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时期与世纪的发展

第一节　传统“文学性”的发展与深化

所谓传统“文学性”，主要是指我国民族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尤其是现代以来接受西方“纯文学”理论所形成的文学观念，更指在报告文学理论草创期前辈学者在此观念影响下对报告文学所进行的“文学”规范。就后者而言，尤以茅盾的理论影响为大。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6]，即主要借鉴小说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抒情议论等方面的优长。也就是说，茅盾当时对报告文学的设计是向小说发展，即将报告文学打造成像小说那样功能齐全、影响广泛和地位显赫的“大文体”。现回顾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飞速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茅盾的设计较粗略、笼统，未能解决报告文学与小说在“真实性”问题上的文体差异等，致使不少作家和评论家在如何处理小说的“虚构”与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等问题上感到困惑，但其积极意义也不可低估：报告文学至今在体裁形式、人物描写和叙事方法等方面，已达到或不低于小说所有的成就与水准。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长篇报告文学尤其是长篇史传报告文学作品中。当然，报告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只吸收和借鉴了小说的优长，还广泛融合了散文、政论和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其他文体与学科的内在质素。正是如此，我们才说报告文学已发展、扩张成了审美的“文化复合体”，其本体内涵与特质已由传统的“旧三性”嬗变成了具有当代意义的“新五性”。因此，下面试从情节结构、典型叙事和哲理抒情等方面对此进行具体阐述。

一、故事情节与结构形式

众所周知，与西方小说的重心理描写与议论抒情不同，中国的小说在长期的审美发展中，形成了重故事情节的传统。与此相联系，也形成了线索清晰、结构完整、逻辑严谨等特色。这一点，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是其典范，现代小说如《子夜》、《骆驼祥子》、《红岩》、《林海雪原》和赵树理的创作等，又将其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报告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中，也成功吸收和借鉴了小说的这一艺术传统与方法。这一点，在新时期初黄济人、理由和刘亚洲等人的创作中就表现得十分鲜明。如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首先写邱行湘在洛阳与解放军的顽固抵抗，然后写其战败与被俘，再以他为线索，具体再现众多国民党战犯在北京功德林监狱的改造过程。其场面真切、叙述清楚、冲突激烈、过程完整。理由的《痴情》围绕袁运生、张兰英夫妇的命运遭际，将其“过去”与“现在”以及爱情与事业等进行穿插描写，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与鲜明对比中凸显了为知识分子呼吁的时代主题。刘亚洲的《恶魔导演的战争》以小说的描述性语言，具体、生动地记叙了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所谓“昨天的战争”的全过程，并结合以往的第四次中东战争，集中展示了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沙龙的性格及他所体现、代表的现代战争的特点。总之，作品在结构、叙述与人物描写等方面，均接近于小说。

20世纪90年代以后，报告文学在这方面继续发展。特别是由于史传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和长篇作品的大量涌现，它在借鉴小说的叙事形式方面更为突出。如王宏甲的《无极之路》以倒叙手法，先写主人公刘日病倒在医院时，一方面无数群众自发来看望、慰问，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干部上诉告状。作品以此设置悬念，然后再具体展开描写，并逐层深入、揭开谜底。张步真的《魂系青山》、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和徐剑的《东方哈达》也是这样：《魂系青山》将主人公喻杰去世时群众的自发悼念与送葬和他生前的光辉事迹进行穿插描写，形成“过去”与“现在”两条线，从而在对比中凸显人物；《寻找巴金的黛莉》将作者“寻找黛莉”的过程与巴金致黛莉的七封信的内容进行交叉组合，形成“动”“静”两条线，从而使作品错落有致、异彩纷呈；《东方哈达》围绕中国青藏铁路的建设，采用所谓“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的结构方式，将历史与现实有机融合。当然，在这方面，《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8·23炮击金门》、《朝鲜战争》、《长征》和《解放战争》（上、下）等描写战争与历史事件的作品更为典型。它们将宏大叙事与具体描写相结合，既客观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又描绘了众多典型人物，从而使它们在篇幅容量、艺术成就和表现形式等方面，达到或超过了某些历史小说与历史演义之类。在这方面，李景田的创作更有代表性。

