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庄严性

第一节　主体创作的庄严性

可以说，在上面章节中我们对“报告文学是什么”的“回答”，主要还是侧重于创作客体方面，如果单就“主体创作”而言，我们还可作这样的补充，即：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

关于报告文学的主体创作问题，传统的“三性”中没有包括，人们也很少关注。即使偶尔论及，也没有提到本体特性的高度来系统认识。^[2]这一点，在新时期以前的“过去”，也许情有可原。因为，在“过去”，与报告文学没有找到“自我”一样，我们也缺乏已找到“自我”的报告文学作家：不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作家，而且也缺乏成就显著、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大家”——即使如夏衍、刘白羽、穆青、魏巍、徐迟、黄宗英等名家，也要么以报告文学为“副业”，要么至新时期才奠定其地位。而自新时期以来，其情况就得到了彻底改观：不仅涌现了几代以报告文学名世的“专业”作家，而且不少原以小说等其他创作为主的作家也“改行”至报告文学领域并取得突出成就——前者如徐迟、黄宗英、陈祖芬、乔迈、胡平、何建明、杨黎光、李鸣生、黄传会、一合等，后者如赵瑜、陈桂棣、肖复兴、叶永烈、张步真、王宏甲、孙晶岩等。同时，也仍有不少以小说等虚构文学名世的“大家”涉足报告文学创作，如王蒙、蒋子龙、李存葆、关仁山等。因此，以“主体研究”为核心的报告文学“作家论”就是当今研究者不应忽视也不能回避的当务之急了。事实也是如此：报告文学的“作家论”本是应放在第一位而首先加以重视的。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本身、题材本身并不决定作品的优劣，决定作品优劣的东西应该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文学的理解”^[3]；按照文学文化学的观点，“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4]，“作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主体”^[5]。而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又决定了其“创造主体”比其他作家更“特殊”。

一、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

首先，就文体的“特殊”而言，与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不同，报告文学是一种“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甚至“主题先行”的文学。它不可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存在所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即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矫正其世界观的落后、褊狭，而是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的思想高度也决定了其作品的思想高度。可以说，“任何文学作品都以作家的所思所感为灵魂，唯独在报告文学中，作家的所思所感不仅作为贯穿全篇的灵魂，而且成为构成躯体的血肉和脉络”；“它可以直说，可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和状态作最直接的评判，也可以向读者披肝沥胆，报告自己在特定情况下的真情实感”^[6]；“若论‘干预生活’，无论是触及国计民生，揭露社会矛盾，还是抨击时弊或匡正世风，其他文学门类的可能性似乎都无法与报告文学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创作所传达的，是一个社会渴求进步的正义感或使命意识，正如我们从不少优秀作品中感受到的，那是一种敢于向邪恶宣战的前沿品格，或一种独立思考的既吻合潮流又体现公众利益的社会文化精神”^[7]。

的确，就历史传统而言，纪实文学的始祖——传记，“源于人类的一种纪念本能。……这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完善的手段，纪念死者是为了把他们作为仿效的对象或行为的借鉴，或是从他们那里吸取精神的力量”^[8]。司马迁写《史记》的动机，不仅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且是“通过著书来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因而作者将对历史的总结“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9]而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深远并形成了重要传统。尤其是报告文学，由于它本身就是忧患时代、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的产物，因而更形成了批判现实、干预政治和扬善惩恶的战斗传统。就文体特性而言，如前所述，由于报告文学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必须经受历史和读者的检验，因而不是“崇高”人事进不了写作视野，不以“严肃”之态写不好崇高人事。尽管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当今报告文学中也存在媚俗、“拜金”等现象，但它毕竟不能像小说等虚构文学那样，形成所谓“躲避崇高”和“下半身写作”之类的颓废主义思潮，相反，人们总是一再肯定其“说真话”的“实录”精神，尤其是强调其“批判性”、“忧患意识”与“启蒙精神”等。如有人认为，“它的本性是抗争，是批判。它和一切丑恶的东西为仇，是有锋芒的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野文体。闲适与它无缘，拳头枕头与它无缘，风花雪月与它无缘”^[10]；它“并不是因为需要低眉浅唱、吟风弄月才出现的轻浮文体，负重仿佛是它的重要的文体使命”，^[11]。正是如此，虽然从当今的某些报告文学中也可找出与通俗文学相通的内容与作品，但总的来说，它只能是一种“严肃文学”，只能主要表现或追求“崇高美”。

