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史兼容的复合性
一、关于“复合性”与“综合美”
如前所述，报告文学之所以存在创作辉煌与理论滞后的悖反现象，关键是传统的“纯文学”观所致，即没有充分认识和正视其边缘性、交叉性或兼容性的文体特性，更未承认其“综合美”。实际上，“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将以其民族独创性而自立于世界，但是又会不断走向综合，吸取他民族文化中的新东西而走向融合”；“在首先承认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独创性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综合和融合将成为新世纪的一股潮流”。[102]既然“综合”与“融合”是当今整个文学艺术的“全球化”现象，那么，作为年轻的新兴交叉文体的报告文学，它的发展、前进当然更离不开，或者说只能走“综合和融合”之路了。实际上，关于报告文学的“综合美”与“兼容性”问题，有人早就指出：“有时候一种巨大的魅力不是来自一个完整的故事或完美的典型，而是产生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当作家把生活中平常而一般的人与事，各种平淡的现象和无足轻重的东西集中起来，当人们从复杂中见到了一致，从纷乱中看到了必然，联系就产生了神奇的效应，创造出一种新的审美价值。这也是‘综合’的最主要的审美依据。”[103]因此，对报告文学来说，“综合本身就是艺术，它以一种均衡适度的关系使异质的东西同质化，使杂乱的事物有序化，表现出一种和谐、皆容、平衡、大度的美学形态”[104]；报告文学“纯纪实、纯写意或纯思辨的作品并不多。更多的作品是纪实与写意、纪实与思辨或纪实、写意、思辨三者相结合，多种审美形态并存。作者可以根据题材、思想与情感的需要，该纪实的时候纪实，该写意的时候写意，该思辨的时候思辨，使作品体现出一种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意理相济的综合美”。
关于报告文学的“复合性”问题，人们一般认为主要是文学与新闻等方面的“复合”。如有人认为：其“复合”包括“时空复合”、“新闻与文学的复合”、“艺术元素的复合”和“文学表现手法的复合”[105]；“这种融合不是杂合，更不是混合。无论是文学要素还是新闻要素，它们一旦进入了报告文学，则非其本身，而成了报告文学的综合要素，逐渐融成一个新质”。[106]而我们如果在全面考察所谓“纪实文学”中的绝大部分即史传报告文学后，就会认识到：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不只是与“新闻”的“综合”，还有与“文史哲”等尤其是与“历史”的“综合”。因为，在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中，史传报告文学不但数量多、分量重、影响广，而且目前仍方兴未艾。它们从黄济人的“战犯改造”系列、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到张建伟的“晚清历史”与张正隆的“民族军事”系列，从《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到《新中国纪实丛书》、《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从《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志愿军战俘纪事》、《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到《南京大屠杀》、《8·23炮击金门》、《朝鲜战争》、《解放战争》（上、下）与《长征》、《中国海军三部曲》，等等，无论从长篇数量、丛书数量还是出版发行量与市场占有量，都是首屈一指的，只不过人们还未将其纳入学术视野，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罢了。正是从这一“现实”出发，我认为，不能只承认与“新闻”的“综合”，也不能再把“新闻性”当成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之一，而必须改称“文史兼容的复合性”。当然，这里的“文史兼容”不是特指“文学”与“历史”，而是概指包括“新闻”与“文史哲”等在内的其他学科。因为，从学理上来说，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它们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从“现实”来说，报告文学已与“新闻”拉开了距离——正因为它在时效性、传播性上竞争不过“新闻”，故才向“历史”扩张，在广度、深度和厚度上求发展。应该说，这正是报告文学逐步走向独立与成熟的表现。
二、叶永烈等人的“文史兼容”
关于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报告文学的观念更新，后面还将谈到，在此不再重复。但关于“文史兼容”问题，还须举例说明。在这方面，首先应提到的还是叶永烈。这一点，实际前面也有论述，即叶永烈所选择的主要是历史题材尤其是中共党史题材，如“红色三部曲”、《反右派始末》与《邓小平改变中国》等，因而其“史”的方面没有疑义；作为“文”的方面，他独到的题材选择与写作技巧以及注重“可读性”与“趣味性”等，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即使这样，实际也有人认为其创作过分注重学术考证而“文学性”不够。这就必须再次强调和综合前面所提到的某些观点，即：第一，“文学是一种关系概念而非属性概念，是一种复合性概念而非单一性概念”，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文化复合体”；第二，“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它只能是一种具体接受过程中的复合判断”；第三，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性”包括题材本身与理性精神等多种因素。如此，我们还应补充的是，叶永烈纪实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性”，除题材选择与学术考证外，还包括了理性精神——除“言必有据”与严格求实的科学理性外，也包括史识、史观、价值判断与干预现实、批判历史在内的政治理性。只不过他没有刘宾雁、苏晓康、徐刚等人的偏激与直露，也没有胡平、赵瑜等人的集中与尖锐，而显得较含蓄、冷静与客观。这一点，实际也与其题材选择密切相关：由于他写的都是中共建党、遵义会议、重庆谈判、反右斗争、粉碎“四人帮”和新时期拨乱反正等重大政治斗争与历史事件，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蒋介石、江青、陈伯达等“顶级”政治人物和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傅雷等文化名人，这些事件和人物本身既严肃庄重又充满“文学性”，因而不能随便引申或任意“借题发挥”，只须凭过硬的资料还原历史真相即可。