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7]；“合适的情节能把那杂乱无章的一大堆想法、观察到的东西以及所获得的知识编织起来”^[8]。李景田的报告文学创作正是如此：充分利用情节组织材料、描绘人物，反映复杂的矛盾斗争。他的《未扶正的反贪局长》、《跨国大诈骗》和《河东战事》^[9]等，不仅故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鲜明，而且采用了大故事套小故事、主要人物带次要人物的方法，即全篇讲述一个大故事、写一个主要人物，但其中又穿插许多小故事和次要人物，而这些小故事和次要人物，或对比，或衬托，都有力地突出了主要人物。同时，作品态度客观、冷静，叙述细致、逼真，努力使倾向性“自然流露”而不“特别指点”。这样，其创作虽然在内容上也和《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和《我告程维高》等类似，反映的也是“三农”问题、“官逼民反”、“民主法制”和“反腐斗争”等，但在形式上却如赵树理等人的小说，显然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民族营养。如《跨国大诈骗》采用“顺藤摸瓜”、“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手法，不仅详细写了案件发生、侦破的全过程和各类涉案人员，而且从各个方面细致写了涉案人员的具体情况、案件发生原因与审理结果等。《河东战事》以山西运城地区纪检干部梁安定和县烟草专卖局局长兼烟草公司经理岳永勋为中心，穿插诸多人物和事件，通过典型情节、场面与细节，将腐败与反腐败、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写得既波澜壮阔，又丝丝入扣。作品通过众多鲜明、生动的事例，分别对主要人物的身世、经历和性格、表现，作了详细、具体的描绘。然后，在写他们的正面接触与较量时，又具体写了梁安定的果断、谋略和自我保护，岳永勋的行贿、诬告和动用各种关系进行反扑，以及南关村民的担心、观察与配合等等。有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节和场面，如同作品所写：“给人一种警匪片式的惊险感觉，其中有偶然，也有预谋”。

《未扶正的反贪局长》则更具匠心。首先，作品紧扣标题，采用倒叙手法，开头写出结果，制造悬念，提出问题，引出要叙述的人物与故事，然后再从容叙述，具体解答，从而使作品首尾呼应，结构严谨。作品首先交代：在李小华到任那天，南昌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延林宣布了市委让李小华负责反贪局全面工作的决定，但批文却迟迟未能发出。一年后，李小华不但未被提拔、“扶正”，反而被决定平调去法院工作，“此举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接着，作品以具体材料，有力回答和否定了李小华“工作能力不济”、“在反贪局才非所用”等假设，在提出“李小华让某些人心理不平衡？”和“李小华遇上了‘卑鄙者’？”等问题让人思考外，最后落到“李小华的调动与他办了那桩错案有关”上，从而引出李小华“其人”与所谓“错案”“其事”。而“尾声”则交代：由于“吴延林抗命不从”和领导过问，李小华被任命为主持全面工作的反贪局副局长。其次，作品采取“双管齐下”的复线结构，即将“了解李小华的作为”与“探究那桩错案的来龙去脉”相互穿插，齐头并进。因而在标题和叙述上，“错案始末之一”、“之二”、“之三”等之间，分别穿插“生死较量”、“内忧外患”、“水落石出”和“天网恢恢”等章节。而统一这两条线索的关键，又是李小华这一中心人物。也就是说，如同中国传统小说一样，作品既以事写人，又以人带事，即以查处进口“洋垃圾”这一所谓“错案”引出李小华，又以其他众多事例从各个不同侧面集中描写李小华。而在重点表现李小华的各章中，作品也不是平铺直叙和简单罗列事实，而是继续吸收古典传奇小说的营养，将各种案例故事既写得有声有色、生动细致，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

类似李景田等作家这样，吸收小说手法、注重情节与结构的作品，21世纪前后还有郝在今的《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以下简称《协商建国》）、杨黎光的《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朱凌的《灰村纪事——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以下简称《灰村纪事》）、丁三的《蓝衣社碎片》和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等。其中《灰村纪事》（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与李景田的创作相比，不仅在题材和主题上更加新颖、“前卫”——反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体来说，反映在农村基层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村民自治与接受执政党“一元化”领导的矛盾问题，而且在构思上更加“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在叙述上更加具体、细致，同时，采用的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全知视角”，而是以作者的采访、感知为线索的“限制视角”。它围绕山东苇县“灰村”民选村长与党支书以及“两委”（村委会与党支委会）的矛盾斗争，以“选举秀”、“夺印”、“官司”和“免职”等故事结构全篇，情节完整，人物鲜明，描写生动。同时，人物、事件、矛盾更为集中，也更多具体细节和乡土气息。结合故事的波澜起伏与事件的曲折反复等因素来看，它的确更接近于小说。《解放大西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在同题材的“史传报告文学”中，既不同于张正隆的夹叙夹议和以对人物的准确把握与评点见长，也不同于《中国革命战争报告文学丛书》和邓贤的“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而是如《三国演义》和《战争与和平》等小说一样，既重战争过程与场面的再现，又未忽视对人物（如卢汉、蒋介石、宋希濂与张群等）性格、命运的分析、描写，而是删繁就简、精心结构，将包括川、滇、黔、康四省在内的“大西南”和包括国共两党、两军与西南地方势力在内的复杂政治、人事关系及历史走向等，叙述得准确、清晰，有条不紊，从而表现出鲜明、恢弘的“史诗”特色。在这方面，它比王树增等的“战争系列”更为突出。

