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90年代的新五性重建

第二节　90年代：重建“新五性”

一、叶永烈等初步建立了史传报告文学的审美规范

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兴盛期，代表作家有叶永烈、邓贤、麦天枢、程童一、张建伟、冷梦等。在第一阶段，虽然史传报告文学向报告文学传统的“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提出了全面挑战，但总的来说，还是破坏多于建设，还未建立新的美学规范。它们在如何处理人与事、诗与真、理性与文学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而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就得到了极大改观。其中尤以叶永烈的贡献为大。可以说，他初步建立了史传报告文学的审美规范，导致了报告文学观念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早在80年代，叶永烈就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傅雷一家》、《雾中的花》与《沉重的一九五七》等。这些作品大多属于史传报告文学，其主题基本属于“知识的悲剧与知识分子的颂歌”。但真正带来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确立史传报告文学美学规范的，还是他于90年代初出版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以及稍后的《反右派始末》与《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5]。

首先，叶永烈的这些作品彻底颠覆了报告文学所谓“新闻性”、“现实性”的传统观念，将报告文学的题材领域从“现实”全面扩展到了“历史”，从而进一步说明：报告文学不仅应该反映现实，而且可以审视历史。与此相关，它们写的不但是离“现实”较远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而且是敏感、重大的政治题材，且都为首次涉及，因而其题材具有原创性。如《红色的起点》第一次写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也写了“一大”代表们后来的人生归宿；《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首次从领袖史的角度，写了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前后经过及其历史必然；《毛泽东与蒋介石》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将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多方比较，说明毛、蒋两人的合作与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反右派始末》在第一次全面、具体描述1957年反右派斗争始末的同时，也写了各著名“右派”的人生悲剧。总之，从叶永烈开始，题材的原创性、开拓性与重要性，就取代原有的“新闻性”而实际成为包括史传报告文学在内的整个报告文学的审美标准之一了。因为，在此之前，黄济人未形成集团优势，苏晓康、胡平等人的影响主要还在问题报告文学方面，《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则原创性不强，因而它们都还不具备冲垮传统的力量，也还未表现出鲜明、强烈的审美新质。只有叶永烈的系列创作，凭题材内容的重大、原创，借纪实文学思潮的强劲东风，挟作品本身的广泛影响^[6]，才具备推陈出新的资格和力量。

其次，“红色三部曲”等树立了新的理性观，即科学理性。应该说，问题报告文学对报告文学文体革新的最大意义和贡献，是以牺牲“文学性”的矫枉过正的方式，将传统的“政论性”发展成了“理性”。这种“理性”包括现实批判、哲理思辨、文化启蒙与历史反思等。与传统的所谓“政论性”不同的是，它不再只是作品的次要成分或是点缀，而是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作品风格甚至是构建作品框架的基础。然而，这种“理性”的最大特点是“政治挂帅”，即在对国家民族的“忧患”中伴随着对现实政治与改革前景的焦虑，因而可称之为“政治理性”。而“红色三部曲”等与此不同，所表现出的是“科学理性”，即通过严格的调查研究与史料考证，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揭示真相，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学术性。如《红色的起点》不仅考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及党章、党纲等重要文献的起草、讨论等，还考证了“一大”召开前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活动，列宁如何派人进行帮助，张东荪、戴季陶等如何退出活动，陈望道如何翻译《共产党宣言》等；不仅完全依据当事人或当事人亲属的回忆、指认以及档案馆、图书馆等第一手资料，而且将各种资料进行比较、辨析，纠正当事人或历史资料中的错误。^[7]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是这样。作者曾专程赴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采访，并在北京等地访问了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知情人和中共党史专家，查阅了大量有关历史文献、档案，从而考证了不少史实，纠正了一些错误，揭开了某些历史谜案。如遵义会议之所以被人称为历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为有许多难解之谜，而这些谜的产生，是由于会议留下的原始文献太少。如遵义会议的会址一度弄错，召开日期也曾陷入迷误，还有诸如会议开了几天，哪些人出席了会议，出席者当时的身份是什么，会议是按什么程序开的，出席者的发言内容是什么，决议是怎样产生的，是谁执笔，等等，作者通过调查采访、追根溯源，一一作了考证、研究，从而弄清了历史真相。而这些史料挖掘与考证工作，实际也是历史科学的学术研究。不仅如此，“红色三部曲”和《反右派始末》等在体例、形式上也表现出鲜明的学术性。即它们也遵循学术著作的规范，将各种文献资料和需要说明的问题，以脚注形式在页底标出。因此，这些作品虽然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党史文学”，但并非是迎合或干预现实政治的“政治宣传”，相反，在风格与手法上，它不同于“政治理性”的慷慨激昂、“直抒胸臆”，而是客观冷静、求真务实，以“春秋笔法”求“微言大义”。如中共“一大”之所以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难题，如白桦所说，是“难在两个问题上：其一，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其二，如何正确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中的作用”^[8]。而作者对此难题的解决，并非凭主观的“思想高度”，而是靠扎实的史料功夫，即凭事实说话。《毛泽东与蒋介石》也是这样：书中三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书面对话”，“除了所用手法是作者虚拟之外，‘书面对话’中所用的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每一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准确的，都是出自历史文献，都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原话”；而作者对他们两人所用的视角，既不是大陆的“仰视”毛“俯视”蒋，也不是台湾的“俯视”毛“仰视”蒋，而是都以“平视”的角度；尤其是对他们的历史评价能尽量客观、公正。^[9]正是如此，自叶永烈以后，报告文学的理性就分化为“政治理性”与“科学理性”两种走向：“政治理性”在原问题报告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科学理性”在叶永烈等人的引领下日益壮大。