但即使如此，他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与鲜明观点也并非止于“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而是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如对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华国锋和蒋介石等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是非功过与人格品性的评价即是如此：均放在历史的大天平上进行远距离观照与客观考量。如肯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中的作用，抨击向忠发的节操不如一个妓女（《红色的起点》）；指出任弼时曾经“左”倾、彭德怀有过失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华国锋虽然坚持“两个凡是”、不愿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忠厚老实、联系群众、不搞阴谋诡计（《邓小平改变中国》）；尤其是对蒋介石与毛泽东，认为“蒋介石一生，虽始终反共，但也做过三件好事：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退往台湾之后，坚持‘一个中国’，并着力于发展台湾经济（虽然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经国时代）。至于毛泽东，既写他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赫赫功绩，也写他晚年‘左’的严重错误和他的经济失误”，[107]。不仅如此，在创作观念与指导思想上，叶永烈也始终坚持：“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文学和史料双重价值”；“取史学的科学性，取文学的形象性，熔为一炉，这就是努力的目标”。[108]
关于“文史兼容”，黄传会、舟欲行更有深刻体会。他们在谈到《中国海军三部曲》的创作时这样认为：“原来我们也曾经想到过：把历史作为内核，把文学作为载体。实际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根本无法这样区分，因为这两者在实际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是同一的。应当说，历史本身总是具有诗剧一样的文学意蕴，而文学所关注的诸如人的命运等等，又无不在历史自身的运行中充分展现”；“文学可以描述历史，但它不能因此而失去自身的文学属性。讲到文学，当然离不开人。活跃于‘历史纪实文学’或者‘历史报告文学’中的人，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就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在这个方面是来不得戏说的。这看起来是对作家创作思维的限制，其实，它正是在逼迫你走进历史、走进人物的深层世界”。[109]事实的确如此。好的史传报告文学创作，都是历史、人物与哲理的有机统一：或通过人物命运反思与批判历史，或在对人的终极关怀中总结历史经验与哲理启示。《中国海军三部曲》（学苑出版社，2007年）就正是这样：它以长篇系列的多卷本形式，通过众多典型历史事件（如中日甲午海战、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山舰事件”、“重庆”号起义、海空大围歼、激战一江山岛、炮轰金门与远航编队环球行等）与历史人物（如李鸿章、邓世昌、孙中山、蒋介石、萨镇冰、陈绍宽、邓兆祥、毛泽东、陶勇等）的集中描述，在全面、系统再现中国海军自清末至本世纪初一百多年非凡历史的同时，又以当代意识与科学理性对历史进行严肃拷问与现实批判，从而给人以深邃的哲理启示与独特的审美享受。正是由于其主体的鲜明、内容的厚重、结构的恢弘以及在文、史、人、理诸要素上的有机统一，我们才可以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诗”之作。这一点，我们仅从各卷“引子”的提示中即可见端倪。
如第一卷《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的《引子寻觅龙旗》写道：
龙旗的历史，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复杂得多，滞重得多，黏稠得多。我们在寻觅龙旗的过程中不断走进北洋海军的深层，逐步接近它的真实，同时，也促使我们不断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反思。
……
是什么力量使这支舰队超离了中国几千年几乎一以贯之的传统轨迹，在东亚的海洋上划出全新的航迹？又是什么力量使它重新埋入推却不开的历史雾霭，最终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
龙旗的飘扬，曾经使我们中华民族获得过怎样一些机遇？而它的缔造者和护持者又怎样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在与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的过程中诠释着历史的必然与无情？
……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的思考因为缺乏历史的维度而显得过于冷漠、功利和浮躁？是历史本身过于严肃沉重，还是我们的思维过于粗疏轻佻？
寻觅龙旗，令所有这些问题浪山一样向我们扑面压来，穿行在这浪涛黑暗的迷宫中，我们的思想之舟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但是，我们仍以军人的固执和作家的良知摸索航行，并相信：我们正在不断接近它真实的底蕴。
第二卷《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的《引子 跨越时空的触摸》则这样写道：
岁月啊，你这盘无情的石磨，你把一切都放在你青黑色的磨盘间碾碎，但其实你真的什么都带不走——自1911年武昌起义起直至1949年蒋家王朝覆灭、新中国诞生，整整三十八年。三十八年间，从封建王朝残破码头上朝不保夕的舰队，到影响辛亥革命进程的那次历史性的降旗；从黄浦江上军舰起义的暗夜刀光，到珠江白鹅潭的隆隆炮吼；从上海抗战中鱼雷艇勇士向日本巡洋舰发起的铁血冲锋，到保卫大武汉时的决死抗战；从收复海上国土的舰队远航，到“重庆”划破夜空的汽笛……岁月啊，你可以让这一切远去，但又怎么能让这一切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视野中消失？
…………