二、典型叙事与人物描写

在典型叙事与人物描写方面，可以说，报告文学学习与借鉴小说更多，也更显示了它的发展、成就与辉煌。因为，写人与叙事是叙事性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功能与手段，作为以宣传和表现时代典型为己任的报告文学更不例外。这一点，我们从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最可爱的人”、穆青的“焦裕禄”和徐迟的“陈景润”等形象，以及后面将专论的“人杰宣传派”中的其他形象身上均可见到。如果说，新时期前后的某些英模形象和时代典型还带有较浓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色彩的话，那么，我们从《敦煌之恋》中的文化英雄、《马家军调查》中的马俊仁以及文乐然笔下的“地质人”和李鸣生笔下的航天英雄等形象中，看到的却是与政治较远而与民间、文化较近，且形象更为丰满、厚实的艺术典型。然而，不仅是这些形象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具体谈到，更重要的是，与之相比，一合笔下的反腐斗士与贪官（即“红”“黑”典型）以及张正隆笔下的国共将帅形象在这方面更有独特意义和代表性。就此而言，它们也丝毫不亚于小说等虚构性文学中的艺术典型及其成就。因此，下面我们主要以一合、张正隆和杨黎光的创作为例加以说明。

（一）一合笔下的“红”“黑”典型

报告文学中的反腐题材创作，新时期初就已开始。如写腐败典型的，有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与《千秋功罪》等；写反腐斗士的，有《无声的浩歌》与《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等；写反腐斗争的，有《希望在燃烧》与《毕竟东流去》等。以后，这方面的作品陆续有《土地与土皇帝》、《寻找公仆》、《紫红色的禁地》、《没有家园的灵魂》和《大国寡民》等。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揭露各类腐败高官如胡长清、成克杰、陈希同、李纪周、田凤山、韩桂芝、郑筱萸、程维高、慕绥新、马向东等以及与之斗争的作品日益增多。这方面的代表作，先后有周围的《胡长清：崛起与沉沦》、长江的《对面坐着马向东》、关庚寅的《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与《审判》、郭光允的《我告程维高》、陆有军的《卖官鬻爵第一人——马德写真录》、秦风的《在地狱门前徘徊的灵魂》、海剑的《副部长走向被告席》与《贪官忏悔录》、泽津的《田凤山：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以及徐江善的《末路疯狂——告诉你真实的郑筱萸》（以下简称《末路疯狂》），等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品，着重描写了一些反腐英雄或纪检干部，如陈桂棣的《民间包公》、曾培新的《“布衣青天”杨剑昌》、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与《为了弱者的尊严》、朱晓军的《一个医生的救赎》与《高官的良心——中国足球打黑第一斗士》（以下简称《高官的良心》），以及李厚健的《权力轨道》和沈俊峰的《豫南“杨青天”》等。然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是一合：他不仅写反腐英雄与反腐斗争，更写贪官典型；不仅题材最集中、专一，而且特色最鲜明、突出。他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隐匿与搜查》、《黑脸》、《落英》和《夏都旁的“圈椅”》等，其题材内容主要为反腐斗争。尤其是他所描写的反腐典型——纪检干部姜瑞峰的形象，通过影视等媒体的传播，几乎家喻户晓。^[10]