再次，关于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有探讨，在此再作一定补充。本来，将“文学性”定义为报告文学的特性之一就值得商榷：既然报告文学是“文学”，又何止是文学的“性”？实际上，这不只是反映了报告文学初创期的历史真实，而且也是至今为止还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即：报告文学这种新兴交叉文体到底应归属于“文学”还是“新闻”？“文学性”是指“虚构”、“想象”还是别的什么？如果是指“虚构”、“想象”，那不与“新闻性”所要求的“真实”相互矛盾？尤其是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问题报告文学的崛起，这一内在冲突就表现得空前尖锐、突出：因问题报告文学将“政治理性”高扬到极致而将所谓“文学性”压至冰点，换句话说，问题报告文学的理性强化是以所谓“文学性”的牺牲为代价的。正是如此，人们就更怀疑报告文学是否为文学了，甚至有人对报告文学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说什么报告文学“恐龙已死”、“身份尴尬”、“终将消亡”等等。这些虽是局外人从传统观念出发的偏激或轻率之论，但也提醒我们：如果报告文学缺乏“文学性”，又有什么资格成为“文学”家族的成员？这样，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就成为关系该文体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凸现在人们面前。而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等创作，就正是顺应这一时代与文体的要求，正确处理和解决了这一矛盾。他的回答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不是小说等虚构文学所要求的“虚构”、“想象”之类，而主要是指“可读性”、“趣味性”而达此目的的方法与途径，一是题材选择，二是写作技巧。就题材选择而言，报告文学本来就是“七分题材三分写”，是一种选择的艺术：如题材本身具有原创性、趣味性，是人们所共同关心和希望了解的问题，那它就有了“可读性”即“文学性”的基础。而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与《反右派始末》等，就正具有这样的基础。就写作技巧而言，叶永烈的经验主要是文史结合，即将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学的形象性有机融合；其次是“史”“传”结合，即在真实反映历史的同时尽量再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此外，还十分讲究剪裁、铺排与结构的均衡、语言的简明等。正是如此，他的作品获得一致好评，引起广泛反响。如美国《世界日报》多次以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广告，称“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10]。尤其是香港的《明报》，载文推崇“红色三部曲”富有“戏剧性”、“娱乐性”和“可读性”等^[11]。因此，如果说，笔者在上编中所探讨的“文学性”主要是从宏观、整体和形而上的角度立意的话，那么，叶永烈则在具体的方法、形式等方面对此作了补充。(www.xing528.com)

最后，还有作者写作的严肃态度与严格遵守“非虚构”原则的问题，叶永烈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他说：“我的作品，是建立在大量的采访的基础之上的，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采访几十人、上百人是常事。外出采访，成了我的‘休息’之机”；“我以采访为主，以档案馆和图书馆为两翼”；“我注重‘两确’，即立论正确、史实准确”。^[12]正是如此，他的创作与某些不愿下苦功的平庸之作无缘，更与某些“媚俗”、“拜金”之作拉开了档次。他严谨、求实的创作态度，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以及将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学的形象性有机融合的美学追求，不仅为史传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规范，而且为整个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邓贤等发展了“哲理思辨”与“政治理性”的传统