这一点，在作者（舟欲行、黄传会）随后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所写的《龙旗舰队的抉择》（《中国作家·纪实》2010年第12期）中也有不俗表现：它虽然比《中国海军三部曲》少了些哲理诗情，但在揭示以萨镇冰为首的大清海军在辛亥革命中的起义内幕时，却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真实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湘西大剿匪》也是这样。不同于以往的同类作品，它不是一般地写新中国初政府和军队湘西剿匪的历史及其艰难曲折，也不只写土匪的凶残、顽劣，而是运用“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以及中外某些哲人的理论，既再现了众多被历史淹没的剿匪英雄，也解剖了不少“著名”匪首典型；既严肃批判了土匪的“匪性”，更深入分析了其“人性”与“文化背景”——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在再现这一场剿匪斗争的历史画面时，想着力揭示它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后果”；“湘西土匪也算得上是东方文明的一种叛逆文化；土匪畸形的生存方式与社会政治、地域文化、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0]。因此，作品在探讨“文化”、“匪性”与“人性”时，也站在“价值中立”的民间立场，指出土匪大多是因生存所迫的“无田无地的农民”，湘西“土匪”曾赴上海前线抗日和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并表现了对有关沈从文“不关心政治”等问题的质疑，等等。同时，为了加强“文学性”，作品还在各章篇首，以“引自旧作”的形式，引用了以抒情为主的散体文字。
类似这样“文史兼容”、“人”“理”统一的作品，新时期以来还有不少。如《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王立新）通过记叙王国藩的政治沉浮与不平凡的人物经历，反思和总结了中国不平凡的当代历史，批判和否定了“文革”与极左政治路线。《陈永贵沉浮记》（秦怀录、文红斌）通过记叙陈永贵作为一个全国著名劳模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的一生及其是非功过，从中可看到中国当代历史、政治的风云变幻，即从陈永贵的命运沉浮和功过评说上，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所走过的艰难、曲折历程，尤其是反映了几代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农业的出路方面所作的努力。《共和国第一冤案》（张重天）不仅再现了潘汉年、扬帆两位革命家的光辉事迹，歌颂了他们“蒙冤不说违心话”的高贵品质，而且在揭露江青、康生的丑恶嘴脸和卑劣人格的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和国不平凡的历史。《蓝衣社碎片》（丁三）拨开历史迷雾，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重新反思与客观评价了“蓝衣社”这一著名国民党反动组织。认为它成立于历史危难之际，源于救国兴亡，也曾起过进步作用，发起人腾杰、陈启坤、贺衷寒、邓文仪与黄埔生等均有过历史贡献，对它应重新认识。《恸问苍冥》（金辉）则在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哲学解剖与灵魂拷问的同时，也从宏观上系统反思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精神与中日文化差异等。杨黎光的《中山路》“在热情洋溢的历史叙述和理论思考中，再现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和强国梦。作者立意高远，视野开阔，气势恢弘，思想深刻，文笔犀利，从‘中山路’到‘孙中山之路’，再到‘中国现代化之路’，潇洒地一路走来，并在生动的讲述和理性的分析中，把我们带入了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赋以历史的理性和人文的精神”。[111]白描的《秘境——中国当代玉市考录》（《十月》2007年第3期）以行家里手的身份，不仅具体考察了“当代”玉石市场的混乱及其整顿等，而且着重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玉文化”的渊源与发展，从而具有极大的专业性、知识性与学术性。尤其是李洁非的《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其版权页上标注的是“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属于学术专著，而其内容不仅具有传记特色，而且感悟真切、文笔细腻、可读性强，其中的《胡风案中人与事》还荣获了第五届鲁迅文学（报告文学）奖。
总之，当今以史传报告文学为主体的“纪实文学”，的确打破了与历史、科学等学科的界限，而表现出“文史兼容”的“大文学”趋势；它不仅和历史学一道，承担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任务，而且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长时段的观点”、“整体的观点”与“发展的观点”等史学思维特征。[112]
三、多元“复合”与“杂交优势”
当然，在“文史兼容”的“复合”中，也包括了报告文学在文体规范和表现方法上与小说、散文以及传记文学等的“兼容”，即传统、狭义的“文学性”与历史、哲学等的融合。正如有人所说：“它的文学性是移植、综合了各种文学体裁及其他文体的优长手段：新闻的简洁、散文的抒情、小说的悬念及描写人物技巧、诗歌的跳跃、电影的蒙太奇、现代主义的变形与梦幻手法，以及政论文体的辨析、调查文体的数据等，都可为其所用，成为独特的综合的文学形式。”，[113]如夏衍的《包身工》之所以能成为里程碑式的经典，主要在于：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的完美结合，即新闻性、文学性与政论性的有机“综合”。有人还认为，除以上所述外，也与它所采用的“复合视角”密切相关。即作者“不仅站在阶级、民族的立场批判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而且更从人性人道的角度控诉现实对包身工基本人权的践踏”[114]。当然，在这方面，仍以史传报告文学最为突出：除以上所述“红色三部曲”与《中国海军三部曲》等外，还有如《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国民党战犯”系列，被人称为从一个侧面对现代中国历史作了“力所能及的艺术性揭示”，是“现代历史的启示录”；[115]《志愿军战俘纪事》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被人称为“悲壮的史诗”，认为它们既填补了我党我军革命史上鲜为人知的史料，又在报告文学中填补了写革命史上的悲剧这一空白；[116]《大国之魂》将整体气势与精练的局部描写有机结合，将文学的激情与历史的理性较完美地统一，还有全景式的视角和成功的人物塑造，等等，均是其突出成就；[117]《温故戊戌年》以人物为中心，将理性分析融于人物描写与事件叙述之中，准确、精细地揭示了慈禧、光绪和康有为、袁世凯等人物的思想性格与心灵世界，达到了思想性、史料性与文学性的有机统一。其他如《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南京大屠杀》、《8·23炮击金门》、《上海1949》和《朝鲜战争》、《解放战争》（上、下）等也是这样，也都从整体上表现出“文史兼容”和理性、激情、人物、学术以及各种手法、风格等的“复合”。