其次，与此紧密相关，报告文学作家也是更“特殊”的“创作主体”。其“特殊”之处在于：相对于小说等虚构文学而言，它对作家的素质要求更高，条件更苛刻。这一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倘若我们赋‘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以新的理解或含义，那便可以说：报告文学作家是最富知识分子特点的作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列，关注现实而对社会进步倾注饱满的热情，无论是批判还是讴歌——它们是一个值得公众尊敬的‘作家部落”，^[12]；“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是这样的人——他屈服于事实和真理，而不向权势和虚伪、谬误妥协；他崇尚正义的激情与鞭答邪恶的精神力量一样强烈；他追求进步和抨击落后的行为同样坚决；他应当是为了光明而不惧涉险，置身阴暗又不消沉气馁的人；他应当是精神的先驱、思想的先锋、斗争的勇士，是高举着报告文学的大旗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冲锋陷阵的尖兵”；“一部作家主体淡出的作品，非但不会有益于真实感的增强，反而会因主体不应有的缺席而弱化对于读者的召唤力。有分量的报告文学，必定是体现着主体激情和思想深度的作品”。^[13]正是如此，可以说，“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而优秀的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无疑应该是卓尔不群的思想家”。^[14]

二、“庄严虔敬”与正义良知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从学理上说，“知识分子”有一般和特殊两个含义。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是指一切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也就是所谓“脑力劳动者”；就特殊意义而言，它是指西方人所谓的“代表社会良心”者——他们不只是一般的“有知识、有思想”，而是既有“庄严虔敬”的一面，也有“轻松活泼”的一面，当然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紧张”。^[15]所谓“庄严虔敬”，是指他“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一种庄严和敬意。他的目的不复限于用专业知识来谋生，而是要在他所选择的专业范围内严肃地追求真理。一切知识和思想——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或是人文科学的——都有客观的准则和内在的理路，不是由任何外在的权威所能够横加干涉的”；其次，“一个敬业的知识分子必须谨守自己的求真精神和节操”——

他一定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尤其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一种近乎宗教奉持的精神。苏格拉底说：一个不经反省或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这句名言是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的一种最真切的写照。对知识和思想持这样庄严的态度的人也必然是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的人。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决不会是仅仅关怀一己利害的“自了汉”。相反地，从求真的精神上所发展出来的道德情操自然会引导他们去关怀文化的基本价值，如理性和公平。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代表“社会的良心”，其最重要的根据便在这里。^[16]

