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百年文学史重写

第四节　报告文学研究与百年文学史“重写”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无穷尽的发展过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分支之一的文学也是如此。尤其是中国文学，它虽然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但作为一门独立研究的学科门类，其历史并不很长，只是至近现代才形成系统与规模。因而其学科至今仍处于不断更新与重建之中，突出表现即文学史的被不断“重写”。而作为距“现实”发展最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更是如此：更须追踪发展、与时俱进，在不断革新观念的同时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与补充新的内容。因此，尽管自20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多达300多部^[31]，但至今仍在不断“重写”之中。尤其是作为以关注、总结“当下”文学发展为己任的“当代文学”，因本世纪文学已有十多年的实践积累，而目前的文学史又至多只截止到20世纪末，因而其“重写”就显得格外紧迫与重要。而在这种包括“新世纪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重写”中，一个必须严肃正视与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评价和阐释纪实文学，包括如何正确评价其文学史地位，如何认识其成就、贡献、作用、意义及发展走向等。因为，在纪实文学问题上，目前存在着创作极度辉煌与研究极端落后的两极严重对立的现象。即一方面，新时期以前的纪实文学创作史实被严重遮蔽，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兴旺发达；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史又对此“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因此，可以说，目前我们的文学史是重“虚构文学”而轻“纪实文学”的“倾斜”文学史，我们的文学研究是重“虚构文学”而轻“纪实文学”的“畸形”研究。正因如此，我们才郑重呼吁：除小说学、诗歌学与戏剧学等外，还必须建立“报告文学学”与“纪实文学学”！必须有包括“纪实”和“虚构”在内的“大文学”史、“新”文学史！

也就是说，“报告文学学”的建立与发展，除以文学本体为研究对象与基础的文论体系的“重构”之外，还包括以描述发展、揭示规律和确立经典为己任的文学史的“重写”。实际上，这两者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如“文学理论”为“文学史”指定了目标、范围，提供了价值原则，那必将有效指导“文学史”的科学编写；反之一样，如“文学史”研究能提供较多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资源，也必将影响与促进“文学理论”的发展。而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研究的落后，恰恰在于这两者不是积极影响、相互促进，而是相互制约、恶性循环。即目前的“文学理论”没有为“文学史”提供有关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方面的学理依据与理论指导，“文学史”也没有为“文学理论”提供足够的这方面的文本范例与学术资源，都只能坐视不管、任凭“空白”！因此，笔者在第一章中，以具体数据和材料对此进行了对比说明。即据初步统计，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其数量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基本相当，而它在文学史中所占的比例与份额却不到1%，因而形成创作高度繁荣与理论极端落后的巨大反差。不仅如此，就发展趋势而言，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呈现出虚构文学日渐冷落而纪实文学迅猛发展的势头，因而有人断言：“21世纪是纪实文学的世纪！”

当然，目前“纪实文学”的概念非常混乱：它本来是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等在内的种概念，但不少人——主要是报纸杂志与出版社的编辑，也包括某些评论与研究者，却将它视为与报告文学等并列的属概念，而在使用时又显得游移不定、底气不足。这也是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即发展中的动态现实）的结果，也从一个重要方面进一步说明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学”的建立势在必行。而笔者根据“新五性”等创新理论又提出了“史传报告文学”的概念，认为目前的“纪实文学”大多可归入“史传报告文学”，而“史传报告文学”又是目前数量最多、篇幅最长、发展最强劲的品类：它不但涌现出60万字以上的大量长篇如《8·23炮击金门》、《上海1949》、《长征》、《朝鲜战争》与《中国地空导弹部队作战实录》等，而且还有长达100多万字的《中国海军三部曲》、《解放战争》（上、下）与《雪冷血热》（上下卷）等；不但有大量个人的长篇系列如叶永烈的“红色系列”、李鸣生的“航天系列”、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与梁东元的“科学系列”等，还有出版社等单位组织的长达二三十卷的《中国革命战争报告文学丛书》等；不但大量涌现出这方面的专业作家如叶永烈、胡平、邓贤、张正隆、董汉河、张建伟、王树增与冷梦等，而且许多原以写现实题材为主的作家如赵瑜、黄传会、陈桂棣、杨黎光、郝在今等也转向史传报告文学创作。而对这一巨大“存在”与突出现象，即使是报告文学“圈内”人士，也极少评论和研究，更何况“圈外”乎？因此，仅从这一侧面，我们就可见出建立“报告文学学”与“重写”文学史的紧迫和必要了！可以说，在当下，不正视“史传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研究的“报告文学学”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学”，不正视包括“史传报告文学”等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史“重写”不是科学的“重写”！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2009）的研究“面临着价值混乱，许多作家作品、文学刊物、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亟待重新定位定性的重大难题”，因此，呼唤“大文学史”和“大文学观”，“用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观来进行百年文学史的整合，已经是我们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与任务”；要说“创新”，这才是最大的创新！^[32]

