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融合开放中的沉稳发展

第三节　在融合、开放中沉稳发展

如何评价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呢？或者说，相对于80年代而言，90年代的报告文学是走向退化、萎缩还是逐渐走向了成熟、自觉？这一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整个中国报告文学的认识与评价。就学术界而言，有人曾认为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报告文学走向了退化与萎缩；^[19]有人甚至极言90年代报告文学“远离现实，漠视民生，在甜化中异化，对它除了失望还是失望”^[20]。我认为，以上观点过于片面、武断，缺乏对事物进行客观、细致而全面的深入考察，因而大可值得商榷。^[21]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全面把握90年代乃至整个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实际的基础上，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不但未走向退化和萎缩，而且逐渐走向了成熟与自觉。

一、整合中的探索与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光年有感于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兴旺发达，就有“由附庸蔚为大国”的论评。其实，这只是相对于新时期前的创作而言的。在新时期以前，报告文学的确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是新闻、散文或政治的“附庸”。而新时期开始后不久，报告文学就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赢得读者与社会的热烈欢迎，开始与小说等文坛“霸主”争夺天下。而至80年代中后期，由于问题报告文学与改革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报告文学出现“如潮似海”、“惊雷震天”的现象，一度成为文坛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的确显示了非凡的“大国”风采。因而人们就认为这一时期是当代报告文学的“巅峰期”，而90年代报告文学由于未出现这样壮丽的景观，当然就只能视为“退化”或“衰退”了。其实，这是被表象迷惑而未深入实际的结果。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中国当代文学所出现的轰动，其实主要并不在于文学本体，而是文学对主流话语——政治同化的一种认同与回应。”^[22]如果我们把80年代与90年代的创作实际作一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就会发现：如果说，80年代是报告文学争取“大国”地位的时期，那么，90年代则是其巩固地位、建设“国体”的时期；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在剧变中兴盛”，那么，90年代则主要是“在沉静中建设”；如果说，80年代更多的是继承和革新，那么，90年代则更多的是建设与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90年代报告文学开始走向了成熟与自觉。

应该说，在90年代前期，80年代中后期所存在的歌颂与暴露、主旋律与多样化和“文学性”与理性等方面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融合。即注意调整了歌颂与批判、“报告”与“文学”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比例，在继续发展其批判与理性精神的同时注意了态度的客观、冷静与从容不迫，在继续和发展其宏观综合式的同时注意了向“人学”的本体回归，在继续和发展以改革开放为总主题的同时注意了继续向题材的深度和广度掘进。具体来说，一方面，问题报告文学虽有所衰落，未像80年代中后期那样成为社会热点与文化现象，但也并未消亡，相反，它作为报告文学家族的一个新品类已经站稳脚跟，得以生存并平稳发展。如马役军的创作虽数量不多但质量较高，且已初步形成其独特个性。他既无某些作者的贪大求全，也无某些作家的偏激、浮躁，而显得冷峻、深沉和富于哲理。他的作品，将深沉的忧患意识蕴于冷静的理性分析之中，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不时透露出干预现实、针砭时弊的批判锋芒。同时，他又将笔触伸进历史、文化的深处，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如《痛苦的年代》、《黄土地黑土地》和《婚姻大世界》均是其例。吴海民的创作，题材集中于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以针砭时弊、探讨问题为主，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与战斗性。其中《中国新闻警示录》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披露了新闻界的腐败问题，进而提出并探讨了新闻界反腐败，即解决有偿新闻这一“怪胎”问题。作品材料翔实，分析透彻，针对性、现实性、思辨性强，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而这些，都有力说明了问题报告文学在坚守中的沉稳发展。

与问题报告文学暗滋潜长的同时，90年代的报告文学又注重以人物为中心，向“人学”本体回归，其传统的“文学性”又得到了强化。如王宏甲的《无极之路》、徐福铎的《她的中国心》、张步真的《魂系青山》、贾宏图的《大森林的回声》、正言的《天地人心》、邢军纪等人的《锦州之恋》与《雪山之子》、郭保林的《高原雪魂——孔繁森》、张正隆的《血情》以及曾辉的《七松魂》与饶洪桥的《正义在召唤》等，均着力描述了党政干部、人民教师和英雄模范（如刘日、喻杰、张鸣岐、孔繁森、徐洪刚等）的感人事迹。而这些，也有力说明了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调整与融合。同时，在这一时期，报告文学作家们在各自创作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努力完善其艺术形式与发展其创作风格，使报告文学在真实性与倾向性、现实性与战斗性以及“文学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方面有了长足进展。如邢军纪和曹岩等的《北中国的太阳》和《大沉浮》，进一步将歌颂与暴露、“人物”与“问题”融合一体，在艺术上表现出由朴实、细腻到深沉、凝重的转变。黄传会的《中国贫困警示录》既反映了中国的贫困现状，又写出了反贫困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既有纵览全局的鸟瞰，又有典型的人事解剖；既有对封建、愚昧的分析、批判，也有对政府反贫困决心的肯定与对人民反贫困精神的赞扬，从而显露出“问题”与“人物”走向“和合”的新趋势。李鸣生的《中国863》也是这样：既具体生动地描绘了众多科学家形象，又表现出强烈的理性情神。在写人时，作品既写出了科学家们的不凡经历，又突出了其不同个性和精神。总之，作品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艺术成就上，都是对自《哥德巴赫猜想》以来科教报告文学的总结与发展，体现了世纪末报告文学走向整合、深化与提高的趋势。类似这样有分量的长篇力作还先后有王家达的《敦煌之恋》，杨黎光的《灵魂何归》，张平的《孤儿泪》，张建伟、邓琮琮的《中国院士》，徐剑的《大国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纪实》（以下简称《大国长剑》）、《鸟瞰地球——中国战略导弹阵地工程纪实》（以下简称《鸟瞰地球》）和卢跃刚的《大国寡民》等。

