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深入掘进发展与变革

第四节　在发展、新变中深入掘进

一、“新世纪文学”的审美新变

关于“新世纪文学”，目前学术界已开始进行探讨和研究。早在几年前，有人就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呈现出的大量新质素不容忽视。例如，关于日益成熟的市场运作究竟是镣铐还是翅膀，关于全球化视界下的本土立场究竟包含哪些要素，关于高科技对文学广泛的、潜在的控制，关于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关于多媒体时代更为多元的审美意识，关于汉文化价值伦理的重构和思想的渗透，也即新世纪文学的精神资源问题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尖锐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有必要发问：是不是一个新的文学时段已经来临？“新世纪文学”以2000年作为表征性的起点，这种武断一方面使得“新世纪文学”由对时间的随机截取变成文学发展有意识的中断，掩盖了“新世纪文学”的传统及其共性；一方面又悬置了对其命名所依据的文学新质。然而，我们暂时提不出比“新世纪文学”更合理更需要的概念了，只是必须作出如下“特别理解”：这是借“新世纪”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有重大意味的时间概念，来对2000年之后中国当下文学实践作出的笼统概括，它把对文学阶段的指称从对重大政治、经济或社会事件的依赖变成对时间的依赖，从而潜意识地解构了新文学以来难以承受的意识形态之重，充分地展示了新世纪文学在自律与他律的和谐中构筑未来的发展蓝图。^[26]还有人认为——

新世纪文坛值得关注的走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与90年代中后期相比，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日趋理性化，也越来越切实。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市场化”作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带给文学创造的正、负面影响日趋凸显。其三，新老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新世纪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它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27]

这就说明，“新世纪文学”不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有其独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它的确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呈现出“大量新质素”，表现出许多新特点；的确是“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而作为“文学”之一的“报告文学”，也与这整个发展趋势相一致，也表现出新的审美新变，也有其独立研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而这一点，从近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综观新时期以来的30多年，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前20年，新世纪以来的这10多年，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在题材、风格与形式等方面，报告文学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或者说，经过前20年的探索发展与经验积累，它已步入了全面、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我们从本编的“从‘旧三性’到‘新五性”、“从两极到中介”与“从一体到多元”，以及下编的“流派论”等章节的论述中都可具体看到。

几年前笔者认为，与整个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相一致，新世纪报告文学在总体上表现出如下几方面的审美新变，现在看来仍大致不错：一、重建崇高。即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深刻反映了寻找“意义”和重建“崇高”这一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不少作家自觉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重任，在创作中追求宏大叙事、史诗风范与“崇高”品格，寻找新的“当代英雄”。二、价值中立。即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态度，既不是新时期前后的“两极对立”，也不是80年代中后期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是价值中立，持民间立场与冷静态度，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这种价值与立场的中立，许多作家能不为传统与成见所囿，也不被“权力”、“民意”和“舆论”所左右，相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迷雾见真谛，进一步表现出“思想之自由”与“精神之独立”，甚至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主流意识与权威话语的颠覆或解构。三、返璞归真。由于作家们观念的变革、思维的转换与立场的位移，因而导致其创作更加贴近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更加尊重客观现实与原始资料，也更加投入作者的真情实感甚至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样，其创作也就更加表现出“真实即美”的美学特征，更加具有深邃的认识价值与较高的审美意义。四、多元发展。即在艺术形式方面，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也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向纵深发展，表现出更加成熟与多元、多向的特点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更加显露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广阔发展前景。^[28]

