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现代文学性与新五性分析

第二节　现代“文学性”与“新五性”

一、现代“文学性”：贯穿“新五性”的综合表现

在传统的报告文学本体论中，其“文学性”不仅限于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的方法、形式等，而且其概念是模糊、抽象与不确定的。由于它没有明确小说与报告文学在“文学性”上的不同要求与标准，也没有及时总结报告文学在长期、丰富实践中的独特经验，因而人们就习惯性地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等同于小说等虚构文学的“文学性”，就认为“纪实”与“虚构”无法统一而存在“叙事伦理”上的紊乱。实际上，报告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绝不只简单地借鉴了小说等虚构文学的手法、形式，或只把它当做“纯粹的修辞技术”和“外衣”，而是在借鉴中发展，在发展中建设，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品格与价值规范，即：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与文史兼容的复合性。而这“新五性”就是构成报告文学作为“文学”一族的“本源性的基础和条件”；也正是它，化解了所谓“纪实”与“虚构”无法统一的“叙事伦理”上的紊乱。也就是说，报告文学的现代“文学性”，包括而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通用的手法形式等，而是一种贯穿于“新五性”之中的综合表现。

以上所论的作家作品即是如此：它们不只借鉴了虚构文学的手法形式，更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新五性”的质素。如一合笔下的“贪官”典型不同于小说中的客观再现，而有着鲜明的主观评说与“学理”判断。作品揭示：李真之所以“贪”得疯狂，是因为信仰危机，即对国家前途丧失信心；慕绥新之所以“贪”得“文明”，是因为认识糊涂，即对腐败现象的麻木；李国庭之所以“贪”得“自觉”，是因为心理失衡，即对现行分配制度不满。《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之所以使人心灵震撼、精神提升，也不只因为它“综合”吸收了诗歌、散文等方面的艺术营养，而更重要的是它对“烈士家人”等“小人物”的题材挖掘以及与此相关的现实干预和“学理”价值。如在题材方面，以往创作（不只是报告文学）一般都以“死难烈士”为主人公，而很少关注死难烈士的“家人们”；即使写到烈士家属，也只是作为“配角”，作为扶持“红花”的“绿叶”。如以往报告文学中的雷锋、焦裕禄、向秀丽、蒋筑英、孔繁森，小说中的江姐、许云峰、欧阳海、梁三喜、靳开来等死难烈士，均是这样：或未写其家属，或家属只作为“配角”、“绿叶”。同时，即使一些写到烈属的作品，也大多为“战争时期”而非“和平岁月”。因此，第一次以“和平时期”的“死难烈士”的“家人们”这一特殊群体（不是如以往那样的个体）为主人公，关注他（她）们的生存状态，体察他（她）们的内心情感，挖掘他（她）们的美好人性，这在题材、视角与方法的开拓上，无疑是一新的突破。其次，作品所写的烈士“家人”，不但名不见经传，而且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他（她）们是真正的“平凡的世界”中的普通一员。不仅如此，甚至他（她）们的亲人——“死难烈士”也是普通人——“普通”烈士。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不仅总是普通人多而名人少，就是在烈士中也总是“普通”烈士多而“特殊”烈士少。那么，既然一样是为正义和人民而献身，其英雄的意义是否有大小之别？其档次是否有高低之分？尤其是，即使烈士的牺牲得到了肯定，他们“家人”的牺牲也得到肯定了吗？他们是否也是应该肯定和歌颂的无名英雄或英雄群体呢？实际上，“正是这些默默嚼碎了如许深重辛酸苦辣的人，才支撑起我们共和国的大厦”^[17]。而作者所持的就正是这一观念。他认为，他们和死难烈士，尤其是和那些出名的“典型”烈士一样，也对祖国和人民作出了特殊贡献，也是应该充分肯定和歌颂的英雄；他们甚至比死难烈士更可敬可爱，更需要关怀爱护。因此，他才满怀深情和敬意地为他们流泪、分忧、祝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不仅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而且在观念上——尤其是在英雄观上——有新的突破。而作品所体现的“文学性”也正是包括“主体庄严”、“题材开拓”、“学理判断”、“文史兼容”与“非虚构”等质素在内的综合表现。