综观中国的报告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可知，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报告文学作家的确是“最富知识分子特点”——“代表社会良心”的“特殊”知识分子，是最“值得公众尊敬的‘作家部落”，。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鲜明、突出的，主要也是其“庄严虔敬”。具体来说，这一点又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谨守自己的求真精神和节操”，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对“理性和公平”等“文化的基本价值”的关怀。也就是说，为了追求和坚持真理，为了“理性和公平”，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正如有人所说：“报告文学的文体力量生成于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怀之中，而这特别需要作家有一种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17]；“要有立场，就要有点胆量和拼劲，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即使‘打官司’也不怕”，^[18]；“报告文学作家不光要有智慧，还要有承担艰辛体力劳动的耐力和坚强的意志品格。报告文学作家有使命感、独立品格、忧患意识、牺牲精神，是那种‘周乎万物，道济天下’，努力‘经世致用’，对社会人生走向光明进步有着宗教般承当精神的人”；是“那些时常能够站在时代精神的前沿，把握社会生活矛盾的本质，用最文明和先进的思想观照现实的知识分子，是社会航船前进的瞭望者和引航人”。^[19]的确，报告文学创作必须严守“真实性”，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因而被称为“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不仅对于世界的剥削者来说，即对于作家自身，也是一种容易招致危险的东西。这种工作较之没有害怕被反驳必要的诗人工作更其是危险的”。^[20]其“危险”不仅在于要承担“失实”的责任，随时准备对簿公堂，而且要冒因揭露内幕、触犯禁忌、鞭挞丑恶而被打击、关押甚至杀头的风险；作家为了充分获取丰富、“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要耗费大量财力、精力调查采访、搜集信息，甚至也要冒生命危险，深入洪灾、火灾、地震、战争、瘟疫第一线或异国他乡、毒品基地、高寒地带、“生命禁区”等特殊场域。如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愤怒的小秦岭》和《生死一瞬间》等作品，均是作者“历经数载，出生入死于荒蛮的山野和土匪、矿霸、山寨王等黑社会势力猖獗的矿区，以自己亲身经历，详尽生动地记述了野蛮抢窃掠夺国家矿产资源的那些当代新贵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惨无人道、荒淫无度、造孽后代的社会闹剧”^[21]；如刘宾雁写《人妖之间》、张平写《法撼汾西》、赵瑜写《马家军调查》、何建明写《落泪是金》、卢跃刚写《大国寡民》等，都曾经历过因所谓“失实”而引起的官司；黄宗英写《小木屋》，在跟随主人公生活于藏西北森林中，曾因误食蘑菇而中毒；贾鲁生写《丐帮漂流记》，因化装乞丐体验生活而险被抓捕；邓贤写《流浪金三角》，因深入毒品基地而差点被杀；其他如写揭露官场腐败、黑社会集团以及有关艾滋病、麻风病等题材的，也都要冒一定的生命危险；有人甚至因此而舍弃了家庭、事业，改变了人生（如前面提到的班忠义写《血泪“盖山西”》等）。因此，要从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艰苦写作，没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甘于清贫、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是不可能的。正如卢跃刚所说：“报告文学与小说家不同的是，它必须直接面对社会写作。对此，他没有任何躲闪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否则，就别干这种行当。”^[22]胡平也认为，如果报告文学作家放弃文化批判的意识和文化先驱的使命，面对压迫人心的问题转过身去，自己便与夜总会里浓妆艳抹的小姐别无大异，都失守了操守的孤域。^[23]因此，从20世纪的《中国的眸子》、《千年沉重》，到新世纪的《战争状态》与《100个理由》等，他一如既往地抵排流俗、“守望并解读沉重”。陈桂棣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从长篇小说转向报告文学创作，是有感于“老百姓已经没有闲情逸致坐下来去品味那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小说作品了，他们显然更欢迎直面人生、关注百姓疾苦的非虚构叙述形式的报告文学”，因此，尽管他“每完成一部作品身体都好像被掏空一样”，尽管“许多经不住这种文体写作磨难”的人“纷纷离去”，但他仍决心“继续用生命去写作”。^[24]他的《悲剧的诞生》、《民间包公》与《中国农民调查》等力作，即是其人格与思想的有力证明。这些，再次说明，“在全部文学创作的门类中，可能只有报告文学的理性色彩最重，并以独特的理性审视直接驾驭材料，诉诸文字而见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向报告文学提出了不同于小说和诗歌的审美要求。这些审美要求的第一条便是逼近社会，用它的方式揭示和透析社会，而且必须毫不躲闪，刀刀见血”^[25]。

而阅读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看到，这种“守望并解读沉重”的传统更是有增无减。如在有关“三农”题材的创作中，除后面将论及的《中国农民调查》、《我向总理说实话》等外，蒋巍的《你代表谁？——唐维君：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以下简称《你代表谁？》）（《报告文学》2003年第7期）也很典型。该作锋芒之尖锐、干预现实之深，尤其是为底层农民“鼓与呼”的勇气和精神，的确难能可贵。作品通过农民唐维君被假种子坑害而告状五年无结果的事例，痛切解剖、尖锐抨击了现行政治体制、文化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地方主义和衙门作风等。类似这样“铁肩担道义”，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呼吁“谁来给农民一条生路”的作品还有徐刚的《国难》等。如《国难》（《报告文学》2003年第9期）这样发问：“我们这个社会怎样去抚慰那些失去儿女的父母和不再有父母、丈夫的孤儿寡妇？在一个社会的前进过程中，人民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究竟应该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难道说，中国人的命真的不值钱？”“什么样的钱、多少钱能和生命相提并论？”与此同时，作品还大声为农民工疾呼，肯定他们对城市建设的重大贡献，指出他们“劳动最艰辛、收入最微薄、地位最低下”，郑重宣布“民工是人，应该享有人权”，因而呼吁人们“以亲近的目光，注视这一为我们服务的为我们辛劳的弱势群体”。

总之，报告文学作家所表现出的这种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为真理斗争的献身精神，是报告文学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之所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报告文学是一种最具知识分子品格的文学，是代表社会良知与公平正义的知识分子“兼济天下”、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主体人格、忧患意识、献身精神，应该是评价报告文学的首要标准；而“兼济天下”、“守望沉重”与“生命写作”，则可视为主体创作的三种境界。

