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朱子南、章罗生等的史论与追求

第五节　朱子南、章罗生等的“史”论与追求

一、朱子南等的“史”论

在整个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中，新时期以来，收获最丰、成果最多的还是在报告文学史方面。这方面的代表著作，20世纪80年代有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和范培松的《报告文学春秋》，90年代有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朱子南的《中国报告文学史》，佘树森、陈旭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和章罗生的《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等，其他如陈进波、马永强的《报告文学探论》和李炳银的《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等，也不同程度地论及了报告文学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子南的《中国报告文学史》。该著“抓住报告文学文体与观念的发展、演进，将其置于整个文学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深入考察，在挖掘新人新作的同时对某些重点作家作品进行客观、立体的比较分析，同时将创作与理论并举，努力揭示二者相互影响之关系，表现出非凡的史识与功力”；它“资料周详，视野开阔，史论结合，分析透彻，是一部厚重、扎实的扛鼎之作”。^[29]因而作者被认为是“最具职业化特征，研究成果更为丰硕的”研究者，是“一位具有自己的报告文学史观的报告文学史家”。^[30]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研究方面的史著不但有增无减，而且也表现出“综合与提升”的特色。就数量而言，2002年以来，这方面的专著就有章罗生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张升阳的《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孙春旻的《文学的返朴归真》和王文军的《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等。其中《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和《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是其代表。

张升阳的《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以下简称《史论》）第1～3章为“论”，即论述了有关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报告文学的精神品格与审美特性，以及报告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嬗变，内容涉及报告文学的现实性、非虚构性、理性和文体的自觉等；第4～11章为“史”，其中第4～7章纵向描述了中国内地自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发展线索，第8章介绍了台湾的“报导文学热”，第9～11章横向介绍了徐迟、黄宗英和陈祖芬等新时期以来的15位作家。论著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观点公允、论述具体。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由于其时间下限截至20世纪末，因而它追踪时代、贴近现实，包容和评述了更多、更新的创作现象与作家作品，如“主旋律”报告文学、泛批判报告文学和史志性报告文学等。同时，它对各阶段与各个作家的创作，也进行了较具体的比较和细致的分析，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新见。不足之处，一是在结构和体例上，“史”“论”有机融合不够；二是在观点和论述方面，新的理论建树较少。

二、章罗生的追求与创新

相对而言，章罗生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下简称《发展史》）显得扎实、厚重得多：它“以绵延百年的报告文学发展为经，以评介作家文本为纬，全面到位地梳理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经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理论奖获奖成果评语）。首先，《史论》是“断代史”，《发展史》是“通史”，在研究时段和内容上，《发展史》远比《史论》深长、丰富。即它不仅包容了《史论》所述的整个“当代”（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内容，而且包括了“当代”以前的“近现代”。而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两部“通史”，即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与朱子南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由于其写作与出版时间的限制，其不足也恰恰在于对新时期报告文学论述不够，尤其是未能涉及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这一缺陷，正是限制其“通史”理论创新与体例完备的要害。因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至新时期以来才真正独立、繁荣和逐步成熟。可以说，不论述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或对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论述不充分的报告文学通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发展史》超越了以往而具有独特意义。

其次，《发展史》的突破在于有新的较完备的体例，即有自己独特的史观、史识，或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具有“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意识”——

整体意识显示出，文学史研究者已经有了一种对研究对象进行理性概括和整体把握的“史学思想”。章著将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百年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而揭示出中国报告文学伴随时代的发展，始终处于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即在“新闻性（真实性）”与“文学性”、“文学性”与“政论性（理性）”、歌颂与暴露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的激烈冲突之中，不断走向融合、新生……这样，章著就不仅描述了对象的外显流程，而且揭示出了其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即从纷繁复杂的百年报告文学现象中探寻出了其内在的发展轨迹。这种整体意识同时具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对于我们研究其他方面、其他时段的文学发展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31]

