服务，也决定了报告文学是一种“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这种“服务”的方式与“武器”的功能又不外乎批判和歌颂。当然，就报告文学文体诞生的原初本意来说，它首先是着眼于批判。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以锐利的目光和独到的见解对社会事件与社会现象进行解剖、报告，寻根究底地暴露罪恶的渊薮，这就是以基希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文学文体意识……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质及其是否具备了同生共存的政论色彩遂成为甄别报告文学文体属性的试金石，成为中国报告文学观念发展与嬗变的一条内在线索。”^[31]事实的确如此。如在中国早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在对殉难烈士的怀念中着重揭露了封建顽固派，《新大陆游记》在介绍欧美文明的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等“政治通讯”对清末民初的官场与社会进行了辛辣批判；周恩来的旅欧通讯在歌颂留法勤工俭学生同法国政府与中国北洋政府英勇斗争的同时，着重揭露了北洋军阀官吏的虚伪与两面派嘴脸；夏衍的《包身工》在揭露“包身工”现象的同时，猛烈抨击了黑暗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然而，抗战爆发后至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救亡的需要，以华山、刘白羽等人为代表，报告文学则主要是讴歌民族英雄，记录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激昂、奋进的时代主旋律。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以魏巍、巴金等为代表的抗美援朝题材创作和以李若冰、黄宗英等为代表的表现时代新生活的题材创作中。此后，由于对“干预生活”创作倾向的遏制和对“写中心”、“写十三年”的强调，报告文学逐渐走上了只能歌颂、不许暴露的单行道和粉饰现实、为极左政治服务的衰败之路。

新时期开始后，以徐迟、黄宗英、乔迈和孟晓云等人为代表，报告文学首先恢复了战斗传统，重新确立了其批判意识，其创作表现出歌颂与批判的较好融合。如徐迟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科学家系列”，在开辟新时期歌颂科学家、知识分子和英模人物新路的同时，也将新中国报告文学以歌颂光明和反映积极面为主，以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主的传统过渡到新时期。但不同于以往从政治、概念出发的廉价的甚至是虚假的歌颂，徐迟的歌颂，一是其对象具有拨乱反正的性质，即将原来的批判、否定者（科学家等知识分子）变为肯定、歌颂者，二是将歌颂与批判、揭露有机结合。黄宗英的创作，虽然继承以往传统，仍以歌颂为主，但不同于以往的是，在写法上歌颂中有批判，肯定中有否定，带有明显的干预生活、反思历史、瞩望未来的特点。即主要为知识分子呼吁，尤其是为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的“普通人”、“正在行进的人们”和“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32]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的知识分子系列，“绝没有任何为知识分子喊冤叫屈的情绪”，贯穿作品的是“始终燃烧的、不灭的爱国主义的圣火”，^[33]而《理论狂人》则既有对历史的分析、批判，也有对改革的探索、思考，还有对强者的肯定和赞扬。乔迈的《三门李轶闻》和《希望在燃烧》等创作，主要表现为对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的辩证认识与正确把握。即他既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又不形而上学地去粉饰生活，同时也着重写出了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和转化，因而做到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熔歌颂与批判于一炉。如《希望在燃烧》既揭露了山西省运城地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而存在的严重问题，又反映了中央纪检工作组对党内问题的严肃查处。与乔迈相似，孟晓云的创作也既不粉饰现实，又不回避阴暗面，力求在现实批判中挖掘生活与人生的哲理底蕴。如《胡杨泪》通过钱宗仁这一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典型，不仅尖锐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而且率先提出了改革人才观念与人才制度等理念。钱宗仁的事迹和精神证明“生活比文学本身更悲壮”，但“这颗从石板缝中钻出来的小草，并非只遇到冰冷而圆滑的石头，他也感受到春风的温暖和爱抚”，因而作品还热情赞扬和肯定了发现、扶持钱宗仁并为之奔走呼号的“伯乐”如宣惠良、刘书琴与杨维舟等。类似作品还先后有任斌武的《无声的浩歌》、韩少华的《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刘立云等的《把太阳高举过头顶》、李延国的《潮涨伶仃洋》和谢德辉的《钱，权力的魔方》等。从这些作品可知：执政党内虽存在腐败，但也一直未停止与腐败进行斗争，而且正是从众多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党员身上和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与所表现出的魄力方面，我们才看到了共产党的前途与希望。