其次，报告文学主体创作的“庄严虔敬”还表现在其爱国忧民、重德载道、求真务实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胆识方面。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可知，报告文学之所以能持续发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读者的热烈欢迎，其重要原因，除理性精神外，主要是作家贯注其中的民族精神，即对祖国、民族“血浓于水”的拳拳深情：无论是对改革的讴歌还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的赞颂还是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它始终如影随形、如魂附体，不仅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而且构成作品的内在风骨。这一点，在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在陈祖芬前期的“祖国高于一切”的“中国牌知识分子”系列中，她“绝没有为知识分子喊冤叫屈的情绪”，贯穿作品的是“始终燃烧的、不灭的爱国主义的圣火”它“叩击着你的心灵，温抚着你的精神”。^[26]如果说，陈祖芬侧重表现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那么，肖复兴则更注重突出知识分子的自强精神：在《柴达木传说》、《柴达木作证》和《生当做人杰》等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他着力挖掘了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人格精神。^[27]在这方面，叶永烈的认识也具有代表性。在回答读者“你为什么从科普创作转向纪实文学”的问题时，他说：

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四十而不惑”，逐渐转向对于国家命运的思索，对于历史的深思；二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政治气候比过去宽松；三是纪实文学的领域比科普更广泛，创作的路子更宽广，而且更接近读者，贴近时代；四是读者对我的选择——我的纪实文学比科普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反响。这在客观上表明，我更适合从事纪实文学创作。^[28](www.xing528.com)

的确，对“国家命运”、“历史时代”与“社会政治”的深切关注，是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魅力与优势所在，也是叶永烈等许多作家从其他文体转向纪实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

最后，还须指出，为了“求真”，即为了保证作品的严肃、真实、可信，一般来说，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作家要比虚构文学作家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从事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核实，因而其写作过程更长、更艰苦，其劳动也更令人尊敬。这一点，也进一步表现了创作主体的“庄严虔敬”。如何晓鲁、铁竹伟为了写“陈毅三部曲”，访问了许多当年和陈毅一起工作以及和他有过较多接触的党内外人士，还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其中铁竹伟采访过的高层领导人多达224位，何晓鲁采访过的外交官、秘书、翻译和服务人员等也有60多位。同时，她们还读了几百万字的档案，查阅了几千万乃至成亿字的报纸（包括“文革”小报）、杂志和参考资料。邢军纪写《中国精神》，“跑了10多个省，50多座城市，上百个农村，采访了成百上千的人。而后，在3年中，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他每天伏案创作10多个小时，日积月累，竟然写出了70多万字，手稿重量达15公斤，圆珠笔、签字笔用坏了40多支”。^[29]即使是以作者亲属为主人公的作品也不例外，如毛毛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分别用了六七年时间查找文献资料，还走访了众多的革命前辈。点点写父亲罗瑞卿的《非凡的年代》，既专注于从档案资料和父亲的自传、谈话及母亲的日记、回忆录中寻找可用的材料，又注意那些知情人与见证人的访谈和记录；不仅在北京满城跑，而且到老家四川南充搜集材料，并沿着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在雪山草地追寻先辈的足迹。^[30]还有，如黄传会、舟欲行的《中国海军三部曲》，其写作时间长达10年，其间除调查采访外，还大量阅读了清史、近代史、民国史、共和国史与世界海军史、造船工业史、海军兵器发展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等，同时研究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的变迁，等等。^[31]而李鸣生的《全球寻找“北京人”》、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和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等作品，其采访和写作时间则长达15年以上。其中李鸣生从1990年开始调查、采访、研究，查阅了大量中外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书籍，搜集了上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其中为了找到当年日本宪兵队搜索“北京人”的一张秘密图，就苦苦寻求、等待了5年；单是采访贾兰坡的录音整理就达十多万字；经过5年多的努力才让胡承志首次道出了埋藏在心里58年的秘密。此外，他“还采访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韩国、比利时、以色列等国的科学家、学者、老兵、特工、记者以及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并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文献和私人通信，对获得的每一条文字记载和耳闻口传的线索，都认真检索和考证”。^[32]《解放大西南》则在结尾注明：该书从1987年开始拟写提纲，1998年完成初稿，2009年出版的已是第十稿——前后历经20多年。

