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蜕变成果

第二节　在融突、躁动中痛苦蜕变

综观1977年至20世纪末的整个报告文学创作，我们可清楚看到，它呈现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977至1985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是由“附庸蔚为大国”的时期；从1985年下半年至1989年为第二阶段，是“剧变中的躁动”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为第三阶段，是全面综合与发展时期。这三个不同阶段，明显地表现出两个“否定之否定”的层次，即两次从冲突到融合的循环：第一次，从新时期以前的冲突到第一阶段的融合，其中心内容是歌颂与暴露、政治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问题；第二次，从第二阶段的冲突到第三阶段的融合，其中心内容是文学性与理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的问题。

一、“由附庸蔚为大国”

新时期报告文学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由附庸蔚为大国”，其原因在于它在文学与政治实现融合的大环境下，实现了政论性与“文学性”、倾向性与真实性、主旋律与多样化以及歌颂与暴露等方面的融合。而这几种冲突的融合，实际上是解决了报告文学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在这方面，首先要归功于徐迟、黄宗英等人的知识分子题材。徐迟的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为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立传的系列作品，承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报告文学歌颂执政党、领袖、祖国和人民的传统，同时又开辟了新时期歌颂科学家、知识分子和英模人物的新路。但不同于以往从政治、概念出发的廉价的甚至是虚假的歌颂，徐迟的歌颂，一是其对象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即将原来的批判、否定对象（科学家等知识分子）予以肯定、歌颂，二是将歌颂与批判、揭露有机结合。有人认为，徐迟通过李四光、陈景润、蔡希陶、周培源和常书鸿等人物，多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美，如爱国精神、献身精神等；^[16]“它那既朴实而又华美的音调，既含蓄而又磅礴的激情，既精雕细刻而又色彩豪放的鲜明形象，既富于哲理光辉而又充满浓郁的诗情的深刻思考，成功地创造出报告文学的一种崭新独特的风格”^[17]。的确，徐迟是新时期初报告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他的成败得失，尤其是在人物描写与哲理抒情、歌颂与批判以及文学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等方面，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在这方面，黄宗英、乔迈和孟晓云也是重要代表。

乔迈的创作特色，也主要表现为对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的辩证认识与正确把握。即他既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又不形而上学地去粉饰生活，同时也着重写出了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和转化，因而做到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熔歌颂与批判于一炉。尤其是《蠹虫》与《希望在燃烧》，既揭露了山西省运城地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而存在的严重问题，又反映了中央纪检工作组对党内问题的严肃处理。其中《希望在燃烧》比《蠹虫》揭露的问题更全面、具体、严重。然而，作品也同样突出了与之坚决斗争的正面力量。如《运城报》记者张首斌、地区法院女院长吕喜凤，尤其是被誉为“女包公”的中纪委工作组组长刘丽英和被誉为“铁书记”的地区纪检委副书记张戈等人，不怕打击报复，顶住各种压力，不惜以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来与腐败分子进行斗争。孟晓云的创作与乔迈相似：既不粉饰现实，也不回避阴暗面，力求在现实批判中挖掘生活与人生的哲理底蕴，也在“融合”中表现出凝重、深沉的风格特色。如《胡杨泪》通过钱宗仁这一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典型，不仅尖锐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问题，而且率先探讨了人才观念与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如果说，徐迟、黄宗英、乔迈与孟晓云等人的贡献在于对歌颂与暴露的正确把握，那么，刘宾雁的贡献则在于对新形势下报告文学批判功能的大胆探索。他的《人妖之间》等作品，不仅标志着报告文学中针砭时弊、干预生活这一传统的重新确立，同时也开了后来问题报告文学的先河。而正是由于徐迟、黄宗英、乔迈、刘宾雁等作家率先在知识分子题材和歌颂与暴露等问题上冲破禁区，勇敢探索，从而使新时期报告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矗立于人们面前，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很快掀起其创作热潮。(www.xing528.com)