二、“审美新变”的具体表现

以上新变与特色，因贯穿于本书前后章节尤其是后面有关流派与作家的论述中，为避免重复，对其内容只作简要提示：

第一，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尽管继续在科教题材、改革题材、社会问题题材和民主法制题材等方面进行了扩展与深化，但其中最为集中、突出的，一是农民与土地问题，或“三农”问题。它不仅是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热点或一大景观，甚至还构成了整个文学界或整个社会的一股思潮。它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题材之集中与社会影响之广泛，可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热和80年代中后期的问题报告文学热相媲美。其中影响最大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何建明的《根本利益》，赵瑜等的《革命百里洲》，王宏甲的《贫穷致富与执政》，岳非丘的《安民为天》，杨豪的《中国农民大迁徙》，阮梅的《世纪之痛》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此外，还有陈启文的《共和国粮食报告》与《问卜洞庭》、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苗秀侠的《迷惘的庄稼——农民工留守子女现状调查》、高艳国等的《乡村涅槃——山东省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纪实》和马宏杰的《西部招妻》与贾平凹的《定西笔记》等。二是史传报告文学。这方面的创作不仅数量多、篇幅长、题材大，而且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专业作家，或越来越多的作家转向了这方面的创作：前者如王树增、张正隆、邓贤、曾凡华、冷梦、郭晓晔、李伶、陈辉亭、丁三等，后者如赵瑜、胡平、黄传会、陈桂棣、何建明、郝在今与咏慷等。其中尤以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上、下）与张正隆的《雪冷血热》（上下卷）等长篇战争系列，邓贤的《黄河殇》、《大转折》与《中国知青终结》，于劲的《上海1949（再版本），赵瑜的《牺牲者》，黄传会等的《中国海军三部曲》，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曾凡华等的《湘西大剿匪》（第2版），王旭烽的《主义之花》，何建明等的《忠诚与背叛》，张向持的《代价——信阳事件沉思录》和王成章的《抗日山——一个民族的魂魄》等最有代表性。同时，在2008年前后，还涌现了一批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的作品。三是有关抗震救灾的创作。即在2008年前后，围绕南方冰灾与汶川地震，涌现出大批反映救灾事迹、表现民族精神与总结防灾、减灾经验的作品，如徐剑的《冰冷血热》、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聂茂的《回家——2008南方冰雪纪实》和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赵瑜的《晋人援蜀记》、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李西建的《大国不屈》、邹瑾的《蜀道重光》、朱玉的《巨灾对阵中国》与裘山山的《亲历五月》等。当然，围绕北京奥运会的主办与召开，2008年前后也出现了有关这方面的创作小热潮。(www.xing528.com)

第二，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中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宏大叙述”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出更多的“精神承担”，同时也表现出新的审美特征，显得比以往更为集中、鲜明，细腻、深沉。首先，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上天，科教题材尤其是国防高科技题材的作品更为集中，它们在以往“两弹一星精神”的基础上又挖掘出了“航天精神”等新的精神品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李鸣生。其次，围绕三峡建设与移民、抗“非典”事件、“宝钢”建设、申办奥运和抗冰灾、地震等现实重大题材进行“宏大叙述”，挖掘和总结了“三峡精神”、“抗非典精神”、“宝钢精神”、“奥运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等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梦之坝》、《瘟疫，人类的影子》、《宝山》和《震中在人心》等。再次，挖掘和描绘了一批堪称“民族脊梁”的当代英雄，尤其是它们深入普通“小人物”的家庭与内心，开掘出其人情、人性美，从而真切、细腻地表现了如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等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如《部长与国家》、《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布衣青天”杨剑昌》、《大爱无言》、《为了拯救生命》、《善良，让她如此美丽》和《大医仁心——中国肝脏外科创始人、中科院院士、优秀共产党员吴孟超纪事》等即是其代表。

第三，与20世纪比较，新世纪报告文学在“英雄叙事”方面，一是这方面的作品数量更多；二是题材更广泛，尤其更注重表现普通百姓等“小人物”；三是作家的独立性更强，更远“宣传”而近“文学”；四是艺术更精湛，手法更多样。总的来说，最鲜明、突出的特色是进一步表现出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就表现形式与方法而言，一是将人物置于时代与历史的重大事件和进程中，在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同时彰显人物的“英雄本色”；二是将“小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鲜明对比中凸现“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与顽强斗志；三是深入人物（也主要是普通“小人物”）的家庭与情感世界，着重从情与理、家与国、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等方面，细腻揭示人物的美好人性与崇高品德。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何建明、郝敬堂、寒青等“人杰宣传”派以及李鸣生、蒋巍、刘继明等人的创作。