张正隆写作《枪杆子：1949》与《雪冷血热》（上下卷）等也是如此。他说：

采访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写作时，一觉醒来，想起一段，赶紧爬起来。采访也是一样。这跑那颠不说，边听边记边想，你得不断地思考，提出问题，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一刻也不能停歇……

每部作品采访、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都是写作时间的倍数。

这本《枪杆子：1949》耗时还不算最多的，断断续续也15年了。

我早已说过，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33]

这些，以及作者同时谈到的关于打造“诚信品牌”，力求选取“最具震撼力”的典型材料，以及“不惜力气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和“不可急功近利”等，均是作家严格遵守“非虚构”原则的表现，也是其作品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因和值得高度重视的宝贵经验——当然，归根到底，这一切又都由作家“庄严虔敬”的主体精神与创作态度所决定。这一点，在张正隆《雪冷血热》（上下卷）和杨守松《昆曲之路》等的写作中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你难以想象，一个人为了一本书会做十几年的准备工作，会到全国各地像挖宝一样寻找那些抗联时代的幸存者；你难以想象，他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单单看材料就耗去九个月”^[34]；“《昆曲之路》是‘磨’出来的”：“琢磨、研磨、打磨、磨炼，甚至是‘磨难’”，“酝酿、采写，前后大约有五年之久”，“为了一个题目一本书，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时间，跑过这么远这么多地方，也没有用过这么多资金，翻阅过那么多资料”——“甚至，差点把命都搭上”。^[35]

类似这样准备充分、采访扎实、态度严肃、写作艰难的例证，还有不少。如陈秉安写《大逃港》，黄传会写《“希望工程”纪实》，叶永烈写“红色三部曲”，孙晶岩写《山脊——中国扶贫行动》（以下简称《山脊》）与《女监档案》，陈桂棣、春桃写《中国农民调查》，卢一萍写《八千湘女上天山》，郝在今写《中国秘密战》和班忠义写《血泪“盖山西”》等，均在调查采访、资料搜集与考证乃至思想观点的锤炼方面，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以至健康与心血。其中陈秉安为写《大逃港》，因“最困难的是人物的采访和史料的获得”，故“从酝酿、收集资料，到下笔写作、完成此作，前后整整22个年头”；“22年中，强烈的使命感让我一直不愿放弃，不断地准备、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采访那些逃过港的老农，曾经失去了亲人的妇女、青年”，甚至曾“化装成逃港者，潜入笋岗桥老收容所酷热、恶臭的监房中，听逃港者们倾诉对香港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气”。^[36]傅东缨为了创作“教育三部曲”，几十年中“攻读了几千部各类教育专著，访谈了31个省市6500多位著名的各类教育专家，钻研千所校万余教育个案，召开上千个座谈会。他摘录数千张教育信息卡片，原创了数十个教育理念”^[37]。史家杰则谈道：他每一部作品的产生，大都需要经过“五子”的历练过程，即“采访的时候像骗子，构思的时候像傻子，写作的时候像疯子，发表了以后像儿子，没有发表像老子”；为了写《国葬》，他“在历时十几年的时间里，收集了几千条的报刊资料，阅读了几百本的有关图书，积累了上百万字的采访笔记”^[38]。总之，“报告文学三分靠创作，七分靠采访。报告文学是靠双脚走出来的；报告文学的题材选定之后，作品的高低成败关键在于采访，在于作家的采访能力。你既要有面对省委书记时的淡定，也要有与芸芸众生交流时的激情。同时，还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耐心”^[39]。因此，“有人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和行走者，我也认为，思想的高度就是报告文学的高度。作为行走者，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忠于事实，不畏艰辛，踏破铁鞋，具有勇于追求历史事件真实的调查精神。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有一种事实在我、舍我其谁的自信和兴奋”^[40]；报告文学是“一种亲验性或体验性的文体”^[41]，“每一部报告文学写作的背后，都会有一本采访的‘苦经’”，“他们时常在大量的付出之后，才有一些收获，是如今成本最高的写作劳动”，而作家们之所以知难而上，“不仅仅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他们心中那个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对于社会众生赤诚的人文关怀理想”。^[42]