然而，在这方面，《1901》、《中国的眸子》、《协商建国》与《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等更有代表性。《1901》（王树增）“兼具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品格”，它“或如一出巨大的历史情景剧”，“具有某种戏剧化叙事的特点”：作品“刻意营造一种戏剧化的氛围，在不少章节也直接描写了戏剧的场景、情节乃至细节”，“同时也有着耐人寻味的隐喻功能”；“晚清一段特殊的历史，仿佛是由慈禧这样一位高度戏剧化的人物所导演的一部五味杂陈的多幕剧，可悲、可叹、可反思、可嚼味”。[118]《中国的眸子》（胡平）通过记叙李九莲、钟海源两位年轻女性被冤杀及其平反经过，痛切反思和批判了“文革”灾难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华国锋的“凡是”及民族的劣根性。尤其是作者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将自己与民族一同反省。如果说，《中国的眸子》的特色主要在于其哲理思辨与理性批判，那么，《协商建国》的“文学性”则更多体现在题材本身以及结构布局、表现手法等艺术形式方面。它以“日志”形式和珍贵史料，真实记叙了1948～1949年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斗争，再现了当时的民主政治与制度设计以及政坛上的纵横捭阖与生死拼杀。在写法上，正如作家所说——
以往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记载，多是一呼百应，肝胆相照，一切阻力不过来自国民党破坏。细细考察，就会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也有从相疑到相知的过程；中共领袖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之间，也有私人关系的恩怨情仇！于是，我斗胆写民盟与中共的“过节”，特别是罗隆基的特殊政治立场；写了李济深与周恩来的恩怨，也探讨了柳亚子的牢骚何来；写了傅作义起义后与中共将领之间的微妙关系；写了新政府人事安排的争论……我深深感到：历史本身，为中国现代政治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历史事实，也为现代文学造就了生动的人物与情节……
…………
……如何把各类社会生活、各种政治势力、各个头面人物的众多活动连在一起表现，实在是个难题。我采用了日志式结构，以时间为轴推进叙述。我还借用了剧本创作的蒙太奇手法，将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情平行描写，这样，既巧妙地组织材料，又能反映事件之间的本质联系。[119]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120]也是这样：也集中体现了包括题材选择、人物描写、理性精神与艺术形式在内的“文史兼容”。《丛书》的作者与编辑们追求史诗化，使之不仅有全景式的沉重感，而且有不同风格和特色的文学美感，并力图使它在文学和史学的天地里大放异彩（见作品所附的“丛书”内容介绍）。当然，丛书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并非整齐一致，其中以《丙子“双十二”》和《雪白血红》较为突出。《丙子“双十二”》（杨闻宇、朱光亚）无论是其史料价值还是文学价值，在同类题材甚至在整个史传报告文学创作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就其史料价值而言，它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材料，如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三位一体”的建立，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由杀蒋、审蒋到放蒋的转变，苏联与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敌对态度，以及“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的情况等，均叙述具体、清楚，其他如事变的前因后果、事变发生后的复杂情况等，也是如此。但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品又不拘泥于干枯死板的材料，而是“参照某些生动活泼的野史、家乘、传闻，调动艺术手段，对一些场景、气氛、心理”等，进行了“必要而合理的刻划、描绘和渲染”（《后记》），因而写景、状物、叙事形象、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此外，作品中的某些精彩评述与议论，也不同于同类题材作品中简单的“以当代意识观照”，而是在精细消化、准确把握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将所得出的历史结论与人物刻画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学理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这也是作品的颇见功力之处。[121]总之，它不仅鲜明体现了报告文学（主要是史传报告文学）的“文史兼容”等新特性，而且在如何使“文”、“史”、“人”、“理”有机“兼容”与“复合”方面作了积极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正是如此，有人认为它是“历史的形象化”，它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关系；它“注重多侧面地写人，以求表现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因而在真实地再现历史人物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122]
总之，“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学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多面多角的棱体，无数对角线的交叉贯通，使得文学样式日趋多样化，以至于我们难以仔细区别某些文学体式间的边界”；“不难设想，假如在报告文学中消解了综合、提炼、情感、思想和美好意趣，报告文学便会沦为生活的同义语，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它的艺术本性”。[123]报告文学通过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新闻以及艺术与科学、情感与理性等诸多质素的“兼容”、“复合”，的确“使异质的东西同质化，使杂乱的事物有序化，表现出一种和谐、皆容、平衡、大度的美学形态”，从而显现出多学科、多体裁、多形式综合、渗透后的“杂交优势”。正是这种跨学科、融文史、超情理的“复合”，打破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壁垒，使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具有比“纯文学”更全面、直接的认识、教化与审美功能，从而产生出“纯文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力量。