然而，真正代表世纪末报告文学新发展、新成就的还是赵瑜的《马家军调查》、陈桂棣的《民间包公》、何建明的《落泪是金》和胡平的《禅机》等。它们标志着新时期报告文学经过长期冲突、砥砺后第二次融合的最终完成，同时也标志着报告文学开始走向了成熟、自觉的新阶段；它们与《中国863》、《大国寡民》、《大国长剑》、《鸟瞰地球》、《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等一道，不仅完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质的突破与超越，而且构成了世纪末报告文学的壮丽与辉煌；它们为当今报告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提供了一批可供多方借鉴与研究的蓝本；它们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与其他作品相比，这些长篇不仅分量更重、影响更大，而且“和合”的异质因素更多，质变的程度更高、更典型。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最大的成就与贡献是不仅实现了“问题”与“人物”以及“文学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而且证明了报告文学也能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能写出人性的深度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它们为报告文学如何写人叙事和问题报告文学如何发展、提高进行了有益尝试，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它们也预示了报告文学走向文史哲全面“和合”的新趋势。(www.xing528.com)

总之，与理性精神的发展和独立品格的确立等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相对于80年代而言，也成就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而这一点，更是显示其“大国”实力和证明其“成熟与自觉”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衡量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和衡量一种文体的成熟，主要是根据其创作实绩即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数量与品级，尤其是大师级作家和重量级作品。就报告文学而言，尽管人们还很难承认有大师级作家，但不少作家已具“大家之气”，不少作品已具“史诗”风范，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就作家而言，虽然徐迟、黄宗英、刘宾雁、理由、祖慰和李延国等在20世纪80年代已具“大家之气”，但惜乎政治、社会与个人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创作的时间都不长，作品数量也不多。相比之下，从80年代起步或成名，至90年代既超越自我又超越别人，从而在创作上有更大发展的作家，如叶永烈、胡平、徐刚、赵瑜、卢跃刚、黄传会、邢军纪、何建明、陈桂棣等，则更具大家风范；而杨守松、郭慎娟、张正隆、徐志耕、程童一、乔迈、蒋巍、王宗仁、贾宏图、梅洁和李存葆、王光明等，在90年代也不断有新的力作问世；与此同时，90年代还涌现了一批实力雄厚、来势喜人的新锐，如王宏甲、邓贤、李鸣生、徐剑、杨黎光、文乐然、一合、王家达和冷梦等。就作品而言，与80年代相比，最能体现90年代报告文学“大国”风采的是长篇的大量涌现，而且不少是以“丛书”系列推出的，如“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因而，从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开始，每次评奖均分列长篇与中短篇，而且长篇占极大比重。在以上所开具的名单中，作家们在90年代的创作也大多是长篇，有的甚至是长篇系列，如李鸣生的“航天四部曲”以及《中国863》、《国家大事》和《全球寻找“北京人，》等“科学家”系列，徐剑的《大国长剑》与《鸟瞰地球》等“导弹”系列，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教育”系列，邓贤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与《流浪金三角》等“国民党—知青”系列，以及张建伟的《世纪晚钟》、《流放紫禁城》、《温故戊戌年》等“晚清”系列，等等。尤其是其中不少思想、艺术俱佳的精品力作，如《沂蒙九章》、《敦煌之恋》、《马家军调查》、《大国之魂》、《雪白血红》、《中国863》、《大国长剑》、《大国寡民》、《落泪是金》、《大沉浮》、《开埠》、《沧海横流》与《禅机》等，已初具“史诗”风范或就是“史诗”之作。这些，均是80年代的短篇名作所不能比的；同时，它们也在整体上超越了80年代为数不多的长篇。