二、剧变中的兴盛与躁动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是报告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确立其独立地位的时期，那么，80年代中后期则既是它“如潮似海”、“惊雷震天”的迅猛发展期，又是其躁动不安、探索尝试的重要变革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从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题发展为高潮；另一方面，从80年代中期开始，问题报告文学异军突起，很快成为文坛与社会热点。同时，这两大主潮又相互渗透，彼此推动，至“中国潮”征文期间融汇合流，蔚为壮观。如果说，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报告文学经过几年的互补、融合，终于化解了以往存在的诸多冲突而完成了第一次蜕变，从而确立了它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地位，那么，从80年代中期开始，报告文学则又在新的层次上开始了新的冲突，而且其冲突、变革的力度更大，影响更深远。这主要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崛起。问题报告文学是80年代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它在1986年后形成高潮不是偶然的，其中既有特定的时代社会原因，也有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就时代社会原因而言，一方面，改革已进入艰难深化时期，老问题与新矛盾不断暴露，相互纠缠，令人困惑、优虑；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使人开阔了视野，为人们观察、思考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系；这样，再加上较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空气，就使作家们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就文学的内部规律而言，它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大致说来，1986年以前，虽有刘宾雁这样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作家，但就整体而言，问题报告文学处于酝酿、发展的低潮，题材和主题主要集中于揭批“四人帮”和党内不正之风方面，态度较客观、冷静，同时也未忽视“文学性”和对光明面的肯定。到1985年下半年，问题报告文学开始大量涌现而占据显要地位，题材范围开始扩展到社会的各方面。而至1986年，由于苏晓康、钱钢等人的出现，问题报告文学真正进入了新的全面发展阶段：苏晓康不仅将刘宾雁干预政治、反思历史的传统推向高潮，而且将他的“一人一事”式发展为“宏观综合”式，即不同于刘宾雁的主要通过解剖典型的一人一事来直逼现实政治，而是通过大量非典型的人事，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以貌似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对政治进行干预，因而形成所谓“苏晓康模式”。而该模式虽是对一小批作家创作追求的概括，却是“非常富于时代色彩和最新价值取向的追求。它既有先锋性、革命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局限性和片面性”，“它是中国现实和中国作家双重变化的产物”，“是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方式变革的一种迹象”。^[18]而《唐山大地震》则不仅开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社会的先例，而且开了写“冰冻新闻”和追求“大而全”的先河。它与“苏晓康模式”一样，对后来的问题报告文学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一时期问题报告文学中所反映的问题，包括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各个角落，可以说无所不包，其题材内容之广泛，可以说空前绝后。概括说来，其内容大致包括对文教卫生工作的深切关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科学探讨，对人口、交通、粮食问题的严肃审视，对性爱、婚姻与家庭问题的痛苦思考，对腐败、丑恶现象的揭露、抨击，以及对有关改革问题的分析、思考等。问题报告文学作家除苏晓康外，还有钱钢、麦天枢、贾鲁生、赵瑜、胡平、张胜友、霍达、徐刚、沙青和马役军等。它对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贡献是：当小说、诗歌失去轰动效应，热衷形式翻新与手法试验之时，它继续“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批判现实、干预生活的传统，勇敢担当起改造社会、人生的任务，坚持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到新的高度。此其一。其二，它在将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报告文学的政论特性发展到极致的同时，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大旗，将启蒙精神发展为一种新的理性精神，从而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铸和人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有力贡献。其三，它融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于一体的“全景式”、“综合式”手法，拓宽了报告文学的艺术视野，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方法，改变了报告文学的传统观念。它使人们明白：报告文学不但可以记事、写人，而且可以议论、说理；不但可以表现艺术美，而且可以表现思想美；不但可以有人物型、事件型、游记型，而且可以有杂文型、论文型；不但可以具有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而且可以具有文献性、学术性。尤其是它以极端的方式，矫正了长期以来不重视“政论性”的弊病，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批判功能。这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当然，它为此也付出了美学方面的沉重代价，即人物服务于思想，形式让位于理论，艺术屈从于责任，某些作品甚至存在较严重的问题与失误。

总之，问题报告文学把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针砭时弊、干预现实的传统发展到了极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承担了思想家、哲学家的任务。与此相适应，在形式上则表现出宏观综合和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等特点。也就是说，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所追求和强调的是社会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同时，它在坚持“二为”方向的同时也受到某些错误思潮的影响，在将现实主义深化的同时又违背了某些现实主义原则，在高扬理性精神的同时又牺牲了文学的某些个性。这些，是报告文学剧变中的躁动，更是时代躁动和社会剧变在报告文学中的直接反映。因为，在推进改革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历史没有现成答案，时代也不慷慨赠予，而报告文学以济世救国的深沉忧患之心，试图解决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并未解决的这一历史课题，因而在行进时显得力不从心与焦虑不安。因此，报告文学的阵痛是时代和民族的阵痛，问题报告文学的失误是时代和民族的失误。也就是说，80年代中后期以问题报告文学为代表的报告文学创作，在时代风云与作家的审美选择发生冲突的前提下，又在主旋律与多样化和“文学性”与理性等方面形成新的冲突。

当然，我们说20世纪80年代是躁动的痛苦蜕变期，只是从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而并不否认它的重要地位和历史贡献，相反，我们必须充分肯定：8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继抗战之后的又一个创作高峰，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奠基期。它无论在作家队伍、题材主题、思想资源还是在风格流派、形式方法等方面，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总之，与整个时代相一致，在报告文学领域，80年代既是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一个挑战与机会同在、成绩与问题并存、浮躁与危机相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