【注释】
[1]雷达：《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北京文学》2009年第1期。
[2]刘雪梅在《报告文学论》中只是从价值论而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从“题材取向”、“形象塑造”和“信息整合”三个方面论及了报告文学的“主体价值”。
[3]张平：《我只能说真话》，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4][德]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页。
[5]畅广元主编：《文学文化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6]叶素青：《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统一》，《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3期。
[7]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自序报告文学的创作品性》，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8]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10]范培松：《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序》，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1]丁晓原：《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文艺评论》2000年第6期。
[12]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自序报告文学的创作品性》，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13]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思考》，《西南军事文学》2004年第5、6期。
[14]丁晓原：《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文艺评论》2000年第6期。
[15]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118页。
[16]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118页。
[17]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74页。
[18]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转引自梁多亮：《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19]李炳银：《报告文学论》，《中国作家·纪实》2006年第2期。
[20][捷]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转引自尹均生编著：《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89页。
[21]何建明：《共和国告急·内容提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22]卢跃刚：《转型期报告文学的遐想》，《光明日报》1995年1月3日。
[23]胡平：《千年沉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24页。
[24]陈桂棣：《报告文学需要一种精神》，《报告文学》2001年第4期。
[25]卢跃刚：《报告文学面临新的问题》，转引自梁多亮：《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26]梅朵：《陈祖芬报告文学选·寻火者——代序》，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6页。
[27]参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3～207页。
[28]叶永烈：《叶永烈文集·总序》，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
[29]胡振民：《中国精神·序言》，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页。
[30]参见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73页。
[31]见子侠：《用史笔还原历史——对话（百年海军）作者》，《中国作家·纪实》2007年第5期。
[32]胡殷红：《李鸣生：15年寻找老祖宗》，见《全球寻找“北京人”》附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402页。
[33]张正隆：《枪杆子：1949·后记身后有只狼》，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3页。
[34]刘兴雨：《雪冷血热·在史诗中重塑民族灵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70页。
[35]杨守松：《昆曲之路·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36]陈秉安：《大逃港·后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8页。
[37]镇泽、巍岩：《傅东缨，中国教育“巴比伦塔”的一块基石》，见《播种辉煌·附录1》，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88页。
[38]见史家杰：《国葬·后记死去活来》，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371页。
