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与非虚构叙事艺术对比分析

第四节　《报告文学论》与《非虚构叙事艺术》

一、刘雪梅的《报告文学论》

刘雪梅的《报告文学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重点是从报告文学的内部规律入手，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讨。著述将报告文学文体理论视为一种开放但又自成体系的结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包含着文体史论、本体论、客体论、受体论等若干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相对于它的内部构成因素，又是一个中观系统。以此入手，本书将上述内容列为专章进行考察，将报告文学文体理论这一整体分解为历史过程、内部规律与创作整合几大板块，以求从诸方面的有机结合中逐渐通向整体的全面把握”。^[25]因此，正如朱子南所肯定的，它“为报告文学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作者从报告文学的源流论、文体特征论、价值论、真实论、写作论及其美学形态等诸多方面对报告文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可说是填补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26]。的确，由于作者攻读的是文艺学硕士学位，且主攻方向即为报告文学理论，多年来她一直对报告文学理论孜孜以求，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因而该作就显得较扎实、深厚，是世纪之交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

具体来说，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该书的突破与特色在于：一是有较严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全书七章，分别为“源流论”、“文体特征论”、“美学形态”、“价值论”、“真实论”、“写作论”和“分类写作”；每章为一子系统，分别对各论题范畴内的诸问题进行了层次分明的论析。二是立足点较高，视野较开阔，现实感和针对性较强。即论著所提出和探讨的问题均来自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所依据的材料也大多为新时期以来的文本，这就给人以较强的新鲜感和时代感。因为，就整个中国文学而言，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情况最复杂多样。而这种复杂多变、求新求异的趋势与现象，就向传统的文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作为新时期后才“由附庸蔚为大国”的报告文学来说就更是如此。即它迅猛发展、丰富复杂的现实更向传统文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更显出了建立报告文学“自己的”独立理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而要建构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体系，如果依据的还是新时期以前的材料而回避或无视新时期以来的鲜活现实，或即使依据了新时期以来的材料，但却不新、不典型，那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即使不是“空中楼阁”，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建立全新的报告文学理论体系的前提，是对新时期以来的大量报告文学创作文本与实践活动的全面把握。而《报告文学论》的突破与超越，首先就正在这里：它的章节的设置、观点的提出与辨析，都源于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实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

正是如此，也必然带来第三方面的突破与特色，即观点的新鲜、深刻与论述的周详、严密。如在“源流论”中，它先列出新闻起源说与文学起源说的具体表现，后细致比较两种起源论之得失，再周密分析起源中的各种“合力”因素与文体观念的发展演化。“本体特征论”也是这样：先列出有关报告文学的各种言说，指出其得失优劣，后提出“外形式（表层形式）”与“内形式（深层形式）”的概念并进行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提出“自己的”报告文学定义，再对此定义的内涵从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解析。其中说道：“在文体的认知与把握上，报告文学写作应具备多样化的思维方式。既要有‘真实、及时地报道’的特殊新闻思维方式，‘形象地报道’的特殊文学思维方式，还要有‘有针对性地报道’的特殊宣传思维方式”；“报告文学是文学与新闻相互渗透而非相互妥协的产物”；等等。尤其是“美学形态”中提出的报告文学具有纪实美、写意美、思辨美和综合美，“价值论”中提出的报告价值、主体价值和多元价值取向等等，更具有理论的原创性。如在谈到报告文学纪实美的审美效应时，论著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指出虚构性文学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情节固然扣人心弦，可片面追求故事性却难以避免人工斧凿的痕迹，影响读者的情感参与，而报告文学“注重更多地保存生活的原始形态，注重撷取生活本身具有的矛盾冲突，强调从日常生活状态中挖掘蕴涵在其中的自然美，追求一种生活化基础上的戏剧性”。在讨论争议颇多的“真实性”问题时，作者在提出“事实真实”与“艺术真实”等概念后，指出事实真实具有可靠性、不变性和特殊性等特性，艺术真实具有认知性真实、假定性真实和诗艺的真实。在谈到报告文学的综合美时，论著在辨析文学与新闻的差别和报告文学对两者的“综合”、“统一”时，论述更见细密。

毋庸讳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即出于对以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反感，人们不敢谈文学的政治标准与宣传功能，甚至只强调“批判”而讳言“歌颂”。这一点，在报告文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而《报告文学论》在这方面也表现了其不凡的理论胆识与勇气。作者从报告文学的审美特性出发，一方面理直气壮地肯定：“虽然报告文学功能的演进过程是历史地展开的，但是任何阶段报告文学的勃兴都不能只重报告文学的审美作用与认识作用，而割裂报告文学的宣传作用”，“报告文学的政论性特征决定了报告文学必然要具备宣传功能，不论是政治与政策的宣传，还是个人观念的灌输，报告文学都以影响人们的思想，扩大舆论阵地为根本动因”；另一方面又严肃指出：“报告文学的宣传价值标准不能只是政治标准，更不能只止于对现行政策进行印证，而应以文化标准、哲学标准、社会学标准、人类学标准来共同审视报告对象”；“让宣传充分报告文学化，报告文学不能宣传化”；“报告文学要多元化，但不能小说化”；等等。总之，尽管《报告文学论》还不是人们所期盼的“经典”，它在总的理论框架上尤其是在本体论上，还缺乏较大的突破与创新，人们也可以要求它视点更高，体系更完备，尤其是要求它从整个中国文论建设的总目标出发，使其成为整个“具有中国特色”新文论的有机部分，但它毕竟是第一部粗具规模、较有体系的报告文学本体论专著，因而其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应予充分肯定。本来，作者如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应该会有更新、更重要的收获。可惜的是，她在远离教学、科研单位的同时似乎也远离了学术中心……(www.xing528.com)

