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化的“新闻”与新闻化的“文学”
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作者没有明晰而自觉的“体”的意识，因为其时所谓的“体”正在自发性地形成之中。惟其自发，所以其“体”是不完形的。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似乎是被范型化了的文体规则去衡定发生期的报告文学。我们论析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宜采用历史、辩证的观点，不从概念出发，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情景，举凡有新闻、有论理、有文学的杂性制作，都可视为初具报告文学质素的作品。[4]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作者以沉郁凄厉的笔墨状写民族危机、百姓被难的惨酷生存状态，溢于字里行间的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从客观上警示读者从麻木不仁的变态中走出，密切关注现实社会，肩负起革故鼎新、安民强邦的社会使命。与此紧密相关，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摧枯拉朽、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时代。当时的报告文学作者，许多是兼具思想者品格的“担道义”而“著文章”的志士。报告文学成为他们论评天下、激扬文字的重要形式，其内容也就更多了一种批判精神。因此，不仅梁启超、黄远生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而且五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一些作品也同样以尖锐的批判见长。[5]
五四之后，我国报告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与以往相比，有如下几方面的明显进展：一是题材和思想内容有了新的突破；二是抒情性、政论性大为增强；三是体裁形式更为多样；四是因白话代替了文言，语言更为新颖、通俗，加之报刊新闻的迅猛发展，报告文学大大扩展了其传播范围。但与小说、诗歌、散文等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还没有确定的文体意识与合法地位，还不被人重视。[6]同时，这一时期的创作题材较为狭窄，相对集中于社会事件与旅行考察报告，说明作家们还没有把报告文学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追求或文学事业。这一现象，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新时期以后，报告文学才逐渐取得独立地位，也才有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专业作家。
如果我们把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当做我国最早的萌芽状态的报告文学作品，那么，从此时至1929年，可视为报告文学的萌生、形成期；而从1930至1956年，则可视为报告文学的成长、发展期。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1930年前，报告文学还处于没有理论指导、没有确立文体意识甚至没有明确文体名称的“自在”阶段；而1930年后，报告文学则进入了有理论指导、有文体意识与文体名称的“自为”阶段。因此，“左联促进了报告文学的发展，而报告文学的实绩，丰富了左联的文学内存。政治化的左联所生成的文本，成为特定历史时段报告文学发展的一种基础性的文体资源”；“报告文学与左联的结缘，是特殊的文学样式与无产阶级文学特殊需求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双向选择’。作为战斗的体裁，报告文学自然成为左翼文学优选的一种‘利器’，而报告文学也正是在革命文学的助推中而异军突起”。[7]概括说来，左联时期的报告文学表现出这样一些独特性状：一是题材方面大量反映工农兵大众的生活与斗争；二是题旨方面显露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其价值评判泾渭分明；三是更多采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形式。[8]
在引进国外报告文学理论与左联倡导报告文学创作运动的同时或稍后，一些文艺理论家与作家如茅盾、胡风、袁殊、周立波、夏衍、魏猛克、以群等，也对报告文学的性质、特点、功能等作了认真、深入的理论探讨，从而奠定了我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基础，也指导和推动着我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概括说来，他们的历史贡献是：初步确定报告文学的基本特性为“新闻性”、“文学性”与“政论性”，肯定了它是一种与小说、散文等同样重要的新兴战斗文体，具有批判现实、反映人生、干预生活等社会功能。但从一开始，他们的观点就存在着分歧或不足，其集中点是这种文体的属性，即报告文学究竟是如小说、戏剧那样的“狭义文学”，还是如诸子散文、现代杂文那样的“折中义文学”，[9]呢？由于对文体属性的认识不同，就导致对报告文学基本特性的认识、理解与强调不同，而这种不同，反映到创作实践，就构成“新闻性”与“文学性”等方面的内在冲突而影响、制约其发展。当然，创作与理论虽然互相影响，但也存在一定距离，理论常常滞后于创作。这一点，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实践中表现尤为突出。在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理论虽然存在分歧，但由于时代政治与创作积累等方面客观条件的限制，以上问题并未展开深入讨论和争辩，因而对当时的创作实践影响有限。就这一时期而言，其创作的发展主要还是得益于时代社会的推动、中外传统的继承和作家们的自觉探索。正是如此，这一时期在创作上出现了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名篇佳作。它们既代表着当时报告文学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又为后世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资料。如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以及华山的《英雄的十月》等，即是其代表作。尤其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所以发表后举国传诵、经久不衰，是因为它选材精当，将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真实地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又将激越、奔放的感情化为诗的语言。可以说，该作代表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最高水平，对后世创作尤其是新时期的黄宗英、柯岩、陈祖芬等人的散文化报告文学影响极大。