二、第二次：“社会问题”派出现后

然而，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批判与歌颂相辅相成的“融合”局面被彻底打破，这主要是“社会问题”派即问题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它以矫枉过正的形式，将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发展到极致，同时也将“一人一事”改为“宏观综合”式，将直逼现实政治改变为向历史、文化的层面掘进。但问题报告文学又存在思想偏激、观点片面和视角单一等问题，即在歌颂与暴露、“文学性”与理性和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又形成新的冲突。因而，它不但必然与时代政治发生抵牾，而且其文体自身也发生了危机。

正是这样经过几次往返循环与矛盾冲突后，报告文学于90年代再次由冲突走向融合，且渐趋沉静和成熟。尤其是在歌颂与批判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如宏甲、正言、一合等人的创作，把党内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作为背景，将歌颂与批判相结合，在鞭挞黑暗时突出光明面，于暴露假丑恶时揭示真善美，注重在光明与黑境的较量中凸现“百姓官”形象。如正言的《天地人心》和宏甲的《无极之路》一样，也把光明与黑暗进行对比，在鞭挞“做清官难”的现实时突出“清官”之难能可贵。即把主人公张守敏的正直、耿介与他儿子的被害等打击进行穿插描写，同时，也将人们对他的爱戴、评价与以权谋私、不怀好意者进行对照。一合的《黑脸》虽写了以李丙章为代表的邪恶黑暗势力，但更重要的是突出了正面力量，即姜瑞峰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股正气，代表党心、民心与社会良心，因而他大智大勇，无私无畏，敢于碰硬，为民作主，为民请命。还有陈桂棣的《民间包公》，也是把歌颂与批判、写人与记事、文学性与理性等有机融合的典范。它既写了一个为民请命、坚持真理、爱憎分明、性格耿直的“民间包公”，又暴露了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此外，还有蒋巍、杨黎光、文乐然等人的创作，在反映时代大潮的丰富复杂时刻意探寻人生命运与生存本相；徐志耕、罗盘、王宗仁等人的创作，在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同时揭示出生活的残酷真实；邓贤、李鸣生、徐刚、邢军纪和梅洁等人，则分别在各自的题材领域中，表现出更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对未来的热情展望。尤其是胡平、卢跃刚、黄传会和赵瑜等，直面现实，“守望并解读沉重”，表现出更执著、深沉的历史责任与社会使命感。

而从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从《“布衣青天”杨剑昌》、《根本利益》、《中国农民调查》、《国难》、《天使在作战》和《我告程维高》等作品来看，这种批判与歌颂的“融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再现时代典型环境的问题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具体来说，一方面，它们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问题报告文学忧患人生、理性批判的启蒙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发现”被遗忘的底层民众的同时，也“发现”了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小人物”。而这种“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融合”，既不是出于对主流意识的迎合，也不是慑于政治外力的压迫，而是作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心态的自然调整与审美的自觉选择。也就是说，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近年的政治文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即在民主法制、政治文明、体制改革、以人为本、“三农”问题等现代化进程的目标与议题上，主流意识与民间意识、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达成了某种默契和共识。这样，也就导致了作家叙事立场的位移、观察视角的转换和文本风格的嬗变。就此而言，新世纪报告文学表现了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即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与对民族心理的敏锐捕捉。