二、发展中的开放与辉煌

最后，还有一重要特点须指出的是，与整个文学发展相一致，报告文学也表现出文史哲融会合流的开放姿态，即前面所提到的所谓“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与“向非文学扩张”。有人指出，“如果说魏晋之世，中国文学从文史哲浑融一体中分离出来，开始认清自己，是文学的第一度自觉；那么面向新世纪，文学以现代开放姿态重新融入文史哲之中，追求在更高层面上认清自己，就应该说是文学的第二度自觉了”^[23]。事实的确如此。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文史哲重新融合”的倾向并不是世纪末才出现，而是从新时期一开始就已显露并逐步形成、加强的。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主潮是情性的高涨，智性型作家如宗白华、许地山、冰心、废名、卞之琳、冯至、钱钟书等，其中虽不乏雄视一代之才，但终未能成大格局来力挽狂澜”，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情大于理’的倾向”。^[24]我认为，此论大可商榷。即使是特指“中国现代文学”，其“智性型作家”也不能漏掉作为“中国文化主将”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而以此来概括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则更显得偏颇、草率。因为，新时期文学的实际与此论相反，“智性型”作家如刘心武、王蒙、蒋子龙、高晓声、谌容、贾平凹、韩少功、沙叶新、高行健、余秋雨以及艾青等占了主导地位，从而表现出“理大于情”的倾向。这一点，我们从新时期作家对传统与现实的深刻批判，对历史与文化的冷静反思以及对西方文明的选择、吸收，和对文体与形式的自觉尝试等方面均可看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在失去轰动效应后，出现长篇越来越多，历史、文化意识越来越强的趋势：以《白鹿原》、《曾国藩》和《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为代表的历史内容与文化意识深厚、浓烈的作品就是其突出表现。然而，在诸文学门类中，“理大于情”的倾向又以报告文学最为突出、鲜明，也最有代表性。正如有人所说：“清明的理性精神实际上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色，也可以说是历史特色”，“而从文学诸门类的总体格局来看，尤以杂文和报告文学的理性为浓”；报告文学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始终伴随着理性因素的强化”。^[25]

的确，与小说创作一样，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对现实人生进行全面反映的同时，又向历史、文化的纵深开掘，力求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严肃审视和深刻反思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心理形态，从而总结经验，指导现实，启示未来。这就是后来发展成派的史传报告文学。这方面的作品，较早的有《命运》、《九·一三事件始末》和《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则有《历史沉思录》、《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和《志愿军战俘纪事》等。尤其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更将历史题材创作推向新的高潮。90年代以来，这种史传报告文学的创作势头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更向纵深发展，成为报告文学家族中的重要品类与重要现象。这方面的作品，先后有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麦天枢等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以下简称《昨天》）、邓贤的《大国之魂》与《中国知青梦》、冷梦的《黄河大移民》与《沧海横流》以及程童一等人的《开埠》等。尤其是李鸣生、徐剑的创作和“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以其整体优势，将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两弹一星”与国防高科技题材创作推向了新的高潮。这些作品，相对于80年代而言，不仅题材上有新的开拓，而且文化意识更浓，民族精神更强，风格更成熟、多样，尤其是更鲜明地表现出文史哲融会合一的理性精神。

如果说，在“文史哲”结合方面，史传报告文学中“史”的成分最大，问题报告文学中“哲”的特色最为突出，那么，在《民间包公》、《马家军调查》和《落泪是金》等作品中，“文”与“哲”的和谐统一又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民间包公》既写了一个为民请命、坚持真理、爱憎分明、性格耿直的“民间包公”，又暴露和探讨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既有文学描写的力度，又具理性思考的深度。《马家军调查》则不仅具有一般问题报告文学宏观综合和密集信息等特点，而且具有比一般问题报告文学更强的文化启蒙和理性批判精神；不仅具有一般人物型报告文学所具有的特点，而且具有一般人物型报告文学所不曾具有或未能达到的人性深度和个性的复杂、丰富。尤其是胡平的《禅机》，既是凝重、深刻的学术著作，更是神采飞扬、鲜活灵动的文学作品。它既不同于叶永烈的《沉重的1957》、《反右派始末》和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纪实文学”的客观描述，也不同于苏晓康《“乌托邦”祭》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等的简单、偏激，而是将人物放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立体考察和全方位透视，力求在新的理性高度实现其客观、真实。

总之，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融合以往冲突的同时，又经受了商品经济与世俗文化的考验——或者说，也融合了因时代转型、体制转轨而出现的各种新的冲突。当然，它也仍然存在与通俗文化、影视文学等方面的冲突。而新世纪以来，出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又一高潮。它在科教、问题、史传、生态和女性报告文学等方面，均表现出全面深入发展的态势；无论在创作主体、题材开拓还是在思想主题、形式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更加开放、自由、多样的“大文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