那么，如何才能使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研究不但能积极有效地开展，而且能使其在文学史中获得应有地位和评价呢？我认为，首先，如前所述，不但要建构百年文学史的整体观，而且要以新的“史观”进行科学“整合”。所谓百年文学史的新的“整合”，即将现代文学发生以来发展至今的中国文学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从整体上进行重新考察、梳理与定位。这样，既可打破传统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各自为政、相互隔绝的局面，又可将有十多年历史的“新世纪文学”纳入其中进行整体观照，从而使百年文学史成为相对稳定的体系而逐渐“经典化”。而只有进行这样整体的“创新”与“重写”，我们才能认识到原有“体系”的缺陷与问题，也才能正确评价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成就、地位和贡献。因为，如果不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改变知识结构与思维定式的话，我们就仍然只能死守着自己的“现代文学”30年或“当代文学”30年的领地，而看不到新时期以来30年（或40年）的成就与发展，当然就更不知道它们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前面的两个“30年”。这样，就不但将纠正传统的“偏见”，而且可避免“比偏见更可怕”的“无知”。因为，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第一个30年“现代文学”的“研究资源业已枯竭！资源的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和支撑如此众多研究者的需求”，因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者们的研究领域在不断萎缩，研究领域和成果重复，大同小异，甚至出现抄袭现象”，从而“严重阻碍着学科的经典化”；“我们到了对文学史中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甚至是文学思潮的二次筛选的关键时刻，因此，对一些不宜入史的材料的清理成为定局后，那些无用功的研究即可终止，把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新的研究领域内去”。^[33]我认为，这确是切中时弊的精辟之见：所谓“投入新的研究领域”，对于固守“现代文学”30年的学者而言，就要投入此后的“当代文学”；对于固守“当代文学”30年的学者而言，则要投入此后的“新时期文学”与“新世纪文学”。只有这样，我们的观念才能与时俱进，也才会发现和承认进而纠正自己原先的错误与偏见。