在这方面，张正隆的创作更有代表性。首先，在“题材开拓”与“文史兼容”方面，如果说，叶永烈的贡献主要是以科学考证与“可读性”、“趣味性”而开创了“中共党史文学”（包括国共两党关系等），那么，张正隆的贡献则主要是以鲜明的独立意识与人物描写而在“民族军事文学”（包括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方面独树一帜。他的“史传”创作以东北战场为基点，以东北“抗联”和东北野战军（四野）为重点，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东北抗战与国共内战的壮阔历史：《雪冷血热》（上下卷）全面再现和反思了东北“抗联”悲壮、沉痛的复杂历史；《雪白血红》揭示以辽沈战役为中心的国共决战内幕；《枪杆子：1949》反映平津战役以及南下的衡宝战斗、广州战斗、湘西剿匪、广西剿匪和解放海南等；《战将》、《战争记忆》和《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1、2，以下简称《一将难求》）分别以韩先楚上将与赵兴元中将等为中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形象历史。在叙事风格与方法形式等方面，它们不同于某些“以事带人”的再现型作品，而是以人为中心或“以人带事”，对战争与历史进行解释、评说与主观“表现”。其次，在“主体庄严”与“学理”批判等方面，作家更表现出非凡胆识与独立品格。正如作者在《雪白血红·自序》中所说，他以“真诚”的态度，“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书”，。由于《雪白血红》所写的主人公是林彪这样敏感、复杂的重要历史人物，其中还包括后来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这对作者的史识、史德确是一有力考验，而作者的胆识和笔力就正体现在力排流俗、穿越迷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而给人物以尽可能客观、准确、公正的评价上。如对林彪，作者认为那种简单的非红即黑、非“神”即“鬼”的线性思维是错误的，不能因为他后来成了反革命集团头子就否定他的历史功劳甚至颠倒黑白。因此，作者不仅充分肯定和真实再现了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作用与贡献，而且在把他还原为“人”的同时，还真实、细腻地描绘了其独特个性。在这方面，作者扬长避短，综合“主体介入”与“学理判断”等，的确形成了其鲜明特色。如写黄克诚，作者在肯定他是除林彪之外对当时东北复杂局势看得最清的人的同时，对他的品行与人生作了如此深情的评价：他是以对同志手足般的情谊，和基于这种情谊的严厉和宽厚，建立起绝非装腔作势才能攫取的权威；他是以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贞，赢得了人民的敬仰和依赖；他是以他深邃的眼力和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半个世纪风雨如磐的路上，留下了属于他的也属于人民的非同凡响的足音。而在《雪冷血热》（上下卷）中，作者不仅尽力走近历史，为赵尚志等曾被误解而“有争议”的民族英雄“平反”，而且在评说“东北抗联”与弘扬“抗联精神”的同时，尽量以“独立意识”与“民间立场”观照历史、审视人物，认为“无论有名还是无名，即便曾经反共，或者打家劫舍，在侵略者面前，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和后人”；即使是王明、康生这样曾对东北抗联和中国革命犯下严重错误或罪行的人，也曾对历史有过贡献。应该说，类似这样的夹叙夹议与精到评点，也是报告文学在人物叙事方面而所形成的“长”于小说等虚构文学的独特品性之一。

类似例证还可举出很多。如魏荣汉的《中国基层选举报告》（作家出版社，2009年）以山西省有关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与社区居民维权等为题材，反映基层民主“从法律到实践”的艰难起步，回答基层民主“从理念到程序”的必由之路，揭示基层民主“从现象到本质”的内在逻辑，启迪基层民主“从文化到法治”的哲学思考。其中指出：“从走过场的选举到贿选，是一大进步，而从部分落选到全票当选，则又是一大倒退”；“是否完善和改进基层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的选举方式，摒弃陈腐的思维观念，建立良好的选举文化，回归理性，坚守诚信，还原法律规定的人大代表的本职，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是非题了”；等等。徐剑的《东方哈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在写原青藏公路总指挥慕生忠将军时写道：“那瘦削的身体经历了一次次生命的万劫不复，却一次次九死一生。那刚毅的性格经历了一回回命运的沉浮，灵魂的真身却永远站着而没有跪倒。那种猝然临之而不惊，泰山压顶而不崩的泰然、坦然、淡然、恬然、自然，却是一些人一生想学，装腔作势，涂了许多金粉，总也学不会的，总也假冒不了的。”李春雷的《木棉花开》（《广州文艺》2008年第4期）在肯定任仲夷的历史贡献时也这样议论：“历史上的改革者大抵如此，他们在革除社会痈疽的同时，也往往革除了自己”；“他阅尽沧桑，大彻大悟，洞察世事，知其能所为，亦知其不能为。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一位奋勇的开拓者，冒险者，同时又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失落者”。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议论与评点不是一般的“政论”与“主体介入”，而是既贯穿着“正义良知”、“社会责任”与“独立精神”的“主体庄严”，又闪耀着现实干预、理性批判与历史反思的“学理”光芒。而这种“综合”形成的独特审美效应，显然也为小说等虚构文学之所“短”而为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之所“长”。从这里，我们又再次见识了报告文学的独特品格。