第四，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在继承五四启蒙与新时期启蒙精神的基础上明显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与以往相比，它们更多的是扎实的调查采访、求实的平等交流、冷静的自我省察和深刻的理性思考，且能将“他者启蒙”与“自我启蒙”融为一体。因此，无论是对传统的批判还是对现实的干预，也无论是对正义的伸张还是对问题的探讨，它们都“远比五四时代深刻、具体、细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学性”。同时，它们还表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对历史的理性批判与对人道主义的深情呼唤，“发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巨大牺牲而又被“遗忘”了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历史的凝重、幽深与悲壮。这一点，在“三农”题材、“反腐”题材、“史传报告文学”与“新问题报告文学”，尤其是胡平的“学术体”以及赵瑜、王宏甲、李鸣生等人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

第五，与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发现”相联系，新世纪报告文学还表现出歌颂与批判、倾向性与真实性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进一步融合。尤其是从《“布衣青天”杨剑昌》、《根本利益》、《国难》、《我告程维高》与众多史传报告文学创作来看，这种“融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学理性”与“文史兼容的复合性”等问题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具体来说，一方面，它们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问题报告文学忧患人生、理性批判的启蒙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发现”被遗忘的底层民众的同时，也“发现”了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与凡人。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论述“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问题时有所涉及，本章的“附论”也将继续探讨。

第六，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作家们汲取以往价值选择一元独尊的教训，继续寻求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兼备、继承传统与追求现代性相统一之路，歌颂与批判、“文学性”与理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等冲突不断融合、互补，呈现出更加多元、多向与绚丽、繁复的趋向。这一点，在以下“从一体到多元”等章节和有关“王宏甲”等作家附论中有具体论述。

最后，在关于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整体评价方面，我们还可引用王晖与丁晓原的评论作为参考。王晖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报告文学承续与创造的十年，90年代是徘徊与转折的十年，21世纪以来则是裂变与复兴的十年”，即“近十年中国大陆的报告文学正处在一个裂变与复兴的交叉地带”。其“裂变”的表现是“作家的写作动机、思想水准、审美诉求和艺术表现呈现多元状态，作品的水准良莠参差、鱼龙混杂”。“复兴”则体现在：一些力图有所作为的作家“对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认识和探索没有止步不前、反而有所掘进”；“报告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鲁迅文学奖等“合力举荐佳作”，《中国作家》等报刊“倾力传播佳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等“积极组织进行理论建设与批评”。^[29]丁晓原则认为，“新世纪报告文学对于意识形态写作的淡化，对于启蒙写作主题预设模式的分化，使其在题旨价值、话语空间和叙事形式等诸多方面显示出相当充分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世纪文学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活力和张力”。围绕这一论点，作者分别以“题旨价值的‘复调’——‘启蒙唯一性’的放弃与启蒙品格的坚守”、“话语空间的‘复式’——在现实报告和历史叙事之间”、“叙事形制的建构——长篇化中的精致努力”和“报告文学生产力——‘跨世纪’作家与60后‘新生代’”等为题，进行了具体论述。^[30]

当然，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也仍然存在各种冲突——就外部环境而言，虽说政治语境更加宽松和谐，也仍有与时代政治相抵牾之时；就文体本身发展而言，也存在标准不明、边界不清、规范失控等问题；就创作主客体而言，还存在良莠不齐甚至精品意识不强、缺乏大家风范等。这些，都向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向作家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之，冲突、矛盾是永恒的，融合、统一是暂时的。和其他事物一样，报告文学也仍然只能在不断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