再次，也如学者们所言，《发展史》的“一个突出的学术特色是把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扎实的历史叙述相当成功地融为一体”：它“既在历史研究上贡献良多，又在报告文学理论上深入思考，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和独立品格作出了明达的辨析。由于注意把历史的经验提升为理论，所以他的理论界说具有相当充分的说服力，反过来他又用这些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指导报告文学的编写，所以他的这本报告文学发展史不论在理论创新还是在历史叙述上都是一本难得的佳作”^[32]。的确，论著在以新的史观对百年报告文学的发展进行评述时，也同时探讨了有关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独立品格等理论问题。

最后，该书“引证十分丰富，援用资料相当翔实，对各种文本和重要报告文学作家所作的评价，也大体客观、公允、恰当”，“确是近年有关我国报告文学历史研究的难得的丰厚之作，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部可贵的成果”^[33]。正是如此，它荣获首届全国报告文学理论奖（2012）和第九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4），被权威教材推荐为当代文学重要参考书之一^[34]。但该书也存在重点不够突出，论述不够深入，缺乏内在的价值标准与理论体系等缺陷。

继《发展史》之后，章罗生还出版了《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该著不仅与作者以往的《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和《发展史》构成相互关联的中国报告文学史“三部曲”，而且标志着他从较单纯的“史”学研究转向“史”与“论”的结合。说是“相互关联”，是因为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前后承续、互为补充，而且在观点和体例上也逐步深入、各具特色。即作者“有感于《发展史》受通史体例的局限，不能尽展精品名作的魅力，也不能集中探讨某些问题，因而这次写作，就改为‘问题’与‘作品’相结合，即以‘问题’带‘作品’，又以‘作品’证‘问题’，力求在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上有所贡献”。^[35]这些探索，显示了作者企图不断超越自我、提升理性，将报告文学史研究与本体研究有机结合的努力。此外，章罗生的报告文学研究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敢于展开面对面的真诚的学术批评与争鸣。即不仅在《发展史》中，而且还写有专论，就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是走向“衰退”还是走向“自觉”、“成熟”等，展开平等对话。^[36]二是提出了报告文学流派的概念并已开始研究。^[37]也许，某些流派的划分与界定尚值得商榷，但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报告文学流派的提出，无疑为报告文学的深入研究拓宽了思路，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

正是在以上研究和探索的基础上，章罗生开始了本著的追求与创新，即：既超越自我，又超越别人；立足学术前沿，体现“国家水准”；力争为改变报告文学研究的落后状况和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与文艺理论建设贡献力量。为达此目标，本著力争在以下方面进行创新与突破：首先，在指导思想与学术追求上，针对以往研究整体水平不高，大多还停留在作品评论、资料整理和发展线索勾勒的较低层次这一现实，着力提升质量、提高水准，努力进行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因此，本著试图在本体论、发展论和流派论等方面，从整体上进行较系统、全面的综合论述。尤为重要的是在理论上，针对以往观念陈旧、研究滞后、本体身份不明、缺乏独立体系与价值标准的现状，提出了以“新五性”为核心的“审美文化复合”等创新概念和评价体系，并将其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其发展论中，本著也不再如以往那样，只停留在发展线索与阶段划分的纵向描述上，而是从观念嬗变、发展轨迹、思维模式和文体风格等方面，多层面、全方位、立体式地探寻其内在规律与理论意义。至于流派论，更是在以往浅尝辄止、不成体系与规模的贫瘠土壤上进行的第一次开拓。

其次，在研究方法与论证形式方面，努力将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有机统一。即一方面，立足学术前沿，放眼当代全局，致力理论创新，在纵横比较中提炼观点、提升品位；另一方面，又在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至今为止浩瀚、繁杂的创作现象与作家作品进行梳爬剔抉，从而在进行“范本选择”与“经典淘洗”的同时，将理论探讨、价值规范与体系建构落到“实”处——顺便指出，在文本阅读与研究方面，包括以上所述学者在内，均存在一明显不足，即对包括史传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的不同程度的回避或忽视。实际上，最使研究者感到阅读的“恐慌和茫然”的，正是“纪实文学”的巨大与复杂。因此，本著除对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较具体、集中的论述外，还对包括史传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进行了重点阐释和研究。总之，目的是努力实现其“论”与“史”、“虚”与“实”、“林”与“木”的有机融合。