还须指出，在局部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充分发挥了其应时代之号令而冲锋于战斗前沿的轻骑兵作用，自觉地担负起了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其中，范长江是尤为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10]。此外，解放区报告文学也有重要地位。首先，在题材选择上，它突出报道了人民革命斗争中的政治、军事，成为“战斗中产生的战斗的文学”；其次，它不仅数量较多，其质量也达到了相当水准。尤其是人物类作品主要叙写领袖将帅与百姓大众，这在旧文学中是没有的，即使在新文学的其他门类中也似无法与之相比；第三，“它在艺术形式上也随之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可以发现多样化与大众化是其主要的形式特征”。[11](www.xing528.com)
然而，总的来说，“由于现实环境的恶劣与严酷，作家们无法对创作精雕细刻，难免显出粗糙和急就的缺陷，时效性与文学性的冲突较为明显”[12]。同时，在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和独立地位仍未确立。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因写“光明”、“歌颂”等指导性方针的提出，作品凡表现解放区生活的，均立足于歌颂，这已成为主要倾向。此外，对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确立，使报告文学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将作品的政治效应作为其成败得失的依据，因而作品的内容转而以政治层面的评析替代了以往的社会批判。这一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也就是说，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报告文学在“新闻性”与“文学性”相冲突的同时，又开始了“歌颂”与“暴露”的冲突；与此同时，政治也开始介入文学并与之冲突。50年代初期，在创作上因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与经济建设等时代政治生活的刺激而出现新的热潮的同时，理论上也因苏联报告文学理论的引进而出现新的景观。这主要是以波列伏依与奥维奇金为代表的苏联两大特写流派。他们的创作观念在50年代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一方面，使报告文学可以“虚构”、“想象”的纯文学观念得到强化，使“新闻性”与“文学性”之冲突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又因强调了其“政论性”而使“歌颂”与“暴露”之间的冲突趋向融合。其直接结果，就是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创作和何直（秦兆阳）的《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等文章的出现——它们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报告文学写作的一种思潮，即要求强化作品的政论因素，同时要求“政论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虽然它们仍重复了茅盾的视报告文学为小说之类的纯文学的错误观点，使其“新闻性”与“文学性”的内在冲突更加激烈，但毕竟打破了由解放区文学延续而来的立足于歌颂的格局，使“歌颂”与“暴露”的冲突暂时得以融合。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这种有益探索在不久后即遭到错误批判。由此开始，报告文学就逐渐走上了政治代替文学、歌颂代替批判、假丑恶代替真善美的萎缩、衰败之路。
二、政治化的“新闻”与新闻化的“政治”
如果说，从1930至1956年，报告文学主要是在“新闻性”与“文学性”的冲突中，由文学化的“新闻”发展为新闻化的“文学”，那么，从1957至1976年，报告文学则主要是在政治与文学、“歌颂”与“暴露”的冲突中，由政治化的“新闻”发展为新闻化的“政治”。
1957年，与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相一致，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围剿《本报内部消息》等作品的批判文章。从此，本来就遭压制而“后天失调”的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与理性色彩就完全被淡化以至消失。在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报告文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违背人民意愿的虚假报告。它们“为荒唐的现象唱颂歌，为虚假的成绩作伪证，为人民扭曲的心灵作礼赞，为群众无奈的举动饰笑脸”[13]。一些旅行考察报告也因当时政治形势的主宰而趋向于溢美或显恶的两极。总之，作家们无法逾越当时“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创作规范，因而其作品的题材狭窄了——只能写工农兵先进人物、先进集体；作品的主题单一了——只能歌颂；作品的风格“规格化”了——火热的“战斗风格”；作品的质量下降了——只重“宣传”效果，轻视审美价值。关键还在于作家的头脑被束缚、被搞乱了。[14]由于缺乏对生活内容的深层次思考，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在作家笔下只剩下先进或落后，而先进是歌颂对象，落后则只起陪衬作用。作家所面临的是两难的现实，或者表现为软弱而淡化对社会的兴趣，或者表现为顺从而使作品成为政治的附庸。
“文革”开始后，报告文学更趋枯萎、颓败。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已完全改变了其文本特性，由原来某种程度上的单纯的“传声筒”与廉价的“宣传品”，进而沦为极左集团用以服务于“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工具。其具体表现，一是以“报告文学”攻击所要批判、打倒的领导人，使“报告文学”堕入“阴谋文艺”的泥坑；二是对毛泽东的神化已到“顶峰”的程度，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成了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所有胜利的源泉与法宝。总之，长期为人们所信守和珍视的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被抛弃了。瞒和骗的东西大量出笼，鹰品招摇过市。而真实的情况如政治混乱、冤狱遍地、经济凋敝、民穷财尽等却不可能得到任何反映。几代报告文学作家辛勤开拓的广阔题材领域被横蛮划为禁区，题材狭窄、主题僵化达到极点。报告文学作家们辛勤积累的艺术经验被弃如敝屣，代之以大话连篇、气壮如牛、千篇一律的货色。[15]“文革”中出现的这种报告文学由政治化的“新闻”变为新闻化的“政治”的现象，其实是由“大跃进”以来所汇聚的虚假的、为政治服务的写作倾向的更集中发展。这与“文革”之所以发生绝非偶然一样，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与共同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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