这一点，对于重新认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和提高其文学史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因为，相对于“当代文学”而言，“现代文学”中的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确不如小说等虚构文学，因而其文学史只能提到《包身工》，至多再笼统地说抗战时期出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相对于“新时期文学”而言，30年“当代文学”中的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成就也的确不如小说等虚构文学，因而其文学史至多也只能提到《谁是最可爱的人》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然而，相对于以往两个30年而言，“从新时期至新世纪”的第三个30年的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成就已经赶上或超过了小说等虚构文学，为何在文学史中仍然没有地位或地位不高——一般只提到《哥德巴赫猜想》与概括肯定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等创作？这就与“无知和偏见”密切相关。就“无知”而言，是不了解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创作现状，即使是“了解”占三分之一的“80年代”，也因忌讳刘宾雁、苏晓康等敏感人物而语焉不详；就“偏见”——因“无知”而导致的“偏见”而言，因不了解占三分之二的“90年代”与“新世纪”，就主观断言“8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巅峰期”——似乎以后无法、也没有超越，进而认为中国报告文学就只有夏衍与《包身工》、魏巍与《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家作品。这样，当然就认为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无法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相比，也没有资格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正如有人所说，“80年代似乎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黄金时段的定评而无可置疑，但是，当我们30年后对它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候，就可能发现许许多多当时身在庐山之中的评价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亦如我们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去指点三四十年代文学那样，不免留下过多的遗憾，只有留待日后不断地纠偏，而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就在于重新纠偏和修正”^[34]。的确，当我们立足当下而“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时，就会发现：“80年代”不但不是不可超越的“巅峰期”，而且是社会浮躁与文学浮躁相互纠缠、彼此应和的“阵痛期”；它的“众声喧哗”与“轰动效应”正是其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现，是它承担了太多的不堪重负的社会与政治责任所发出的呻吟。正如有人所说：“过高地估计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批判性意义，是对那个时期的思想复杂语境缺乏深刻理解的结果，‘启蒙主义’是那个时期最为表面化的思潮，仅仅用所谓启蒙主义去阐释80年代，就只能够着它的表面。…80年代的思想之所以值得阐释，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崇高和伟大，而是因为它还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不是它达不到什么思想高度，是它留下一大堆的问题。它确实建构起复杂的思想情境，孕育出可能更有叛逆性的思想，可惜都未能有效地展开，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和强大的思想资源。”^[35]而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转型与文化语境的改变，它转入理性建设与沉静发展而不再“哗众取宠”，正是其回归本位、逐渐成熟的表现。正是如此，报告文学才在文体上着重向中长篇与史传报告文学等探索，在题材内容上着重向文化的深度与广度掘进，在风格形式上着重向综合、多元的方向发展。也正是如此，它才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取得新的丰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经过这样30多年“最好时期”的发展，它才形成当今流派纷呈、群英荟萃的局面。这一点，本著重点论述的八个流派或准流派即是明证。至此，中国的报告文学就不再是没有流派，或只有夏衍、魏巍、穆青等以单个短篇名世的“非专业”作家与徐迟、黄宗英、刘宾雁等主要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而是拥有一支以陈祖芬、赵瑜、胡平、李鸣生、何建明、叶永烈、徐刚、张正隆、杨黎光、陈桂棣、王宏甲、邓贤与黄传会等为代表，贯穿新时期至今且实力雄厚、前景广阔的“专业”作家队伍。他们不再是如以往那样小打小闹的“散兵游勇”，而是开创流派、各领风骚、勇立潮头的集团首领。如果说，流派是一种文学（文体）成熟的标志，那么，作家则是一种文学（文体）成就、地位的代表。正是有这样一批具“大家气象”的杰出名家及其所引领的流派群体，中国报告文学才内可与虚构文学对峙，外可与世界文学争雄。

那么，面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如此咄咄逼人的严峻挑战，我们的百年文学史如何与时俱进、沉着应对、科学“重写”呢？我认为，首先是要确立新的“治史价值理念”：“一部文学史如果没有系统性的价值理念统摄，不仅在逻辑上违反同一律，而且还会成为抽取了灵魂的材料堆砌”^[36]；“多年来，所谓‘重写文学史’其实是在夏志清等海外中国研究的观念阴影底下匍匐前行。‘重写’只是把被压抑的被放逐的作家重新召回、抬高；而把原来的主流意识确认的文学压抑下去，给予政治性的封闭，这与前此的封闭不过调了一个包。在‘重写文学史’的纲目下，解放与封存几乎是平分秋色。中国现有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无法阐释社会主义主流革命文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理论的内在张力还并不充足”^[37]。那么，什么是理想、科学的“治史价值理念”？有人认为：“被马克思主义肯定过了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即“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38]有人则认为：真、善、美的依次递进是其“价值判断标准”——

在真、善、美三者的取舍上，仍然首先讲“真”，其次讲“善”，再次讲“美”。文学如无“真”，所谓的“善”和“美”是不存在的；而没有“真”与“善”的文学，“美”同样也是不可能的。^[39]

我认为，这两种“价值原则”或“价值标准”不仅是精辟的，而且是统一的。说其“精辟”，不仅是指它避免了以往“政治标准”、“艺术标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类的褊狭，而且是指它具有囊括“纪实”与“虚构”两大并峙系统在内的普泛性与实用性；说其“统一”，是指它们具有内在关联的学理性与一致性。即无论是“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还是“真、善、美”，都是以人为本，以推进社会进步、提升民族素质为旨归。正如有人所说：

对于文学来说，所谓“真”乃是其“生命”之所在。这个生命之真，乃是在人道之光烛照下的物象之真、事理之真、科学之真、情感之真、伦理之真、道德之真、思绪之真。唯有物象之真、事理之真方能使不同人群从瞒和骗中走出而感到真实可信的人世，唯有科学之真方能使不同民族、信仰的中国人从痛苦与黑暗中奔向光明和幸福，唯有情感之真、伦理之真、道德之真方能使现代中国男女从虚伪的迷雾中清醒。这诸多的认识、教育、审美功能，都源于文学的客观之真、艺术之真、想象之真，故而“真”是各种形态文学的生命，也是文学的价值根基所在。文学若乏真和失真，那它就无价值可言。^[40]