新世纪以来，一合的创作在以往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题材上以写贪官为主，艺术上更注重典型描写，尤其是运用对比、白描与心理分析等方法以及简练、准确的语言，将歌颂与批判、真善美与假丑恶融为一体，着力再现反腐斗士与腐败贪官的“红”“黑”典型。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灵与肉——李真的堕落与忏悔》（以下简称《灵与肉》）、《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以下简称《红与黑》）和《罪与罚——一个“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以下简称《罪与罚》）等。它们所描写的李国庭、李真与慕绥新等“贪官”典型，也代表了新世纪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方面的新成就。当然，这里所说的“典型”，不是生活中而是“文学”意义上的典型——虽然报告文学中的“典型”不能概括、想象与虚构而首先必须是生活中的典型，但生活中的典型如果不经过艺术加工与处理，也仍然不能成为报告文学中的“典型”。因此，如同小说等虚构文学一样，报告文学在保证“非虚构”的前提下，也可运用心理、性格和环境描写等，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罪与罚》（《北京文学》2002年第2期）中的李国庭聪明、敬业，事业心强，但认为国家没有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以致像他们这样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与社会财富者的个人收入十分低微，很不合理。这是他到了高龄仍铤而走险的思想根源。的确，李国庭在为自己捞钱的同时保持了烟厂的兴旺发达，保证了工人的工资奖金和福利，这使他赢得了同情，却也令人思考。在这里，作品甚至写出了李国庭犯罪“正确”、“合理”的一面。总之，作品通过描写李国庭对工厂的严格管理与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他所编织的广泛而严密的关系网，他与专案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斗智斗勇，以及他在逃亡途中仍能征服女人为其服务，等等，写出了他的高智商与作为“中国烟王”的“王”气，同时，也写出了中国“落马”企业家中的“这一个”。与写李国庭等腐败典型一样，《红与黑》（《中国作家》2002年第8期）也客观、冷静，不但未将贪官“鬼化”，甚至还写出了他们作为一个“好人”、“好官”的一面。如写慕绥新不拘小节，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全身心投入事业；是“党内个体户”，对会议不感兴趣，常常迟到甚至不参加，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对待下级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作品甚至深入他的感情婚姻等私生活，从人情人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将人物凸现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如写他与梅花相恋十多年一直保持纯洁关系，年轻时曾因贾桂娥太俗而想离弃。在写慕绥新之“贪”时，作者也这样进行客观分析和“辩护”：主观上他没有处心积虑地捞钱，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他收钱时具体细节很马虎，没怎么往受贿的方面想；他有时思想很超前、很现代，有时思想又很老旧、很义气——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一方面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一方面自己的私心和贪欲又不断膨胀，使自己变成了“一手红，一手黑”。与此相异，《灵与肉》（《中国作家》2003年第4期）不只再现了李真的堕落过程与个性形象，同时更凸现了检察官侯磊与陈晓颖等正面形象，即在正反力量的较量与美丑形象的对比中，将“红”与“黑”的典型映照得更加鲜明。但作品最精彩之处还是对陈晓颖与李真心理较量的描写。即陈晓颖故意迎合李真喜欢附庸风雅的特点，跟其约定不谈案情而大谈历史文学，将李真引人对生死与有关儿子问题的思考。此后，又一面用文学、历史、佛学等点化李真心结，一面用党纪国法对其进行教育，拿捏分寸、把握火候、迂回进退，终于令李真开始交待问题。而李真也对陈晓颖的学识风度钦佩不已，并逐渐将他当成知己，最终使自己的灵魂得以拯救。的确，作品“将人性中善与恶的搏斗写到这样一个深度，殊为难得”；“一合的作品围绕着人和环境做了生动而深入的描绘，这是他的作品一经问世屡被报刊转载，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11]

总之，一合创作的成功经验与最大特点在于：不仅再现了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态势和河北省、沈阳市特定时期腐败与反腐败的“典型环境”，而且运用语言、细节与心理描写等，在正与邪、功与罪、灵与肉的冲突中写出了人物的“典型”性。如写慕绥新，通过他将行贿受贿看成人情世故与正常交往，通过他前妻的参政、参权与他的无奈，以及他工作中的专断与交代问题时的“爽快”等，揭示了他的思想、性格悲剧与家庭悲剧；通过他对事业的忘我投入尤其是案发后不顾身患绝症仍坚持出国争取项目，以及他喜爱音乐、不贪女色而对后妻和女儿一往情深等，写出了他的理想追求、高雅情趣与丰富情感——总之，从他“既干事又搂钱”等矛盾现象中写出了其性格中“红”与“黑”的复杂两面。由此，作品又从素质、环境和体制等方面，揭示了人物的典型意义。不仅如此，一合不同于其他作家之处，还在于他写“贪官”形象时，不只揭露其犯罪事实与描叙其人生经历，而且再现了侦破与办案过程，并在揭示反腐之艰难时展现正义之威力，在描述斗争之悲壮时凸显勇士之坚强。这样，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搏击和对比中，罪犯与检察官、“贪官”与“勇士”彼此映照、相得益彰。在这里，我们只要将一合的创作尤其是其笔下的“贪官”与张平、陆天明、王跃文等小说家笔下的同类人物相比，就会觉得：“纪实”丝毫不亚于“虚构”，“生活真实”也并不亚于“艺术真实”；“文学”并不只是“虚构”的专利。而正是在这里，我们不仅见到了报告文学借鉴小说艺术的成功或“纪实”与“虚构”的统一，而且见到了报告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虚构性”等独特品格和力量。这一点，我们从张正隆等人的创作中更能进一步看到。

（二）张正隆笔下的国共将帅

张正隆的创作我们在第五章中还有论述，这里只谈其人物描写。因为，在人物描写方面，他不仅因其对象主要是国共两军将帅——尤其是有林彪这样复杂、敏感的历史人物而在题材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因其方法上的夹叙夹议等而特色鲜明，因而也能帮助说明报告文学在典型叙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雪白血红》（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这样写到林彪：“机智”、“敏捷”、“果断”、“刚毅”、“深刻”、“冷静”、“稳健”……用这些词形容林彪都不过分，但千万不能说“幽默的林彪”——尽管人们经常把“机智”和“幽默”联在一起。因为从未有人听他说过笑话。他性格孤僻，不善交际，不会寒暄，不背后议论人，清高但不使人觉得高傲，讨厌繁文缛礼而喜欢清静，但他尊重人格，大智若愚。他“夏天也像一块冰，喜怒哀乐从不写在脸上”；“像个大姑娘”般清秀，“那步履，那脸色，那神态，就像个大病未愈的人”。总之，都说他生活枯燥乏味，像个苦行僧。但当时人们都很佩服他，认为他虽然在战术上有张婆婆嘴，但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能打胜仗。对国共两党的其他领袖、将军和基层干部也是如此，均实事求是，从历史、人生的角度辩证分析、准确定位，既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又不讳饰其局限与不足。如写毛泽东的天才和风度，表现在他站在历史峰巅上“一览众山小”的恢弘气度，和立于时代潮头驾驭历史纵横自如的潇洒。罗荣桓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元帅”，虚怀若谷，与林彪关系融洽、和谐。刘亚楼精明强干，军事过硬，指挥若定，与林彪在性格上一“阴”一“阳”、一“内”一“外”，配合默契。又如对东北名将之一的钟伟，作品在肯定他骁勇善战、敢拼硬仗的同时，也如实写了他能骂会抢、会捞钱、敢贩大烟、敢玩乐等“没有他不敢干的”方面。其他如对陈云、韩先楚、邓华和高岗等人的分析、定位也很准确。