[39]黄传会：《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40]王青风：《抗日山——一个民族的魂魄·寻找魂灵的文学（代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41]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42]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43]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8～119页。
[44]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
[45]参见白烨主编：《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48页。
[46]黄颇：《艺术价值论》，《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47]董大中：《艺术价值杂谈》，《文艺报》1992年10月17日。(www.xing528.com)
[48]於可训：《转型期报告文学论纲·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49]卢跃刚：《报告文学面临新的问题》，《江南》1992年第2期。
[50]参见李朝全：《关心民瘼记录时代——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评奖手记》，《报告文学》2008年第3期。
[51]雷达：《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北京文学》2009年第1期。
[52]朱向前：《超级审判·代跋胆魂·理性·文采·良知——读〈超级审判〉致肖思科》，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年，第622～623页。
[53]朱向前：《超级审判·代跋胆魂·理性·文来·良知——读〈超级审判〉致肖思科》，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年，第624页。
[54]朱向前：《超级审判·代跋胆魂·理性·文采·良知——读〈超级审判〉致肖思科》，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年，第623页。
[55]叶永烈：《为姚氏父子立传》，转引自陈兰村、叶志良主编：《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56]黄宗英：《与人物共命运》，《文汇月刊》1982年第9期。
[57]参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9～163页。
[58]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59]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10页。
[60]吴炫：《作为审美现象的非虚构文学》，原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4期，转引自《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40～141页。
[61]吴炫：《作为审美现象的非虚构文学》，原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4期，转引自《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42～145页
[62]参见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63]龚举善：《转型期报告文学论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64]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65]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722页、第885页。
[66]见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后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2～433页。
[67]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后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512页。
[68]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后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
[69]李云峰：《有这样一个官员作家——魏荣汉纪实文学作品读感》，见魏荣汉：《中国基层选举报告·附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17～420页。
[70]马振方：《在历史与虚构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71]马振方：《在历史与虚构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72]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后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513页。
[73]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74]雷达：《谁把报告文学推上了前台？》，《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日。
[75]何建明：《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129～130页。
[76]丁少颖：《江姐真实家族史·后记重要的是学习做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4页。
[77]如刘白羽谈《沂蒙九章》（见该书序）、张步真谈《魂系青山》（见该书后记）、翟光祖谈《孤儿泪》（见该书序）、戴煌谈《铁血之旅》（见作品座谈会报道）等等，都提到这种阅读感受和审美现象。
[78]马永强：《英雄主题的转换与升华》，见《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67～268页。
[79]党益民：《用胸膛行走西藏·自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80]王晖：《现实与虚构——当代文学文体批评论》，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81]钱中文认为：“新理性精神意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见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25页。