正是这一“标准”，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包括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在内的百年文学史的理论依据与价值准则——依此标准“审视”，报告文学等不但不应轻视，而且应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报告文学是最富启蒙理性与最具精神承担的“严肃文学”，它不但具有“情感之真、伦理之真、道德之真、思绪之真”，而且具有“物象之真、事理之真、科学之真”。总之，“真”与“启蒙”一样，对于非虚构的报告文学等来说，更有其特殊的非凡意义。

在明确了价值标准之后，我们如何依此标准对百年文学史进行“重写”呢？无疑，为了使文学史逐渐或尽量“经典化”，就存在一个对思潮流派、文类体裁尤其是作家作品进行重新取舍与评定的问题。这就既要用减法，也要用加法。即要通过比较权衡，“减”去或“减”轻与“标准”不符或距离较远的文类和作家作品，而要“加”上或“加”重与“标准”一致或距离较近的文类和作家作品。如通过三个30年的综合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就社团流派而言，第一个30年中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太阳社，以胡风、路翎为代表的主观（心理）现实主义，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第二个30年中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高歌派”（或政治抒情诗派），第三个30年中的“伤痕文学”、“探索戏剧”、“身体写作”甚至“官场小说”^[41]等，无论在人数、贡献还是存在时间等方面，都不能与“哥德巴赫”派、“国土热流”派、“社会问题”派、“历史反思”派、“文体明星”派与“人杰宣传”派等报告文学创作相比：前者大多人数稀少、昙花一现、勉强成派，后者则不但队伍庞大、波澜起伏、“可持续发展”达30年以上，而且至今方兴未艾。就作家作品而言，第一个30年中被我们过度开发、品牌“透支”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42]及其代表作《边城》、《围城》与《金锁记》，第三个30年中的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与郭敬明、韩寒等“80后”、“90后”作家及其创作等，也无论在创作资历、数量、成就、贡献与“专业”程度等方面，都无法与陈祖芬、叶永烈、徐刚、赵瑜、胡平、李鸣生和何建明等“40后”、“50后”等报告文学“专业”作家相比：前者要么创作时间短，要么不“专业”，要么资历浅，要么贡献小，后者则不但数量多（一般都有中长篇10部以上，多的在20部以上）、成就高、贡献大（一般都为流派首领）、资历深（其创作都贯穿“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而且至今潜力深厚。显然，在百年文学史“重写”中，前者属于要“减”的对象，后者则是必“加”的内容。的确，“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著作是否有个性、是否有学科的价值，不是取决于教学功能，而是取决于写作者能否将独特的科研能力和科研优势融入文学史的写作，成功的文学史是有个性的文学史，是破除了人云亦云的陈旧叙事模式的文学史”^[43]。如以新的理念将百年文学史进行重新审视与“加”“减”剪裁，尤其是使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辉煌成就与独特魅力得以充分显示，那么，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学科结构必将更趋科学、合理，其文学史著作也必将更具鲜明个性和学术特色。

那么，为何至今为止，在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等在内的文艺学中，该“减”的未“减”下，该“加”的“加”不上，而在两者之间出现如此惊人的反差呢？为何一方面，每年有许多博士生、硕士生为找不到合适的毕业论题而发愁——这一点，在传统的“现代文学”专业中表现最为突出，而另一方面，又有如上所举的那么多值得研究的流派和作家几乎无人问津呢？难道真的是“可持续发展”的不如“昙花一现”的，“专业”的不如“非专业”的，“40后”、“50后”不如“80后”、“90后”？显然不是！究其原因，除前述的理论落后、观念陈旧和“无知与偏见”外，还有与此相连的——正如孟繁华所指出的那样，一是没有区分“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二是缺乏“权威批评家的认定”。就后者而言，孟繁华以茅盾之于《百合花》，夏志清之于张爱玲、沈从文与钱钟书等为例，说明“‘新时期’三十年来文学经典的难以确立，重要的原因就不仅是时间问题，是‘历史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同时，也与没有绝对的权威批评家的认定以及上述提到的诸多因素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因此，“对当下文学或近十年来文学的评价，用我们过去理解的‘经典’不可能成为一个尺度。我们更需要面对的是十年来文学的‘当代性’问题”。^[44]