《枪杆子：1949》（人民出版社，2008年）基本上保持和发展了《雪白血红》的特色。如对林彪的描写，除在整体上又写了他的“华中王”、“华南王”的风度与贡献外，还进一步具体描写了他的性格、禀赋、神态和战略战术思想等。如：“从辽西到辽北，林彪不是不打，而是不和敌人硬打，要在被动中寻求主动。再强大的敌人也有薄弱之处，林彪专拣这种地方下手，一有机会就会像鲨鱼闻到血腥一样扑上去”——

林彪有时是狐狸，有时是老虎，更多的时候既是狐狸，又是老虎。

…………

不爱讲自己的林彪，孤独而不寂寞的林彪，除了口述电报，平时难得说句话，有时一天都没句话。可在战术和战斗作风上，这位中国最年轻的野战军司令却有个“婆婆嘴”，各种场合有机会就“叨叨”，滔滔不绝，苦口婆心，唯恐你记不住，不明白。

…………

没有稿子，讲到激动处也端坐不动，面部表情也没多少变化，音调也高不了多少。有时讲上半天，桌上那杯水也不动一动。那思想，那思路，那内容，包括许多语言，却是生动活泼，同一个话题讲过几次，每次都有新意。当年听过林彪讲话的老人，都说听他讲话“解渴”、“过瘾”，想象不到会有精神溜号打瞌睡的。

除毛泽东、蒋介石、林彪等外，作品对邓子恢、傅作义、程潜、白崇禧等人的描写也抓住特点，准确简练，神态毕肖。如写傅作义——

无论隆冬，还是盛夏，也无论是在威严、肃穆的“剿总”办公室，还是置身硝烟弥漫、弹雨纵横的战地，傅作义的这个别有看相的习惯动作，都显得不伦不类。不是双手左右叉在腰间，而是插进背后裤腰里，即便一身笔挺的将军呢，也会支翘八杈得成了什么模样？更不用说一口山西话的三星上将，总爱穿套像他的察绥军一样臃肿的棉衣了。“大将军八面威风”是难得想见的，易使人产生联想的倒是春日暖融融的阳光里，坐在窗前、倚着墙根的老农，双手伸进裤腰里摸出个虱子，送进嘴里咯嘣咬出个响。

又如写程潜——

程潜性情儒雅，为人宽厚随和，统兵打仗多少年，血肉飞溅中，也没练出那股子好勇斗狠的劲头。像这次被挤兑回湘，也未置一辞，有点空儿，不是吟诗作画，就是游山玩水。平时主持会议，几句话完了，好像就交差了，自管坐在那儿抽雪茄，一双眼睛似睁不睁的。有时大家都讲完了，该散会了，那双眼睛好像还未睁开。

不仅如此，作品还注意将国共两党、两军及其领袖与将领进行对比描写。如作品写道——

蒋介石与傅作义，在对与错上总是意见相左，在错误上却是“英雄”所见略同。对的不能推动部下实行，错的自然更是与目的南辕北辙。(www.xing528.com)

毛泽东与林彪是互为补充，总能在正确的意见上求得一致，甚至臻于完美。

…………

毛泽东的用兵，是一心一意地用兵，是把文韬武略都用到敌人头上，把对手的心思、路数一步步都算计得周周到到的，再一环扣一环地请君入瓮。

蒋介石那兵、那心计，都用到共产党身上了吗？

总之，抓住特点，在对比中描写人物，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用“春秋笔法”显“微言大义”，是作品的整体风格与重要特色之一。同时，作品对军事与战争的叙述、评说也准确、到位，见出其军旅作家的“专业”水平，这也是张正隆不同于一般作家之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以上创作未像同题材小说、影视等虚构文学（如反映辽沈、平津等三大战役的创作）那样进行心理刻画与环境渲染，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张正隆的“纪实”低于后者的“虚构”，反而觉得后者的“虚构”不如前者“纪实”的准确、到位。这就再次说明：报告文学在借鉴小说等虚构文学的艺术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扬长避短，它在发展过程中，注意利用其“非虚构”与“政论”优势，并综合其“题材开拓”等，走自己独立的“文学”创新之路。