三、“轻松活泼”与独立批判

除“庄严虔敬”外，知识分子还有“轻松活泼”的一面。这主要是指知识分子要“永远保持一种活泼开放的求新兴趣”，“在自己专业以外还要尽量培养对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思想的广博趣味”。因此，正如有人所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永远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只有如此，知识分子才能发展出他所必须具备的一些重要品质，例如不武断、容忍、有通识、超越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43]这种“开放”的胸怀、“求新”的兴趣和“批判”的态度，在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作家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点，实际与“求真”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庄严虔敬”相辅相成，也与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息息相通。正是因为报告文学具有关注现实、注重题材开拓的特性，因而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求真”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它们不但追踪时代步伐，全方位地及时反映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事件，而且在时空上，既掘进到了晚清以降的近现代历史，也深入到了青藏荒原、黄土高坡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人烟稀少之处。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种“求新”兴趣与“求真”、“超越”、“批判”精神融为一体，不仅表现出对“公平和理性”等“文化的基本价值”的关怀，而且表现出清醒、理性、独立的“思想家”特色。这一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愈到后来愈加鲜明、突出——我们只要从赵瑜的《中国的要害》、《强国梦》到《马家军调查》，再到《革命百里洲》，从胡平的《世界大串连》、《中国的眸子》到《千年沉重》、《禅机》，再到《战争状态》与《100个理由》，从陈桂棣的《悲剧的诞生》、《民间包公》到《中国农民调查》与《小岗村的故事》，从邢军纪的《大沉浮——1987～1997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追踪》（以下简称《大沉浮》）到《第一种危险》，以及从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到杨晓升的《只有1个孩子》，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到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等等，即可清楚看出：它们不但表现了对“公平与理性”的坚守，而且其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的确“不是由任何外在的权威所能够横加干涉的”——正如鲁迅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44]。正是这种“独立”的思考与“痛苦”的追求，因而其作品就表现出沉重的反省、睿智的哲理与深邃的启蒙而放射出“思想家”的光芒。因而他们在反省“文革”这场民族浩劫时，就不只是简单批判林彪、“四人帮”和极左路线，而是将自己摆进去，既思考民众与领袖、体制、路线之关系，也反省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应承担的历史与良心上的责任。认为在人民内部，希冀用“权威”、行政干预，乃至运用司法的力量，来保护某种思想的通行无阻，而将另一种思想打进地狱，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犯罪。（《中国的眸子》）认为“对于一个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真正的危险是一种失去法律秩序的状态。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以至于无法无天，草营人命，这才是一种最大的危险，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种危险”（《第一种危险》）。而对于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等，他们也根据其“悲情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独立看法，认为应修订与调整“国策”，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只有1个孩子》）如此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不但表现了对“公平与理性”的坚守，而且其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的确“不是由任何外在的权威所能够横加干涉的”。正是因这种“独立”的思考与“痛苦”的追求，其作品就表现出沉重的反省、睿智的哲理与深邃的启蒙。

当然，在这方面，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表现更为集中、突出：与《我向总理说实话》等同样反映“三农”问题的创作相比，它不是一般地揭示农民生存之艰难，而是揭示了“艰难”到何种程度；它也不是一般地提出问题，而是从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政治文明的新的时代高度，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三农”问题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与农民的血肉深情与关注社会、时代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正是如此，“当我们阅读《中国农民调查》时，总是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令我们内心震撼，令我们为苦难的农村大地哭泣……”^[45]。这一点，在作者的《小岗村的故事》（华文出版社，2009年）中得到了继续发展：该作不再只停留在肯定和歌颂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历史贡献这一层面，而是通过“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奋力改革而屡受挫折、委屈的坎坷经历，在揭露和抨击各种阻碍改革的传统惰性与习惯势力的同时，也再次探讨了农民命运、农村发展及其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这些，的确再次有力说明：“主体创作的庄严”是作品成功的首要因素，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文体。

综上所述可知，在报告文学的本体构成中，“主体创作的庄严性”的确是其关键：正因为其“庄严虔敬”，才坚守“独立”、“痛苦”思考、“求真”“求新”，才表现出包括政治理性、科学理性和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在内的“文本内涵的学理性”；也正因为其“求真”“求新”，才坚持“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与“题材选择的开拓性”；也才向历史文化的深层掘进，表现出“文史复合的兼容性”；也正因为其主体的“求真”、“求新”，其客体才表现出“非虚构美”、“真实美”与“综合美”。总之，才形成报告文学本体的有机系统，才从主客体两方面回答了什么叫“现在”的报告文学，即：从创作客体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审美“文化复合体”；从创作主体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