二、周淼龙的《非虚构叙事艺术》

报告文学自诞生以来，虽历经风雨、坎坷曲折，却在时代的呼唤与社会的期盼中奋然前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它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兴旺蓬勃，展现出广阔的前景与雄强的活力。然而，有人却无视这一客观事实，一再断言报告文学“恐龙已死”、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等等。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论者未认真阅读和全面了解报告文学的创作“现实”外，关键是报告文学的理论落后所致。即报告文学理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又受到“问题”、“史传”、“生态”报告文学等各种流派和许多具有“前卫”品格的作家作品的挑战。因而，报告文学的内在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复杂，人们更搞不清“虚构”与“纪实”、“文学”与“新闻”以及“生活”与“艺术”等究竟是何关系、它们能否统一，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涉及整个文学观念的更新与文论体系的“重建”等。而这些悲观论调的出现，正反映了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观念革新与文论“重建”的势在必行。显然，简单地下一断语或采取“不承认主义”，只图眼前痛快和一时“惊人”，是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只有面对现实、勇于担当、积极建设，才是我们应取的正确姿态。正是在这里，我们窥见了周淼龙《非虚构叙事艺术》（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的学术风范与独特品格。即：作者不仅有直面现实、迎难而上的学术勇气，而且有坚持真理、敢于批判的独立精神。本来，“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是王国维、陈寅恪等老一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学界所一再推崇的学术精神。然而，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与评论中，这种精神却越来越淡薄了，常见的多是唱赞歌、说好话、“为尊者讳”，而不敢进行面对面的批评与反批评。尤其在当代文学等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由于面对的大多是健在的熟人或朋友，批评者更顾忌其对象的“面子”与“雅量”而不敢“碰硬”。而本书作者不然：他开篇第一章就以“时代诘问”为题，指名道姓地亮出其批评对象^[27]，对“死亡论”等进行针锋相对的具体批驳，并严肃指出：“学术需要民主，需要客观事实，它崇尚标新立异，但不必篡改事实，耸人听闻”；“任何消极悲观，甚至幸灾乐祸地为它唱挽歌，历史会证明这是一种草率或失态的表现”。不仅如此，在接下来各章中，作者也能立足学术前沿，与各“名家”进行商榷、对话与交流。如认为张春宁与章罗生的分期虽“比较细致”但也“比较机械”，“往往把现存状况当做一个孤立且独立的整体来看待”，尤其是张春宁，“前后描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内部的自洽性成问题”。我认为，这些意见是中肯的，真正的学者应该是敢于批评与欢迎批评的，真正的学术也只有在批评与争论中才能得到发展。试问：如果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哪来学术的繁荣与理论的进步？实际上，作为报告文学研究的学者，他应该和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一样，也是一种代表社会正义良知、“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他应该也以学术为利器，参与民族、社会的思想、文化与道德建设！而本书作者就在这方面作了可贵尝试。

与此相关，本书第二个值得肯定的优点与特色，是其内容的全面、资料的翔实与论证的严谨，即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与“研究”特色。就内容的全面而言，除第一章有针对性地专论报告文学的“生与死”即生存与发展问题外，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论述了有关报告文学的“源与流”、“性与体”、“真与伪”、“灵与质”、“道与艺”和“情与思”等，实际包括或涉及报告文学的本体论、发展论、创作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真实论、题材论、叙事论等。就资料的翔实而言，它不仅旁征博引、追根溯源，而且立足前沿、详加辨析，力求在对比中发现新见，在总结中超越前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论述明晰有力，它还使用了大量图表和数据。与刘雪梅的《报告文学论》相比，此作虽然没有专论“价值论”与“美学形态”等，但它在深度、系统性和资料的翔实等方面显然超越了前者。同时，由于它晚于前者十来年，因而它在文本资料方面能更多引用新近之作，尤其是能与近十年来的研究者进行交流、对话，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有所提升和发展。不仅如此，本书比刘著有所超越也更见特色的，还是在写作论方面。刘著虽也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进行写作学方面的论述，同时也谈到其主题、选材、结构、语言和人物、事件、问题等报告文学的分类写作，但本书在其十章中，则用了六章来论述其选题、采访、构思及人物类写作与叙事策略等。其中不仅具体辨析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新闻性”、“真实性”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在“怎么写”方面更见系统、深入与细密。总之，在这方面，的确显示了作者作为写作学学者的优长与强项，该书也的确具有可操作的报告文学写作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当然，该书也存在某些需要继续提升与改进之处。如作为“报告文学研究”的题旨来说，其“研究”主要侧重在写作学方面，还未涉及其价值功能、评价标准和作家论、流派论等；其本体论方面还未构建起完整的创新体系；还有，对现实创作的整体把握还不够全面、深透，其图表、统计所依据的多限于报刊发表的中短篇，而对单独出版的长篇重视不够；同时，对文本资料的引用也有不够全面、广泛之嫌；等等。当然，以上所提，尤其是报告文学创新体系以及价值标准、现实把握等问题，并不是该书所能完全解决的。我的以上看法，与其说是其局限与不足，不如说是对报告文学研究的期待与希望。^[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