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整体综述与个案评点

第一节　整体综述与个案评点

一、整体综述

关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有人认为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30年至“文革”前，第二阶段从1977年至1999年。第一阶段的成果虽也“卓然可观”，构成了“雏形框架”，但总体上“相当零碎”、“缺乏体系性”、“不够厚重”，不能在较开阔的学术空间中“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第二阶段可称之为发展期。其中1977年到80年代中期为“恢复期”，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为重要“收获期”，其业绩“蔚然可观”——

朱子南、张春宁、赵遐秋、章罗生的著作是报告文学史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范培松的《报告文学春秋》、李炳银的《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梁多亮的《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等，其中包含着他们对报告文学本体理论许多独到的沉思。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陈进波、马永强的《报告文学探论》等，对域外报告文学的研究，进一步开拓了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空间。当然发展期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也存有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前期，主要是理论批评的泡沫化倾向比较突出，批评的感性化导致研究学理性的消解。后期学理品格有所见长，但理论批评整体性建构失衡。与创作史研究相对兴盛相比，对报告文学本体理论的体系性建构显得不成气候，这方面的研究，在若干个理论点上是颇有进展的，但整体性的工作还没有更多的学者去做，或还远远没有做好。^[1]

论者还认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形成了三代研究者。茅盾、胡风、以群、周立波、周钢鸣、李广田、罗荪、刘白羽等为第一代，“他们一方面进行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另一方面自己又进行报告文学的写作”。“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报告文学文体逐渐为人接受，并取得相应的文体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创作本身在30年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前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文学的主潮之一；另一方面，也与第一代研究者开拓性的理论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朱子南、范培松、张春宁、尹均生、赵遐秋、涂怀章、陈进波、洪威雷、梁多亮等为第二代。“他们对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对报告文学写作过程、方法与艺术的演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时人对报告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的需求”；“研究主体的职业化构成，伴生出批评成果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其理论批评显现的风貌更多的是学院派的”。与此同时，他们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知识性的特点，“总体上理论化程度不高”。谢泳、王晖、章罗生、马永强、张立国、李干等为第三代，李炳银是介于两代之间的“代际人物”。“他们没有第一代研究者那种高标的文学地位，也没有第二代研究者严谨、务实的研究作风，但他们自有强项和优势。一般来说，第三代研究者思维更见活跃，思考的界域更为开阔，较少墨守理论陈规的思维定式，更见自出心裁的理论创造勇气”；其不足是“力量还相当单薄，形成不了理论研究的规模优势”，“研究者个体之间的理论素养与功力，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需要作出“优化的努力”。总的来说，“20世纪研究者所做的理论布点工作是大量的”，其主要缺失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理性化程度高的体系性的理论建构”。^[2]应该说，除第二、第三代研究者中还应增添雷达、何西来、周政保和丁晓原外，论者的这些概括和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尤其是指出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整体性建构失衡”、“本体理论的体系性建构显得不成气候”等，更是切中时弊。

关于新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笔者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中也有概括和评述。即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相比，不但严重滞后，而且其水平和质量不高，总的来说，还停留在资料整理、现状追踪和个别作家作品评论的层次，缺乏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和系统建构。这种情况到90年代有所改变，即不仅理论研究者和理论专著大为增加，而且其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因而在该著中，笔者具体评述了朱子南的《中国报告文学史》、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佘树森与陈旭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陈进波与马永强的《报告文学探论》、李炳银的《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梁多亮的《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与周政保的《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以下简称《非虚构叙述形态》）等。认为总的来说，“中国报告文学研究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停留在低级的探索阶段，是一门未成型而亟待建设的新学科。就研究成果而言，它不仅远不能与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门类和《史记》、《红楼梦》、鲁迅等显学相比，而且与胡适、老舍和周作人等单个作家的研究相比也相差甚远。”^[3]事实的确如此。

那么，新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有哪些发展与进步呢？笔者认为，与小说等其他文体作横向比较，报告文学研究仍处于弱势与落后状态，但在报告文学学科内部作纵向比较，却硕果累累、进步显著、来势喜人。其具体表现，一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二是研究领域拓展、观念创新、方法多样，水平和质量大为提高。总的来说，表现出对构建报告文学独立理论体系的艰难探索，可用“综合与提升”来概括。