如此，就引出了另一个相关问题，即报告文学研究、百年文学史“重写”与“新世纪文学”的问题。因为，笔者以上所论，是立足于“新世纪文学”或将新时期与新世纪的报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而以往文学史中之所以基本上没有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立足于“新世纪”或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作为整体考察的缘故。因此，无论“报告文学学”的建立还是百年文学史的“重写”，都必须首先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作为整体考察，然后再反观前两个30年，真正将报告文学在内的“百年”文学作为整体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得出较科学、合理的新的结论。在这里，实际上又涉及系统论、比较论和“历史—美学”等方法论问题。而通过这种系统的整体比较，我们的确可以看到：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学“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讨论，其实正是反映了新的文学格局所呈现的新的面貌。……这些变化一是突破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文学的世界性的想象，二是突破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内部格局的想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的新的经验会对世界文学和我们自己产生前所未有的新改变。这些改变无论怎样评价，它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未来在现实中的新的展开。^[45]

的确，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关注与研究，不仅是拓展学科领域和拓宽学术视野的需要，而且是更新观念与方法、建构“治史价值理念”的基础和前提。其意义，“一是力图表述新时期30年来文学演进的实质，即30年来的变迁最终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学；二是期望深入地阐释这种当代文学的新形态，并展望这个文学的未来”。如此，我们就可看到，“作为一种新现代性的文学形态的‘人的文学’，它从上世纪80年代萌芽行世到90年代的壮大成长，不断地与作为创作形态和理论批评形态的20世纪旧有的启蒙现代性挂帅，或者政治现代性挂帅，而以压抑生活现代性为前提的文学精神进行博弈、冲撞，乃至不断突破重围而渐行渐大，最终成为在新世纪10年间不能忽视、不能回避，也不可阻挡的文学大势与常态”。而对于其作家作品的不断“增量”，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全面生长和良莠不齐之中自有局限，但也是真正的文化生态，理性和宽容将是我们应具有的基本的文明素养和文学态度。我们欢迎这个‘增量’，它们不应被宣布为‘垃圾’，恰恰相反，这是中国新现代性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权力和文学人权，而且，它的高端和广大而深厚的低端，共同构成了多极化时代中国文学的文明伸展力量”。^[46]

那么，在这样一个“渐行渐大”、不断“增量”且更加多元、多样的文学面前，“有没有审美的主导性力量，足以影响整个文坛的审美趋势和思想艺术走向”？“谁来引领和体现我们时代的文学最前卫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追求呢？”——因为，“在这个欲望压倒理想、物质压倒精神的时代，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作为社会的良知和精神的灯火出现”。^[47]就此而言，我认为，在当今“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三足鼎立的多元格局中，“严肃文学”无疑是最具“社会良知”与“精神灯火”的品类，也最有资格与条件“引领和体现我们时代的文学最前卫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追求”，而其中又以报告文学最有代表性。因此，我们不能再如以往那样，“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倍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下滑甚至丧失、堕落”^[48]，而必须认识到：“我们如果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为当代人和后代发现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经验与历史真相的话，那这样的文学意义比创作一部言情小说或写一篇爱情诗歌不知要强大和伟大多少！”^[49]从而承认现实，转变立场和观念，从建设新的民族精神与先进文化的时代高度，来重视报告文学研究与百年文学史的“重写”，并进而推进整个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创新”——而这一点，正是本著最大的目的、希望与意义之所在。

最后，还应补充的，是关于百年文学史“重写”的方法论与学术眼光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人所提的“适配”而非“速配”的意见很值得参考：“一、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二、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三、与持续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其中包括“文学比较与文化研究的‘联姻’”、“对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强调”以及对“阅读体验”在内的“生命体验”的强调，等等。^[50]而本著的写作，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以上所论的呼应与尝试。

【注释】

[1]如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李衍柱：《文学理论百题·艺术流派》，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88～389页。

[3]叶子铭语，见中国青年报文化生活部编：《文学百题·什么是文艺流派》，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5～26页。

[4]钱中文：《文学发展论》（增订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5]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6]见《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南都周刊》2006年5月20日。