如《“布衣青天”杨剑昌》揭示，尽管头上罩着各种光环、政治背景深远的大骗子彭海怀心狠手辣、呼风唤雨，多次将“打假英雄”杨剑昌置于死地，但“小人物”杨剑昌坚忍不拔、拼死抗争，终于赢得了正义的支持、良知的呼应与历史的胜利。《中国农民调查》也是这样：一方面，它所揭露的腐败、阴暗面以及农民的生存现状，无不令人震惊、沉重；另一方面，它所写到的从高层政权到基层群众为推进改革、解决“三农”问题所进行的艰苦探索与不懈努力，又使人对中国的前途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国难》在尖锐抨击时弊的同时，也不时肯定政府的“顺应民心闻过则改”，认为“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权力话语再次显示了人情、人性和人道的光彩。《河东战事》在揭露“县霸”岳永勋的胡作非为和非凡能量的同时，着重突出了以纪检干部梁安定等为代表的正面力量。《希望工程：苦涩的辉煌》继承作者以往《“希望工程”纪实》和《中国贫困警示录》的传统，一方面继续揭示中国各地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的贫困和教育落后，深感“都市里一只宠物，甚至比山沟里一名孩子还幸运”；另一方面，又热情肯定了全国各地、各阶层民众尤其是普通百姓对“希望工程”所献的爱心，同时还着重表彰了“希望工程”的组织者徐永光、涂猛等优秀青年的无私奉献精神。吉成、木丁的《云南美——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报告》（以下简称《云南美》）和孟可的《一滴油，一滴血》（均载《中国作家·纪实》2010年第8期）也是这样：均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既揭示存在的严重问题，又肯定人们为解决问题所作的积极努力或挖掘其崇高精神与美好人性。其中《云南美》一方面广泛揭露了云南各地尤其是各著名风景名胜区所存在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一方面又正面报告和充分肯定了云南省与各地政府、人民为解决环保问题所投入的巨大财力物力和所作的巨大牺牲；《一滴油，一滴血》以新疆的石油开发与勘探为基点，一方面从历史的深处与现实的高度，充分肯定了我国地球物理勘探事业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其科学家（如孟尔盛、柴桂林等）与科技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忍辱负重与无私奉献，另一方面，也充分揭示了中国油气勘探事业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所面临的危机与尴尬，包括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院士评选中的不公，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因素所导致的地位低下等。而从《我告程维高》中，我们感到的也许是别样的“真实”和“崇高”：一方面，我们从程维高身上，看到了封建主义不但在意识形态而且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顽强表现，深感反封建任务之长期、艰巨与政治体制改革之紧迫、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从老将军阴法唐、老干部刘善祥，尤其是从普通干部与知识分子郭光允身上，又再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与不屈精神。郭光允身处官场而能“出污泥而不染”，不惧打击陷害、威胁利诱，不惜以前程、健康和生命为代价，而与“二品大员”斗争达16年之久，这种“愚蠢”的“傻子精神”，不正是时代所要弘扬的“大音希声”吗？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鲁迅所说的“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

当然，在这方面，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与《根本利益》、张雅文的《为了拯救生命》、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和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更具代表性。它们都在探索歌颂与批判、理性与“文学性”的融合方面达到了“中和之美”的较高境界。如《为了拯救生命》（《北京文学》2004年第7期）中的刘晓程，虽未牺牲生命，却也是“大爱无言”的当代英雄与热血男儿，其英雄壮举同样令人感动、催人奋进、启人深思。他体现的美德和人格魅力除爱国、拼搏与奉献外，还有反叛传统、挑战世俗、开拓创新的胆识和勇气。为了尽可能拯救更多的人间生命，刘晓程主动舍弃金钱、名誉与地位，而自觉选择吃苦、奉献和清贫，这种超凡脱俗、博爱济世的圣洁的殉道精神，既闪射着“富贵不能淫”的传统光辉，又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时代风貌。因此，他体现的更是一种民族大爱与人间真情。作品揭示：刘晓程之所以舍弃功名利禄、辞官辞职自办医院，其原因，除“为了拯救生命”的博爱胸怀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外，主要是有感于落后的医疗体制、传统的陈规陋习和腐败的社会风气等。因此，作品在歌颂刘晓程的崇高精神与英雄壮举的同时，也揭露、剖析了医疗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虽然主要是写兰考县第九任县委书记、“焦裕禄传人”朱恒宽的优秀事迹，即表彰和弘扬他讲真话、干实事，廉政勤政，真正继承焦裕禄精神的优秀品质，但作品绝不是带“宣传任务”和“政治目的”的树先进，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独到发现与内心呼应。正如作家在作品《后记》中所说：“我从学文半个世纪以来，写过许多遵命文学、任务作品。或遵命于‘政治’，或遵命于‘金钱’，有‘政治任务’，也有‘职务要求’。1997年我离休了，感到了生命、灵魂的放松与解放，我想我今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立下誓言，今后不忘社会责任和作家的良心，只为老百姓写书，为民代言，忠于生活，不说假话，不写违心之作。”因此，作品不但未回避问题和阴暗面，而且将弘扬正气、鞭挞丑恶与探讨问题有机结合。同时，它不局限于兰考，而是如作品副题所示：从兰考看中国。即立足全国现实，直面“三农”等新问题，探讨如何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等时代课题。但与《无极之路》、《黑脸》和《根本利益》等同类题材作品不同，该作最值得重视的是对全国普遍存在的政治民主等问题的理性思考。这是贯穿歌颂与批判的一根红线，也是统一两者的黏合剂与润滑油。为此，作品集中写了《焦裕禄墓前沉思》一章，将兰考与焦裕禄引申至全国和政治文明（现代化）的高度来进行审视、反思。其深刻、睿智的思考，和《中国农民调查》、《我告程维高》等作品一样，不仅再次表现了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中新的理性特色，而且也进一步表现了歌颂与批判和谐统一的新的审美趋向。