最后，在内在逻辑与章节结构方面，本著也努力追求严谨、和谐、统一。也就是说，本著的本体论、发展论和流派论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彼此照应，同时又与作家论有机结合。如论“本体”时必然涉及“发展”、“作家”，论“流派”时必然谈“发展”，论“发展”时也必然论“作家”。因此，在“发展”论中，也有专章论述从“旧三性”到“新五性”的“本体”观念变革，同时又以“历史反思”等“流派”作为典型案例与支撑材料。尤其是为了实现“点”、“线”、“面”或深度与广度的统一，本著将有关代表作家或重要问题与作品附于“发展”和“流派”论后进行论述。与此同时，在各编与各章节之间，也尽量注意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与自然过渡。

当然，学术无止境，追求无尽头，任何“创新”与“超越”都只是相对而言——对于正处于发展、变化的动态之中的“当代”文学更是如此。因此，不管我们如何艰苦、努力，也只是为后来者开先路、打基础，其贡献和意义也只是相对的，更大的突破与超越有待包括笔者在内的更多人的辛勤劳作与不懈探索。——值得关注的是，与丁晓原一样，以2011年获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研究”为标志，章罗生的研究也从“当代”“报告文学”扩展到了“现当代”“纪实文学”。这说明：作者的研究也正在向广度和深度掘进！

【注释】

[1]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2]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16页。

[3]参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4]包中华、丁晓原：《中国国际报告文学史研究的拓荒者——读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5]龚举善：《走过世纪门——中外报告文学论略·后记》，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6]章罗生：《叶永烈及其纪实文学·必须高度重视对叶永烈等纪实文学作家的研究——〈叶永烈及其纪实文学〉序》，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第4页。

[7]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5页。

[8]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0～302页。

[9]何西来：《纪实之美·李炳银的报告文学批评》，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4～45页。

[10]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3～306页。

[11]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后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67～368页。(www.xing528.com)

[12]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思考》，《西南军事文学》2004年第5、6期。

[13]李炳银：《报告文学论》，《中国作家·纪实》2006年第2期。

[14]吴平安：《非虚构的文学叙述与作家的前沿精神——周政保报告文学理论述评》，《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9期。

[15]吴平安：《非虚构的文学叙述与作家的前沿精神——周政保报告文学理论述评》，《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9期。

[16]何西来：《纪实之美·自序》，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7]王晖：《“四位一体”角色的形象写照——读傅溪鹏先生的〈深·秋〉》，见《深·秋》（序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6页。

[18]丁晓原：《深水静流秋意真——读傅溪鹏先生的〈深·秋〉》，见《深·秋》（序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9]王晖：《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

[20]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后记》，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3～324页。

[21]王晖：《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

[22]丁晓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后记》，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23]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后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24]参见章罗生：《理论的创新与自我超越》，《文学报》2010年11月18日第8版。

[25]刘雪梅：《报告文学论·后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3～434页。

[26]朱子南：《报告文学论·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27]包括：a.黄浩、黄凡中：《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b.李敬泽：《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c.吴俊：《也说“报告文学”身份的尴尬》，《文汇报》2004年1月18日。

[28]参见章罗生：《非虚构叙事艺术·序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29]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

[30]参见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8～275页。因该著对《中国报告文学史》有较多具体论述，此处从略。2012年1月11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北京举行“首届全国报告文学理论奖”颁奖大会，其获奖作品分别为：朱子南的《中国报告文学史》、丁晓原的《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李炳银的《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王晖的《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与章罗生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张瑷的《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龚举善的《转型期报告文学论纲》（后四部为优秀奖）。——见《光明日报》（2012年1月13日）等新闻媒体。

[31]余三定：《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意识》，《文艺报》2002年6月1日第2版。

[32]见张恒学：《报告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与新突破》（《湘潭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和冯辉：《整体意识下的理论创新与精审评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评论。

[33]张炯：《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序》，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34]见王步高、丁帆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语文·总参考书目·中国当代文学参考书目》（简编修订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35]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后记》，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年，第303页。

[36]见章罗生：《从冲突走向融合——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与90年代报告文学的成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了吗——与范培松先生商榷》，《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等等。

[37]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流派刍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论问题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流派研究之一》，《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从徐迟到李鸣生——论“哥德巴赫派”与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国作家·纪实》2011年第12期，《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