[7]杨义：《为当今文学洗个脸》，《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3日。

[8]《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西部网（陕西新闻网http://www.cnwest.com），2009年11月26日。

[9]《北京文学》2010年第6期在《编后语》中总结：“这次讨论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有所深化：第一，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进入了新历史阶段，必须在新的视野下给予新的理论阐释；第二，‘全球华文文学’概念的浮出水面，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理解，今后需要在全球化的框架内重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第三，对一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应该重新反思，学术界对‘中国立场’的呼唤必将引起人们的重视；第四，面对当代中国文学新的格局和新的实践，有必要重新确立一整套评价标准。”张清华认为：“近年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的争论，其实是普世标准和本土立场之间的错位与龃龉。首先，在国际化的语境与东西方文化关系中，我们一直纠结于中国文学的本土书写与世界意义之间的矛盾；其次，顾彬的‘垃圾’论再次触动了中国文学界的敏感神经，他的观点除了个人的知识盲区以外还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在作怪；第三，立足本土经验的理解是我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依据；第四，中国当代文学有足够的国际化视野，其人文性与本土性之间具有互相支撑的关系，因此它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认识。”（《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摘要，《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同期还刊有吴俊《顾彬的意义》一文。）

[10]孟繁华：《“憎恨学派”的“眼球批评”——关于当下文学评价的辩论》，《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

[11]张清华：《人文主义与本土经验——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从肖鹰对陈晓明的批评谈起》，《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12]覃红霞：《过度强调SSIC评价功能不利学术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2日。

[13]张新安：《中国的事该由自己办——要有“中国立场”毋庸置疑》，《北京文学》2010年第4期。

[14]陈思和：《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文艺争鸣》2010年4月号。

[15]陈思和：《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文艺争鸣》2010年4月号。

[16]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www.xing528.com)

[17]孟繁华：《“憎恨学派”的“眼球批评”——关于当下文学评价的辩论》，《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

[18]於可训：《走向科学的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9期。

[19]郭国昌：《感受性原则的失落与重建》，《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20]郭国昌：《感受性原则的失落与重建》，《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21]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

[22]张伟：《关于文艺学创新问题的理论反思》，《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23]张永清：《改革开放30年作家身份的社会学透视》，《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24]杨义：《通向大文学观·认识“大文学观”（代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25]姚文放：《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26]张伟：《关于文艺学创新问题的理论反思》，《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27]於可训：《新世纪文学研究断想》，《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28]刘锋杰：《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9]关于“纯文学”、“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概念，可参阅杨春时：《文学本质的言说如何可能》，《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因后文有具体引述，此处从略。

[30]陈晓明：《回应批评：重新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31]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后记》（上、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

[32]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33]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34]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35]陈晓明：《再论“当代文学评价”问题——回应肖鹰王彬彬的批评》，《文艺争鸣》2010年4月号。

[36]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37]陈晓明：《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北京文学》2010年第7期。

[38]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39]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40]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41]雷达认为：“官场小说的创作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作品成为升官秘笈、厚黑宝典或腐败花样的展览会，有些热销书不是以思想艺术力量取胜，而是倾向于对官场的窥视和陶醉，满足于娱乐、消遣、暴露，只有指认能力，没有批判能力，更缺乏充沛的正气”，因而“实际上成了最大的‘类型化’”。见《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学争鸣》2010年2月号。

[42]孟繁华认为：“张爱玲在大陆的阅读几经起伏，但通过电影《色戒》和《小团圆》之后，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经典化’被最大化的同时也已经品牌‘透支’”（《新世纪文学的当代性》，《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陈辽则认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对鲁迅进行“乱打”的同时对张爱玲进行了“瞎捧”，而张爱玲其实“是一个不值得肯定的作家”（《夏志清的自我现形》，《世界华文文学》2011年第1期——该期所载的陈福康《警惕借世博会的名义贩卖私货》也认为张爱玲是一个“不洁文人”）。

[43]陈思和：《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44]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的当代性》，《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45]张颐武：《新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新开端的价值》，《北京文学》2010年第3期。

[46]张未民：《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进程》，《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47]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48]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49]何建明：《台州农民革命风暴·补记：发现历史的意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213～214页。

[50]李继凯：《方法、眼光及现代文学史建构》，《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