应该肯定，就研究队伍和数量而言，一是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涌现的中坚学者坚守阵地，顽强奋进，力求既超越自我又超越别人，贡献出了新的精品力作；二是不断有新人携新作加盟和充实研究队伍。就前者而言，丁晓原、王晖、刘雪梅、李炳银、周政保、尹均生、龚举善、张瑷和笔者均在原有研究基础和成果上，新出了《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报告文学论》、《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和发展》、《转型期报告文学论纲》、《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和《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等专著；就后者而言，其代表作有张升阳的《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孙春旻的《文学的返朴归真——当代纪实文学概观》（以下简称《文学的返朴归真》）、王文军的《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周淼龙的《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以下简称《非虚构叙事艺术》）以及李朝全的一些论著与《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史稿》（王吉鹏、何蕊）、《报告文学理论探新》（何蕊）与《叶永烈及其纪实文学》（胡智云）等。当然，能够代表目前报告文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与较高水准的，还是前者的几部专著和后者的《非虚构叙事艺术》等，它们分别在不同方面有所突破和拓展。(www.xing528.com)

二、尹均生、龚举善与张瑷等

在这里，首先应提到的是尹均生和龚举善的评论与研究。尹均生一直执著于对国际报告文学的研究。自1983年出版《报告文学纵横谈》后，他又先后出版了《国际报告文学研究》、《20世纪永恒的红星》和《斯诺》评传等有关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著作分上、中、下三篇，即欧美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作者在宏观把握国际报告文学的同时，在微观上挖掘了一批经典作家作品，如马克·吐温、马克思与高尔基及其创作等。认为中国报告文学的源起和发展，一方面在于中国自身环境的锻造和土壤的培养，另一方面也不断吸收外来影响，进而整合、创新；强调报告文学有“歌颂光明、剖析时弊、激励未来”的社会职能，体现了“面向社会、抓住热点”的新闻性特征，并在新闻性和文学性有机结合的前提下，具有“鲜明的文学政论色彩、写出现场感、捕捉和撷取典型细节”以及“多种文学形式的综合运用”等文学特征。总之，如有人所说，该著“三篇各自独立而又紧密联系，从国际视野、中国原创到理论构架，丰满了‘国际报告文学’叙事的躯干，构建成国际报告文学研究宏观视野下微观研究的一部独特的‘国际报告文学史’”。^[4]然而，无论是对中国报告文学还是国际报告文学，作者的研究都还缺乏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度，他所选取的还只是某些有限的作家作品和问题，大多还停留在具体分析的层面，其著作也近乎论文汇编。

龚举善新世纪以来，继论文集《走过世纪门——中外报告文学论略》后，又出版了《转型期报告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前者内容“一是关于20世纪中外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宏观概述，二是对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人文蕴涵、美学品格与文化身份等或粗略或具体的考辨，三是以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斯诺为核心审视对象的国际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四是对新世纪全球化趋势中纪实理念及纪实文学发展前景的厘定和预测”；不足之处是“个别文章的部分内容略有交叉”，“有关报告文学内部创作规律方面的论述嫌少”。^[5]后者就选题而言，第一次将“新时期”与“新世纪”进行整合，试图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对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情况最复杂的该时期报告文学进行近距离的较全面考察，这无疑具有拓展学术空间的理论勇气。其次，论著体现了作者较长时期以来对报告文学的理论思考，不少观点和论述具有创新和理论意义。如导论中的“现实必要与身份位移”、“第三转型与话语空间”，其他各章中的有关“艺术维度”、“女性书写”、“文化品格”和“发展路向”等，就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其三，资料较翔实、全面。即较多地引用、概括了新时期以来有关报告文学评奖、研究等方面的资料。但其问题也较突出：一是题旨、结构上的贪大求全与论述上的不够具体、深入。即主观上力求宏观、全面，而实际上是面面俱到、浅尝辄止，许多问题提出后未作细密、辩证的分析。与此相关，二是“虚”得有余，“实”得不够，即理论概括未能具体落到作家作品分析的实处，尤其是未能正视或全面把握数量众多、情况复杂而又给报告文学观念变革以极大影响的“史传报告文学”创作。正因为其理论未建立在扎实的文本细读基础之上，因而不少“概括”有主观随意、不够严谨之嫌。如将新时期至新世纪30年（即所谓“转型期”）报告文学的题材范型概括为“三农话语”、“生态诉求”、“教育关怀”与“反腐意志”四种，将其主题建构概括为“改革基调”、“救赎愿景”与“多元模式”三类，将其基本特性概括为“问题性”、“显要性”、“广角性”与“网媒性”等，就很值得商榷。因为，就题材与主题而言，至少还有改革、科技、历史、文体、工商等方面，而“三农”、“生态”等也并非是贯穿始终的显要现象；“救赎愿景”则含意不甚明晰、概括未必准确，而“多元模式”则似与“主题”相左而应属“形式”范畴；至于将“显要性”、“网媒性”等列为其基本特性，则不仅不够准确，而且更远离创作与发展实际。三是不少论述依赖第二手资料，且有的未准确注明出处或未列出参考书目。这些都说明，对情况复杂、基础薄弱而又极富挑战性的“转型期报告文学”的巨大“存在”，其研究只能力戒浮躁、不断攻坚、逐步深入，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他方面，孙春旻的《文学的返朴归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实际上是作者担任副主编并参与编写的《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新时期纪实文学研究》（高文升主编，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以下简称《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一书的补充。这两部论著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从理论上对纪实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的纪实文学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同时，也有力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因为，在目前的文学创作、编辑与评论中，“纪实文学”的概念相当混乱：有的将其视为与“虚构文学”相对的种概念，认为它包括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小说、纪实散文等；有的则将其与“报告文学”并列，或视为同一概念，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涌现的一种新文体。因此，当今刊物上发表的不少标有“纪实文学”字样的作品，有的实际上是报告文学，有的则确与报告文学有所区别。究竟应该如何为“纪实文学”定位，怎样界定“纪实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情况如何，这些，都是急需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而《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的意义正在这里：它将理论探讨与创作实际相结合，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有关“纪实文学”问题，包括纪实文学的历史发展、创作现状、文体本质、作家作品和成就问题等。但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多，势必就不能集中、深入；而不集中、深入，就显得庞杂、浮泛。如对纪实文学的定义与其下属各文体的分类，就存在矛盾、抵牾之处，其他对创作现象与作家作品的概括等也不够准确、全面。这些问题，与集体写作、时间仓促、缺乏学术积累等密切相关。《文学的返朴归真》与《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在内容上有部分重叠之处，如“中国纪实文学的历史回顾”、“全球视野中的纪实文学”、“纪实文学的审美形象”等。但它也在不少方面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尤其是对纪实文学的概念内涵与“真实”性，对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小说、纪实散文和口述实录等进行了分项论述，虽然其论述还不深入，某些问题也并未完全解决，但其知难而进的探索精神应充分肯定。