二、“学理性”与“思想美”：现代“文学性”的显著特征(www.xing528.com)

如果说，以上所述还是在传统“文学性”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新五性”特色，那么，在问题报告文学等流派与文体中，传统“文学性”就受到严峻挑战而使“新五性”得以进一步强化。因为，问题报告文学的鲜明特色，是主体方面的忧患意识与“殉道”精神，内容方面的文化启蒙与“政治挂帅”，形式方面的宏观综合与学术品格。^[18]它不但颠覆了所谓倾向性不能“特别指点”而须“自然流露”的经典文论，而且向“文学是人学”等传统观念提出了有力挑战。也就是说，为了实现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干预现实的功利目的，问题报告文学不顾传统“文学性”的规范而将理性精神高扬到极致，因而在文本中不以人物为中心或根本不写人物，而将众多“问题”与“事件”进行“宏观综合”与学理分析，表现出鲜明的学术性、资料性与知识性。如此，就迫使报告文学在文体“开放”的同时，也使其本体观与“文学性”发生剧变，即必须承认“主体创作的庄严性”与“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胡平及其“学术体”与“思想美”。胡平的创作以凝重的理性思辨与深刻的启蒙精神见长，即使在世俗化、商业化文化盛行的20世纪90年代，他也锐气不减，始终保持独立批判的精神操守。正如他在《千年沉重》中所写：“哪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拒绝沉重，可总得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守望并解读沉重”，他就决心跻身这“百分之一”。因此，即使在组织结构、内在逻辑、论证方式及引文注释等形式方面，他的创作也如学术论著：“努力要求自己做到言之有据、据必有出处”，“在学术层面展开”^[19]。那么，这种理论含量重、逻辑性强、信息密集、资料丰富的“学术体”，其“文学性”表现在哪里呢？作者认为，除“语言与文势上的某种表达，架构与运情上的几副技巧”外，主要是“思想美之挖掘”^[20]（具体论述见第七章“附论胡平”）。总之，以胡平为代表的“学术体”一“思想美”报告文学，不仅有力地扩展了报告文学的外延和深化了报告文学的内涵，而且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报告文学“主体创作的庄严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与“文史兼容的复合性”等现代“文学性”特征。

那么，这种“思想美”、“理性美”能否视为“文学性”？在这方面，有人早已作过论述。如雷达说：“近年的不少作品里社会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的成分很浓，议论的篇幅甚大，如果不是漫无节制，算不算文学性，算不算思维美、理性美？应该算。……这说明即使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在发展中，不断容纳新质。我们难道不敢想象创造出一种属于当代中国的受欢迎的文体吗？”^[21]尤其是吴炫，针对某些批评家认为“应该排斥非虚构文学过分的思想性倾泻，应该像小说那样关注个人的命运和人物性格的描绘”，“或者干脆从既定的文学标准判定非虚构文学是‘非文学、假文学”，的现象，指出——

这些忠告自然反映了一些批评家对“文学性”和“思想性”之间关系的狭窄理解。所谓“文学性”根本上是相对于现实世界来说的。文学性存在的深刻原因在于现实世界的“缺无”，以及对这种“缺无”的弥补，因此凡是当时现实因“缺无”所需要的东西，便可以以文学的面目出现。先不用说“模仿、表现、形式”三大文学观的形成本身就是不同的现实需要的结果，即便我们所说的文学性较为恒定的特质——形象与形式，也是根据不同现实的共同需要而言的。^[22]

这种“现实需要”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姚文放后来所说的“文学是一种功能性、实用性概念”的先声。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吴炫结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通过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的对比，又从理论的高度理直气壮地肯定了非虚构文学中“思想大于形象”，即“学理性”等现象的合理性——

非虚构文学之所以“思想大于形象”乃至有时给人“思想倾泻”的感觉，正在于当代中国的现实不仅存在对形象和形式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存在着因思想贫困导致的对有价值的思想和深刻的思想的需求。……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我们可以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感情宣泄大于表现”和“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但我们却不能说她们是非文学，原因正在于当代中国现实对文学性的需求正是以思想占主导地位，形象与形式占辅助地位相结合的文学形式。……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觉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有过时之感，并不主要是“思想大于形象”这种文学形态过时，而是觉得这些思想过于肤浅化了而已。原因不在别的，在于我们仍然停留在对思想性需求大于形象形式需求这么一个阶段。在此意义上，非虚构文学的“思想大于形象”的状况便是十分正常的。^[23]

应该说，这些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当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包括“思想美”、“理性美”等在内的“现代文学性”——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理论资源。这一点，我们还将在以下有关“新五性”尤其是“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章节中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