与叶永烈同时或稍后写作史传报告文学的，还有邓贤、张正隆、麦天枢等作家。邓贤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与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等长篇，和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一样，也为更新报告文学观念、建立史传报告文学的美学规范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对报告文学传统的“三性”进行了全面颠覆，那么，他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叶永烈、麦天枢等主要是在黄济人等人的基础上，以“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创建了“科学理性”的规范，而邓贤则更多地继承和发展了苏晓康、胡平、大鹰、董汉河等人的“哲理思辨”与“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的“政治理性”传统。

《大国之魂》以作者父亲留下的战地日记为线索，查阅了上千万字的资料，采访了许多远征军将士，并数次考察旧战场，甚至深入异邦，首次披露了一段中华民族辉煌悲壮、可歌可泣然而却被冷落一隅、尘封多年的历史，即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国民党远征军入缅抗日，与英美盟军一道，数载浴血奋战，十万将士埋骨异国荒山，由失败而至胜利的历史。该作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第一次描写和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功绩，成功地刻画了史迪威、蒋介石、杜聿明、戴安澜和卫立煌等众多人物，并披露了美国曾计划暗杀蒋介石等诸多历史内幕。因此，有人认为，该作的思想魅力表现在科学的历史观与严肃的历史主义精神以及自觉的文体意识方面。^[13]《中国知青梦》以大量翔实、生动的材料，刻骨铭心的情绪感受，鞭辟入里的思想认识以及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再现了1978年发生在云南农场后又波及全国的知识青年返城运动。有人认为，“它以不凡的气度，凝重的史笔，理性的激情，丰富的形象和宏大的结构，浓重的忏悔意识和悲剧意识，完成了一部史诗”^[14]。也有人认为，该作显示了报告文学的新转机与知青文学的新起点。它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以往的知青文学，其中最能体现这种成就的是作品的理性精神。^[15]邓贤此后的《日落东方》（《帝国震撼》）、《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黄河疡》与《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以下简称《大转折》）等长篇，继续保持和发展了这种风格特色。

正是在叶永烈、邓贤等人的率先垂范与纪实文学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史传报告文学的创作热潮。如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续集——生命只有一次》，边震遐的《干戈·玉帛：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军”战俘》^[16]，革非的《中国远征军女兵缅甸蒙难记》，肖思科的《超级审判》与《最后的圣地》，程童一等的《开埠》，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等“晚清”系列，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格斗》等，冷梦的《黄河大移民》、《沧海横流》等，以及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金辉的《恸问苍冥》与王苏红、王玉彬的《中国空军纪实》等，争奇斗艳、相互呼应，从各个不同方面促进和深化了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而《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大型丛书的出版，更以其集团优势将史传报告文学推向了高潮。

除史传报告文学外，问题报告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一定发展：除胡平、何建明、马役军与吴民民等作家的创作外，还有各种“纪实”丛书，如文汇出版社的《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与中国社会出版社的《“世纪浮雕”·社会纪实文学丛书》等。其中“社会浮雕”包括郝在今的《八千万流民部落》、杨晓升的《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与窦志先的《世纪末：爱情危急》等。它们虽被学界贬称为“泛批判”等，但也的确以密集信息、全景视野和忧患意识，从宏观上扫描社会、批判现实，不乏挑战“旧三性”、建构“新五性”等方面的“学理”价值与文体意义。如杨晓升的《中国魂告急》“以敏锐的视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匕首投枪式的笔触，对日益涌动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拜金主义思潮、行为，含泪带血地进行了全方位的、触目惊心的描述与展示；对畸形金钱观念给整个中国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给民众心灵所带来的严重扭曲，进行了尖锐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对拜金主义在当代中国泛滥的背景及成因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此同时，作者以凝重的笔调、真切的感受、广阔的视野和理性的光芒，对‘金钱果真是人类幸福之终极吗’等这些当代中国人普遍关心的世纪性话题作了鞭辟入里的深入探讨”。^[17]“作者不选择渲染等手法，而是极大地保持了事件的真实性，用真实产生感染力，用真实贴近生活”；“作者展述那些或令人触目惊心，或使人痛心疾首，或叫人深恶痛绝的件件事实，是为了唤起人的良知，从而引起人的思考——不是对一个事件的思考，而是对一个现实、一段历史、一种趋向的思考”。^[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