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80年代挑战旧三性

第一节　80年代：挑战“旧三性”

纵观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至今为止，它大致经过了探索、兴盛、深化三个阶段，而每一阶段均伴随着报告文学观念的重要变更。

一、黄济人创作的意义

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新时期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探索期，代表作家有黄济人、钱钢、苏晓康、胡平等。新时期报告文学复兴后，几乎与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科教报告文学同步，史传报告文学也在潜滋暗长。如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彭大将军回故乡》和反映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命运》、《“二月逆流”始末记》等，就可说是史传报告文学的滥觞。但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是黄济人。他的长篇《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1982年出版后轰动海内外，被改编为电影《决战之后》后又获较大成功。此后，黄济人又先后出版了同题材的报告文学集《征夫泪》、《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等。他的这些作品，以写原国民党战犯及其改造生活为主，再现了“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和灵魂上的决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写了一群国民党将领的是非功过和思想历程”，从一个侧面对现代中国历史作了“力所能及的艺术性揭示”，可称之为“现代历史的启示录”^[4]。黄济人创作的意义在于：不仅第一次以长篇这种重武器向报告文学是“轻骑兵”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而且第一次以现代历史题材创作向报告文学只能“写现实”、只能“近距离反映时代”的传统观念表示了怀疑。当然，由于黄济人的创作离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政论性”较远，未能很好处理“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的问题，而当时的时代政治又要求作家必须直接对现实发言，因而他的创作未能产生更有效的互磁共振与深远影响。真正导致报告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与长远影响的还是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在将“一人一事”式发展为“宏观综合”式的同时，以新的“政治挂帅”与理性启蒙将报告文学的“政论性”发展到极致，并向传统的“文学性”提出了挑战。然而，也许还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的，是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观念也在这场革命中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即问题报告文学除了“理性启蒙”与“宏观综合”外，还有一重要特点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批判现实，或以当代意识反思历史文化。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苏晓康和钱钢。如果说，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主要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批判现实，那么，他的《“乌托邦”祭——1959年庐山之夏》（与罗时叙、陈政合作，以下简称《“乌托邦”祭》）则主要是以当代意识反思历史。(www.xing528.com)

二、“苏晓康模式”等的挑战

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与《阴阳大裂变》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使他成为1986年最惹人注目的人物。接着，1987年他又连续发表了两篇同样引起轰动的作品：《神圣忧思录》与《自由备忘录》。而他的“轰动”，不仅在于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刘宾雁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传统，而且在于他在手法上，也将刘宾雁的“一人一事”式发展为“客观综合”式，即不同于刘宾雁的主要通过解剖典型的一人一事来直逼现实政治，而是通过综合大量非典型的人事，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以貌似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对政治进行干预。而贯穿其中的主题是反封建主义与呼唤民主科学。也就是说，他继承和发扬五四思想启蒙的战斗传统，将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到新的高度，并由此而对文坛产生影响。当然，他的探索也有失误之处，主要是某些作品思想偏激、方法片面。其中《洪荒启示录》通过对河南洪汝河两岸连年水灾、人们逃荒要饭这一贫困落后现象的探讨，说明造成贫困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天灾”，而在于“人祸”，即是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极左路线相结合的产物。为此，作品回顾了该地区因 20世纪50年代说假话而造成60年代大饥荒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批判和清算了极左路线，并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解决此弊端的问题。《阴阳大裂变》以1981年新《婚姻法》颁布、以“感情说”取代“理由说”为离婚条件后我国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离婚高潮为解剖点，对我国现代婚姻的种种带有血腥味的悲剧作了痛切的解剖与思考。作品在对传统的封建婚姻观作历史批判的同时，热情地肯定了那些冲破樊篱、大胆追求人性自由的人们；同时，说明婚姻观念的变革是一场社会革命，其革命对象主要是封建主义。但他的长篇《“乌托邦”祭》却存在较大失误。即它在反思1959年“庐山会议”这一当代重大历史事件时，在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上存在态度上的偏激与方法上的片面，未能把握人物与事件的整体性质，违背了历史真实与再现“典型环境”等美学原则。该作开篇即将毛泽东的一生革命实践和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功勋说成是寻找和建立“乌托邦”，然后用影射、讽刺等方法，将毛泽东暗喻为封建君王，不只批他政治上独断专行、搞个人崇拜，而且批他人格上不念旧情、恩将仇报，说毛泽东喜欢乱、喜欢破坏，“不破不立”、“大乱大治”始终是他奉行的哲学信条。因此，“在他的治下，新中国三十几年总算账，破坏性的事情做得比建设性的事情多，这或许正是中国落后的一个根源”。如果把该作与同类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我们更可见出作者政治上的失误与认识上的偏差。如彭程、王芳的《庐山·1959》亦以翔实材料和春秋笔法，记叙了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一历史冤案的发生、发展过程，肯定了彭德怀等人坚持真理、顾全大局的胸怀与品格，指出了毛泽东主观专断、错误估计形势与发动党内斗争的失误，同时也揭发了林彪、康生在该事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与《“乌托邦”祭》比较，它没有苏晓康的主观偏见和激烈言辞，即未对毛泽东作全面否定和过激批判，还如实写了1965年毛泽东对彭的工作安排和1978年对彭的平反等。总之，所谓问题报告文学和“苏晓康模式”，虽然存在某些问题与失误，但有一特点是鲜明的，即向历史文化的深处掘进，表现出对传统的“新闻性”与“文学性”的挑战。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则不仅开了形式上“大而全”和“学术性”的先例，而且开了写“冰冻新闻”的先河。他和苏晓康等人的创作一样，在黄济人等的基础上，再次向报告文学的所谓“新闻性”提出了挑战，说明报告文学不仅可以传递“最新信息”、“迅速反映”现实，而且可以回溯以往，深刻反思历史。因为发生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由于当时特殊、复杂的政治环境而未能及时报道，更不可能反映其真实情况，只有在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已进入深化阶段的1986年，其真实内幕才有可能披露。正是因为它不仅真实全面而且多视角、多层次地反映了其“冰冻新闻”，因而给后来者以极大启示和影响。正是如此，同时或稍后，胡平的《历史沉思录》（与张胜友合作）、《中国的眸子》和赵瑜的《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下简称《但悲不见九州同》）等反思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历史的作品，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与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反思抗美援朝和国共内战的作品，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等反思日本侵华罪行的作品，尹卫星等反思体育问题的《中国体育界》以及孙学明等反映西藏历史与青藏公路建设的《喜马拉雅之谜》等，彼此呼应，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史传报告文学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共同推进。而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多达二三十卷的《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则将这种探索推向了高潮。其中如张重天的长篇《共和国第一冤案》以翔实、具体的材料和流畅、细腻的笔法，以扬帆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共和国第一冤案——“潘、扬反革命集团”的事实真相，从而不仅再现了潘汉年、扬帆两位革命家的光辉事迹，肯定了他们“蒙冤不说违心话”的高贵品质，而且在揭露江青、康生的丑恶嘴脸和卑劣人格的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和国不平凡的历史。与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和苏晓康等人的《“乌托邦”祭》相比，该作亦属于通过解剖一冤案来反思当代中国政治与历史之作。但李作较客观、拘谨，引用资料较多，“可读性”不强；苏作较偏激、直露，虽重人物描写，有较强的“可读性”，但倾向性不是在真实性基础上的自然流露，而有“特别指点”之嫌。相比之下，该作有其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短，即既有较强的“可读性”，又无大段的主观、偏激议论；在反思历史与褒贬人物方面，只在描写、叙述的基础上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