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文学性及本质设定

第三章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及其本质设定

在对报告文学的外部关系及其观念更新、文体分类等问题进行考察后，就须对报告文学的内部关系及其本体特征等进行具体分析与重新研究了。这样，也就进一步回到了报告文学的本体自身，即报告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上来了。在这方面，几代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作过探讨，也都与时俱进地发表过不少有创见的看法。但总的来说，一是较零散、不系统；二是全面把握现实创作不够；三是缺乏较高的视点与较开阔的视野，因而较陈旧、滞后。实际上，包括文学创作与学术理论在内的“存在”是一个动态过程，任何研究尤其是“当代”研究都必须“与时俱进”，也都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否全面、透彻地把握了“当代”现实，是否站在“当代”的制高点上，是否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水平。这一点，既是对研究者才力与学识的考验，也是判断学术成果与学者水平高低的基本标准。正因如此，笔者力图在较全面地整合以往成果和把握现实的基础上，挑战传统，搭建自己的创新理论框架。

在当今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中，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中的“文学性”问题是其关键。因为，此问题情况复杂、概念模糊且变幻无常，它既有历史的合理性，又存在现实的矛盾性；既长远地影响着报告文学文体的发展，又顽固地制约着报告文学理论的建构。正是因为此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本世纪以来就形成了彻底否定报告文学存在的一派。如有人认为：报告文学“恐龙已死”，它“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因为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1]“在报告文学中，文学并不构成其本源性的基础和条件，而只是一种纯粹的修辞技术，充其量是一种附庸的外衣。一旦文学反客为主而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要构成，那无异于是宣告了报告文学的灭亡”^[2]。虽然这些观点也曾受到批评^[3]，但近年又有人重弹此调，认为“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有必要将它交还给历史”；报告文学的“这种既文学又非文学，既新闻又非新闻的本性特征，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接受的价值障碍”。^[4]对以上观点，学界又有人进行了系统批驳，认为“任何消极悲观，甚至幸灾乐祸地为它唱挽歌，历史会证明这是一种草率或失态的表现”^[5]。我认为，报告文学“灭亡论”的确是一种“草率或失态”的表现：它不仅无视报告文学繁荣昌盛的巨大“存在”，而且在复杂的理论面前采取简单的、不负责任的“逃避”态度。实际上，“存在”不可能被“意志”所否定，问题更不可能因“逃避”而不存在，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勇敢面对、积极探索、科学建设。从以上“灭亡论”中可知，影响报告文学理论建设与价值判断的关键是本体论，而影响其本体论建设的关键又是其“文学性”。即：报告文学究竟是什么？它只具有文学的“修辞技术”和“外衣”，还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大“文学”？对此问题，只有联系报告文学动态发展的创作实际——尤其是发展至今的最新文本进行具体分析，才有可能解决；而只有解决此问题，才能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报告文学，也才谈得上报告文学理论尤其是本体论的建构。我认为，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从以下层次进行认识和把握：

第一，传统的“文学性”观念在内涵上不断发展和深化，已积极影响报告文学取得了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并驾齐驱的“文学”成就，并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标准与创作特色。它有力说明：不但“非虚构”的“纪实”文学是“文学”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而且已与虚构文学形成双峰并峙、争相辉映的局面和景观；“纪实”的报告文学不但可以借鉴小说等“虚构”文学的“修辞技术”，而且可以将它与自己的优长有机综合，从而显示其“杂交优势”，在“纪实”的“本源性基础”上创造其独特辉煌。

第二，“文学性”观念在外延上不断向“非文学”开放与扩张，在哲学、历史等“文化”的挑衅与侵袭下发生深刻变化。然而，这并非说明它远离了“文学”——恰恰相反，是说明在整个大文学环境与观念变革下，它作为“文学”重要一翼的系统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变得更加“既文学又非文学，既新闻又非新闻”，而在于它是否真正构成了“社会接受的价值障碍”，即在于其观念能否与时俱进、开放创新。(www.xing528.com)

第三，由于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一方面，原“文学性”不断发展、提升，为各种新质与特性所取代；另一方面，新“文学性”又同整个本体观一道，在新旧蜕变、交汇融合中不断完善、明晰并渗透于新的特质——“新五性”之中。如此，报告文学实际上就存在着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狭义与广义两种“文学性”：一是传统的、狭义的，即主要指与虚构文学相通的有关写人、叙事、抒情等方面的手法、形式等；二是“现代”的、广义的，即“文学性”不再仅为具体特征而已泛化、渗透于整个文体的本质特性中。

第四，“文学性”问题与整个文学的观念更新密切相关，更与报告文学的本质设定和价值规范一脉相连；新旧“文学性”统一于报告文学的本体特性；其本体特性已由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蜕变成了现代“新五性”，即“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其中“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由原“政论性”发展而来；“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包含了原“新闻性”中的“真实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中的“文”主要指传统“文学性”，“史”则与原“新闻性”一脉相承，即新闻与历史、哲学等的有机融合；而“主体创作的庄严性”与“题材选择的开拓性”则是原“三性”未包括而必须增补的新内容。总之，发展至今的报告文学不再是只具有文学“性”《即某些特征）的交叉、边缘文体，而是一种强调主体创作、题材选择和理性精神的非虚构的独立“大文学”——审美文化复合体，其整体上的“文学性”则表现为“非虚构美”、“崇高美”、“理性美”与“综合美”等。

以上是本论著的核心理念，也是其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本章和以下各章试按此思路展开论述并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