（三）杨黎光等人的“灵魂”剖析与心理“探微”

还须说明，由于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特性，它不能像小说那样直接进行正面的心理描摹。这一点，表面看来，似乎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方面不及小说那样方便，也达不到小说那样的艺术成就，实际不然。报告文学不仅可以运用和发挥其“政论”——“学理”特长，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其“综合”优势，以“避”小说之“长”而“补” 自己之“短”。与此同时，它还以另一创新形式即“口述实录”来弥补其不能直接进行心理描摹的缺陷。前者以赵瑜的《马家军调查》最为典型，后者以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与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最有代表性。如《马家军调查》在写主人公马俊仁时，除大量使用了如小说《创业史》等那样的“直抒胸臆”外，还以夹叙夹议的方式“间接”进行心理刻画。如马俊仁得知王军霞等女队员准备“集体叛逃”时，作品这样进行描写：

马俊仁不认为自己有大错，即使有错也不认为姑娘们会如此绝情，这里边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倘若不是有黑了心的坏人在姑娘们背后鼓鼓捣捣搞阴谋，蓄意破坏我马家军，事情决不至于恶化到这般地步！这坏人大概还不止一个，很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是一帮人，他们要联合起来搞垮我！我迟早要抓住这只黑手，同时今晚要保证渡过这最后的难关，决不能让坏人的阴谋得逞……那么，这些背后放箭的阴险家伙究竟来自哪个方面呢？他们会是哪些人呢？

是鞍山方面的老对头？

是大连体校的竞争者？

是沈阳大院的旧搭档？

是辽宁体委的对立面？

是国家体委的当权派？

是昔日带兵的前教练？

是痴于爱情的男朋友？

像啊！——琢磨琢磨又不像。是他们！可合计合计又不是。说像又不像，说是又不是。那么，到底会是谁呢？也许，他们统统都是伸向我马家军的黑手？也许，他们都不是。

《一百个人的十年》如作者所说，“是使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其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入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12]因此，作者“试图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13]。《八千湘女上天山》也是这样。作家“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全体湘女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它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因此，作者希望自己“能从人性的角度文学化地反映这一历史真相”。^[14]事实的确如此：要想“非虚构”地表现人物的灵魂、性情，尤其是要想全面、深刻地表现民族心理或“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口述实录”似乎是最有力、有效的方式之一。然而，在挖掘人情、人性，着力表现人物灵魂与内心世界方面，虽然我们还可找出文乐然的“地质人”系列和边震遐的《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等，但就作家而言，杨黎光可说是突出代表之一。

杨黎光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95年的《灵魂何归》。此后，他还先后发表有《美丽的泡影》、《孤独的真情》和《验证一个传说》（与隋东合作）与《打捞失落的岁月》等。他虽作品不多，但已形成较鲜明和稳定的风格特色。即从人生与感情生活的角度，细致入微地描写人情、人性，冷静、客观地探讨时代浪潮与人生命运之关系，从而启示人们领悟人生真谛、认识生活哲理，因而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与哲理思辨性。如《美丽的泡影》从人生与社会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启示人们在改革时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把握航向、免入误区；《孤独的真情》以细腻、凄婉的笔触，记叙深圳与广州两个男女青年相知相爱而又相互理解、尊重的人间真情，说明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社会，也还有未曾泯灭的美好人情、人性，从而启示人们客观、理智地认识改革时代和深圳这块改革“试验区”。但总的来说，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灵魂何归》。该作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既不从宏观上综合反映全国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也未从政治上进行干预和批判，甚至也不注重斗争与侦破之过程，而是以客观、冷静、细腻的笔触，从人生轨迹、心理变化与情感世界的角度，探讨、分析王建业等从“好人”到“犯人”的主客观原因，从而总结某些人生哲理与经验教训。作品贯穿始终的是开篇第一句话：“我试图沿着一条人生的轨迹去寻找一个灵魂。”即“探微”并非猎奇，“为的是拂去混沌，去剖析一个人的欲望伸张，一个灵魂的千重万复”。因为“人，一生的跋涉，实际上是在实现你的理想、你的追求、你的价值体现和你的人生最终坐标。这最终的坐标，又是你灵魂的归宿”。由于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因此在前半部分写王建业与史燕青被侦查、抓获的经过时，也始终紧扣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或者说，为后面的“探微”提出问题、打下基础、作好铺垫。因此，作品后半部分从五个方面集中分析、解剖了王建业等人的复杂内心与多重人格。如作品认为，王建业似乎并不贪，为人办事也不图回报，他曾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干部；他似乎也不好色，而是一个痴情重义的男人。当自己在纸醉金迷之中，又会想起仍在清贫之中的前妻母女；即使他来到深圳、手中有权后，在习惯于高消费时，也会偶然陷进一种对往事追忆的苦涩；有人说他落到今天，完全是为了史燕青，可他至今仍一再说他“无怨无悔”。对这种种矛盾现象，作者从他的清贫出身、口吃毛病、内向性格、婚姻变故、情场得意、宦海风云以及现实落差、欲望膨胀等方面，全面、细致地进行了合理解释。认为他在金钱诱惑中遇夫妻感情的苦闷，在感情苦闷中遇“善解人意”的史燕青，因而说不清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为了满足欲望，他们重婚，买外国护照，开境外银行账户，成百万地受贿和投机倒把。由此，作品又专门写了“史燕青的悲剧人生”和“两个灵魂的人生交叉”，对史燕青与史、王之关系作了具体“探微”。