[82]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83]韩少功、王尧：《八十年代：个人的解放与茫然》，《当代》2003年第6期。
[84]朱德发等：《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85]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1～27页。
[86]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87]张小东：《在思维空间的拓展中构筑智的世界——论祖慰的报告文学世界》，《花城》1987年第5期。
[88]见《太行夜话——报告文学五人谈》，《光明日报》1988年9月23日。
[89]参见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探索中的多元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90]胡平：《战争状态·自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页。
[91]侯尚升：《审判·序言辉煌的胜利》，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92]李炳银：《末路疯狂·序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
[93]单复：《中国大教育文学的开拓者》，见《播种辉煌·附录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00页。
[94]图们：《超级审判·序》，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95]雷达：《不灭的精魂——读〈敦煌之恋〉》，《当代》1997年第2期。
[96][德]海德格尔：《林中树》，转引自畅广元主编：《文学文化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
[97]姜文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130页。
[98]姜文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99]雷达：《谁把报告文学推上了前台？》，《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日。
[100]方为：《史学何以值得尊重——反思中国史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9期。
[101]张向持：《代价——信阳事件沉思录》，《中国作家·纪实》2011年第11期。
[102]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103]秦晋：《演进与代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104]刘雪梅：《报告文学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105]尹均生、龚举善：《世纪之交国际报告文学的回视、定位与展望》，《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2期。
[106]刘雪梅：《报告文学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107]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后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7页。
[108]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736页、928页。
[109]子侠：《用史笔还原历史——对话〈百年海军〉作者》，《中国作家·纪实》2007年第5期。
[110]曾凡华、侯健飞：《湘西大剿匪·尾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384页。
[111]林雄：《中山路·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112]方为：《史学何以值得尊重——反思中国史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9期。
[113]尹均生、龚举善：《世纪之交国际报告文学的回视、定位与展望》，《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2期。
[114]丁晓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115]杨苏、田由：《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隐去明睿眼睛的作家（代序）》，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
[116]参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8～321页。
[117]见黄国柱：《在历史暗河的幽深处点燃一枝蜡烛——关于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的断想》，《当代》1991年第2期。
[118]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253～255页。
[119]郝在今：《协商建国·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09～410页。
[120]该丛书包括辽沈战役卷《雪白血红》（张正隆）、平津战役卷《历史，在北平拐弯》（王宗仁）、淮海战役卷《淮海之战》（江深、陈道阔）、朝鲜战争卷《板门店谈判》（柴成文、赵勇田）、西安事变卷《丙子“双十二”》（杨闻宇、朱光亚）、进军西北卷《鏖战西北》（张俊彪）和转战陕北卷《黄土地·红土地》（李彦清）等24卷，均为27万字以上的长篇，其中《丙子“双十二”》45万多字，《雪白血红》50多万字；由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9～1999年出版。参见《出版参考》1998年第16期等。
[121]参见拙著：《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0～382页。
[122]季成家：《是历史，也是文学——读〈丙子“双十二”〉》，《文艺报》1990年3月17日。
[123]尹均生，龚举善：《世纪之交国际报告文学的回视、定位与展望》，《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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