【注释】

[1]李亚彬：《和合学的建构》，《光明日报》1997年7月5日。

[2]张立文、包霄林：《和合学：新世纪的文化抉择》，《开放时代》1997年第1期。

[3]关于新时期至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发展，有人认为可分为这样四个阶段：萌生期（1977～1979）、爆发期（1980～1989）、调适期（1990～1999）、掘进期（2000～2007）（见龚举善：《转型期报告文学论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我认为，这种分法最可商榷的是“萌生期”与“爆发期”：一、“萌生”用词不准、指代不明，容易产生是指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开始“萌芽、诞生”的误解；二、“萌生”即使是指“新生”、“重生”，那么，它在两三年后就进入“爆发”期，未免也太短暂、突然，不合情理与逻辑。因此，如果从观念与文体变革的内部规律出发，我认为还是以上分法较为科学、合理。

[4]见丁晓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2页。

[5]参见丁晓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9～14页。

[6]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7]参见丁晓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27～35页。

[8]参见丁晓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37～39页。

[9]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认为：文学有广义、狭义和折中义之分，广义文学泛指一切口头文学或书面作品，即不仅包括今天所谓文学，而且包括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狭义文学专指今日所谓文学，即情感的、虚构的或想象的作品，如诗、小说、散文等。介于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之间而又难以归类的口头或书面作品，可称之为折中义文学。如诸子散文、史传文学、现代杂文、纪实文学或某些风格化政论文，它们既可归于广义文学类，有时也不无道理地被归入狭义文学类。

[10]王文军：《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85～89页。

[11]参见丁晓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60～77页。(www.xing528.com)

[12]张瑷：《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13]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975页。

[14]参阅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34页。

[15]参阅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第六编凋零期（1966～1976）》，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

[16]杨江柱：《美19学80书简—4—试论徐迟报告文学作品中的美学理想与美学观点》，《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

[17]张炯：《报告文学的新开拓——读〈哥德巴赫猜想〉》，《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

[18]雷达：《苏晓康模式平议》，《作家》1989年第5期。

[19]见丁晓原：《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文艺评论》2000年第6期；李运传：《与文化共舞的报告文学》，《当代文坛》2000年第6期；等等。

[20]范培松：《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序》，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1]事实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后来也对此作了修正，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报告文学常会产生一种‘轰动效应’，我们甚至以此作为评价报告文学成功与否的尺度。现在看来似乎有些片面。那时报告文学传播渠道比较单一，再加上特殊的年代文化生态的影响，报告文学可能会出现非正常的传播效应。而在现在的景况里，报告文学的这种存在，在我看来倒是回到一种正常的真实了。”——见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2～293页。

[22]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56页。

[23]杨义：《文学走进二十一世纪》，《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24]舒建华：《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

[25]何西来：《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26]雷达、任东华：《新世纪文学初论》，《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27]白烨观点，见张东梅：《现状·反思·展望》，《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5年第4期。

[28]参见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内容提要》，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年。

[29]王晖：《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的裂变与复兴》，《光明日报》2010年9月1日。

[30]丁晓原：《论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文艺争鸣》2011年4月号上半月刊。

[31]刘雪梅：《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嬗变》，《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32]黄宗英：《与人物共命运》，《文汇月刊》1982年第9期。

[33]梅朵：《陈祖芬报告文学选·寻火者——代序》，《文汇月刊》198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