三、哲理抒情与散文笔法

应该说，报告文学中的散文笔法或“散文体”是最基本的形式与手段，甚至可以说，报告文学就是从新闻和散文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事实上，在它“蔚为大国”、确立独立品格之前，也确实只能跻身“散文”行列。如从《旅欧通信》、《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到《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与《中国的西北角》，再到《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它们基本上属于域外通讯或游记与见闻录之类。即使如解放战争时期华山、刘白羽、周立波等人的创作，也大多属于战地通讯或人物特写之类。而自新时期以来，随着报告文学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扩大以及文体的不断革新与发展，传统的“散文体”和“散文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具体表现，一是主体精神的高扬，二是题材的拓展，三是哲理抒情的强化，四是语言的优美，五是综合手法的运用。就纵向表现而言，新时期初以徐迟、黄宗英、柯岩、陈祖芬等最为集中、突出。他（她）们共同的鲜明特色是哲理抒情，其文体特征则分别表现为传记体、游记体、散文诗和政论文等。接着，李延国、贾鲁生与李存葆、王光明等又将其推进一步。他们在改革题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式，着重以宏大叙事与磅礴激情讴歌时代与民族精神。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一传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主要有文乐然、梅洁、孙晶岩、罗盘和张雅文等，其中又以文乐然的形式探索、孙晶岩的题材开拓和梅洁、罗盘、张雅文的深沉情感最为突出，以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齐良生的《善良，让她如此美丽》、彭学明的《两地书，母子情》、裘山山的《沿着雪线走》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最有特色。如《两地书，母子情》（《民族文学》2005年第3期）以挪威、宁夏“两地”和沈利萍、王嘉鹏“母子”互发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心灵之美、人性之善与生命之力——尤其是将母爱的伟大与真情的力量揭示得淋漓尽致。正如王嘉鹏的“邮件”所写：“我真心祝愿我们这个世界不要有苦难，不要有灾害，不要有战争。……但是当这些突然降临时，我们选择的不能是妥协，不能是逃避，不能是投降，我们只能在生与死的边缘里，选择勇敢，选择坚强，选择抗争！”《沿着雪线走》（《当代》2006年第1期）以女性的细腻情感，将抒情、议论与描写融为一体，真切地表达了作者在青藏高原的所见所感——主要是对边防将士无私奉献与巨大牺牲的赞颂和感佩。《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则以作者在故乡的所见所闻与真切感受，以“梁庄”为点透视“中国”，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和思考了目前中国农村的现状，包括其变化、问题与出路等。当然，就整体和全面而言，这方面的代表作家首推陈祖芬，其次是梅洁、文乐然与罗盘等。在此仅以《大江北去》和《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等为例加以说明。

《大江北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是梅洁献给新世纪的长篇力作，也是她本人至今为止的集大成之作。作品无论在题材、主题、风格、形式还是情感等方面，均继承和发展了她以往创作尤其是《山苍苍，水茫茫》和《神龙啸东风》等作品的传统。作品继续以家乡鄂西北为关注重点，饱含深情地抒写对父老乡亲的挚爱与期盼——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与深重苦难，敬仰他们的无私奉献与坚忍不拔，祝福他们的幸运机遇与美好未来。当然，更主要的是希望政府、社会与民族——尤其是喝到清澈的汉江水的中原、华北和京津人民，不要忘记为此而两度奉献了家园和土地的库区人民，不要忘记他们几代人在半个世纪里经受的磨难和牺牲。因此，与以往不同的是，作品围绕南水北调工程尤其是该工程的水源地人民的苦难与奉献等，从历史文化的纵向与时代社会的横向，以更深沉的情感、更扎实的材料和更丰厚的内容，全方位、立体式地诉说了库区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坎坷与悲壮、不屈与抗争以及改革与发展。之所以说它是“散文体”报告文学而不是“纪实散文”，是因为它不但将抒情、议论、描写和人物、事件等“综合”一体，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鲜明、强烈的包括批判、反思与干预现实等在内的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其中写湖北郧阳、均州和河南浙川等地人民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因修建丹江口水库和黄龙滩水库等所遭受的历史苦难与所作出的巨大奉献与牺牲时，这样写道：