与《文学的返朴归真》相比，张瑷的《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的内容显得较扎实、丰富，它不只较全面论述了有关纪实文学理论，而且还具体论述了斯诺、范长江、徐迟和黄宗英等报告文学作家，刘心武、老鬼和虹影等纪实小说家以及杨绛、李辉和胡辛等传记文学家。虽然全书缺乏严谨、统一的体系和更多新鲜、独到的理论贡献，其所选对象也带有随意性，但毕竟论述了较多纪实文学作家，尤其是第一次对纪实小说这一争议较大的品类作了较具体的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同时，对“斯诺体”等报告文学的分析也颇见功力。这些，却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王文军的《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的选题和视角较独特。它针对以往学术界将“抗战文学”的起始时间定为1937年而忽略“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这一“中国局部抗战时期”的缺陷，不仅首次论述了这一时段的报告文学现象，而且认为报告文学“正是在局部抗战时期成熟，并且在全面抗日战争中风靡一时的”。尤其是作者并未局限在“局部抗战时期”这一小的时段，而是“以小见大”，将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与中国抗日战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世界左翼思潮以及世界报告文学等进行较广泛联系，具体探讨其影响与关系；同时，还将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进行比较，努力探寻其内在规律。这样，著作就不仅呈现出较强的学理性，而且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李朝全除《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和《文学批评的关键是标准》等理论著述外，曾主编《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和《中国年度报告文学选》等，尤其是在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研究方面也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评论。《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史稿》、《报告文学理论探新》与《叶永烈及其纪实文学》的作者何蕊、胡智云是两位年轻的硕士研究生，虽然这些著作大多停留在资料整理与汇集的层次，还谈不上有多高的学术水准，但正如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说，它们也“有别一种意义在”，“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它们“属于别一世界”，即代表着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研究的未来与希望，因而也应肯定和鼓励。因为，由于整个纪实文学研究的落后，即使是叶永烈这样最有代表性的纪实文学大家，目前也没有相关研究专著，因此，“对于叶永烈与纪实文学研究来说，目前我们要做的，首先是‘雪中送炭’而不可能是‘锦上添花’；在没有‘阳春白雪’的情况下，‘下里巴人’也许更有意义”^[6]。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综合与提升”的总体趋势，与20世纪相比，取得了可喜成绩和实质性进展。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几代报告文学学者自强不息、勤奋耕耘、刻苦奉献，却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建起人们所翘首企盼的理论体系，更未能改变报告文学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和文论体系中的落后、尴尬处境。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究竟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变面貌？我认为，首先是要全社会——当然主要是学术界——正视现实，认清问题的严重性与必要性；其次是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从整个文学乃至文化的高度重新认识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的本质；最后，尤其是要有扎实的学风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这样，才能从整个中国文论革新与重建的高度来建构报告文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