他们扶老携幼、一步一回头地含泪离开故乡，他们号啕着、眼睁睁地看着倒流的江水吞没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汉水、丹水两岸60多万亩肥田沃地瞬间被水葬在江底，他们遮风蔽雨的房屋在一片命令声、呵斥声中被拆除，人均只有一二百元的移民经费使他们在荒山野岭、沼泽苇地里度过了几十年刀耕火种的日子……

在此期间，移民们又多次返迁、返库、上访或与迁移地群众发生矛盾、械斗，因而被饿死、打死和病死的人数以千计，而“故土难离”的精神疼痛更是难以言说。因此，他们是长期处于流浪状态的最贫困族群。作品所描写的痛苦和惨状，其忧患苍生的拳拳深情，与冷梦的《黄河大移民》等如出一辙。因而作品不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和叹息：“牺牲和奉献如此巨大！补偿和救济如此杯水车薪！”“用怎样的文字能够说清一个库区移民一生的辛酸？”“用怎样的心情去理解一个原本可以创造，但最终一无所有的生命？”对于丹江口库区人民来说，南水北调工程于2002年开工后，大多数移民又面临第二次离乡背井。他们有许多的伤痛，诸多的无奈。离开熟悉的土地、熟悉的人群、熟悉的气候、熟悉的种植方式，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安家，而且这一去就是世世代代，他们心中的酸楚怎一个“痛”字了得？

总之，《大江北去》虽不是人物型报告文学，却描绘了一大批鲜明形象，尤其是从移民群体这一特定角度，再现了中华民族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顽强奋进的性格与精神；虽不是“问题”与“史传”报告文学，却表现了比它们更鲜明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与启蒙理性；虽不是历史文化散文，却比之情感更深沉、手法更灵动，尤其是历史文化内涵更丰富——它以大量篇幅和文字，不但传播了“水文化”与“移民文化”，而且描绘和介绍了有关大岳武当、均州圣地、郧山书院和汉水流域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宗教民俗、历史蕴涵与考古发现，等等。这一点，如与同题材的《南水北调进行时》（徐怀谦，《人民日报》2011年7月13日）等创作比较，则看得更为清楚。这一切有力说明：以《大江北去》为代表的梅洁报告文学创作，是发展、综合的“散文体”报告文学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文体意义。

罗盘的创作不是很多，但已初步形成其鲜明特色与风格，即在不为人知或被人忽略的领域挖掘题材，以深切的情感体验和抒情的散文笔调，从日常生活与人生命运的角度，在展示生活的“残酷”与人生的“沉重”的同时，努力挖掘“小人物”默默奉献的美好人性与崇高精神以及生命的神圣与辉煌。他以往的《心中只有国门》和《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是这样，新世纪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黄河》2004年第1期）更是这样：与作者以往的创作相比，该作不仅题材更独特、风格更缠绵，而且内容更扎实、人物更平凡，情感更真挚、精神更感人。作品的主体情感是“庄严”、“感伤”、“充满希望”和“别无选择”（见作品后记）；其文体风格，既是情真意切的优美散文，更是如泣如诉的抒情浩歌。它如同艾青、舒婷等人的诗歌一样，“庄严”中带着“感伤”，“感伤”中不乏“希望”；有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也有正义、良知的深情呼唤；“有叹息，更有挺直的脊梁”。它揭示的是“残酷的真实”、“沉重的崇高”，显示的更是爱与恨、希望与失望、感奋与遗憾、歌颂与批判的辩证统一。沉甸甸的责任使他们拒绝媚俗，他们“别无选择”。因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具体的描叙，写了发生在12个家庭中的“真真切切的故事”和几十个“活活生生的人物”。在文体风格上，作品属散文体，但又不是一般的散文体，而是继承了以往传统，综合了各家优长，吸收了诗歌、小说与小品文等文体的营养，经过了自我改造而发展、创新的新散文体。它有黄宗英主体投入的真诚和第一人称手法的亲近而又比她更思想深沉与情感炽烈，有陈祖芬、柯岩、文乐然等人的哲理诗情和潇洒笔调而又比他（她）们更凝重肃穆，有理由、肖复兴等人的人物抒写与人生感叹而又比他们更细腻真切。正是由于它内蕴着更深沉、醇厚的精神与艺术力量，因而它比一般的英雄言说更令人感动。^[15]

总之，报告文学在探索“自己的”“文学”之路时，不仅借鉴了小说的“修辞技术”，而且充分吸收了诗歌、散文等文体的艺术营养——正如有作家所体会到的：“一部血、肉、骨完整丰富，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高度统一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却是综合调度小说的结构、散文的语言、诗歌的激情、评论的思想，发挥各种文学样式的特长，集中了作者的才情、思情的创造。”^[16]而正是由于其兼容并包的“综合”优势，报告文学在这方面不仅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成功经验，而且展示了其广阔前景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