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与文论体系

第三节　报告文学研究与文论体系“重构”

中国文论体系的“重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尤其是文艺理论界进行探讨、争鸣与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种呼声更高，讨论更深入，其研究成果也更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至今为止，所谓“重构”尚停留在呼吁、探讨与反思阶段，而未进入系统的理论建构与整体的体系创新。那么，对中国报告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进行系统研究，对于当代中国文论体系的“重构”有何价值与意义？我认为，其价值非凡、意义重大。

在正式谈到“重构”问题前，我们必须明确或重申其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即承认理论源于实践又落后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理论创新的出发点是“实践”而不是“理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承认和遵守“感受性原则”，“强化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的优先性”：“如果当下的文学批评家都能认识到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优先意义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也可能因此而获得新生。”^[19]文学批评是这样，理论构建更是如此：因为“批评”是“理论”的基础，两者互为依存。实际上，前面我们批评“垃圾论”和“低谷论”者不从创作实际出发，也是指他们违背了认识论与“感受性原则”——试问：不读（或少读、粗读）作品何来“感受”？没有“感受”哪有“结论”？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文学批评的核心，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也无论评判什么样的文学现象，都必须以文学作品为出发点，离开了具体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无论话语方式如何翻新变更，其实都是缘木求鱼，丧失了文学批评的根本”^[20]。正是如此，笔者遵守“感受性原则”，不但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整体、精读作品，而且尊重阅读“感受”并将其上升为理性，才得出独立“结论”，即：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在取得辉煌成就与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质的变化，向传统的理论与观念提出了严峻挑战，从而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整体上思考其体系“重构”问题。如此，也就形成了本著的重要特色，即：将文本批评与理论建构和文学史研究紧密结合；不是用发展的“实践”去求证传统理论的“正确”，而是在文本阐释与文学史研究的动态考察中，去发现理论的“灰色”、观念的守成和传统的禁锢，从而以开放的姿态与创新的热情积极从事理论的建设与“重构”。我认为，这不只是方法论问题，也是认识论与学风问题。

正是如此，笔者发现：我们现有的文论体系不但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而且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因为，我们现有的文论体系主要是借鉴西方文论尤其是在照搬苏联文论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的，它不但没有很好地吸收我们民族的传统精华，而且没有与时俱进地根据新的发展“实践”进行更新和调整。如就文体分类而言，它主要分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大类，而把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排斥在外。因而它是一个以虚构文学为中心、只承认“虚构”而不承认“纪实”是文学的体系。而实际上，我国从《尚书》开始尤其是自《史记》以来，已形成了历史悠久、积累丰厚的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传统。而报告文学，虽然它还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却是一种最富现实精神、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最大的严肃文体，是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爱国忧民与责任担当的有效方式。这一点，我们从它在反帝反封、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等救亡图存与争独立、自由的历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尤其是从它在新时期以来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做出的贡献中，更可见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试问：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民主政治到科教兴国、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订计划生育与环保国策到三峡工程、“三农”问题与抗震救灾等，哪一项没有报告文学作家的真情奉献与倾心投入？这一点，我们只要从本著所论述的科教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史传报告文学、生态报告文学等流派与赵瑜、胡平、叶永烈、李鸣生、何建明、徐刚、陈桂棣等作家作品中即可清楚看出。如果说，这样劳苦功高、社会急需的文体不是“文学”、不值得理论关怀，那什么样的文体才是“文学”、才值得学术关怀与理论关注？实际上，如前所引，的确是“好文学歹文学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就是好文学”。如果我们一方面在“实践”中尽情享用其创作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不予承认和重视，那就不只是观念陈旧与“脱离实际”，而是缺乏学术良知与社会责任了。因此，可以说，脱离“中国”实际与“现实”存在的“文论”不是好“文论”，不包括或不重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的“体系”不是科学“体系”。我们“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科学分析，以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为立足点，面对三种文化资源和传统，在此基础上，综合地吸收各个文化资源、传统的长处，提出新的问题与思想，在多元的探索中渐渐形成当代文论的创新理论”^[21]。

那么，如何才能“重构”包括或重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文学“创新理论”与科学体系呢？这就需要有“本体论承诺”。因为，“文艺学的创新就是对文艺加以本体的承诺的结果，并为文艺提供理论基础”，“任何文艺学创新都要以本体论的承诺作为前提”。^[22]也就是说，要建立“报告文学学”，先要建立报告文学本体论；而要建立报告文学本体论，又先要建立整个文艺学的本体论——换句话说，要回答“报告文学是什么”，先要回答“文学是什么”。而要对这两个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问题作出“本体论承诺”，又必须立足于“至今为止”的当下“现实”——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回答，我们作出的只能是现时代的最新“承诺”。那么，现时代的文学是否还是以“虚构”和“想象”为关键词？不！既然它包括了“非虚构”与“非想象”的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那文学就不再是“以塑造典型为根本任务”或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之类，而是一种审美的“文化复合体”了。因为，当今文学的关键词已被“文化”、“综合”等所取代。如从作家的角度而言，在当今时代，“事业型、职业型、产业型作家的文学活动分别创造出了政治文化、审美文化、经济文化三种不同文化形态”^[23]；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文学表现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24]；从理论的角度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理论为文化所主导”，“如果说以往更多关注‘社会政治’的话，那么现在则更多垂顾‘文化政治’”。^[25]不仅如此，有人还指出：“21世纪是综合的世纪”，“综合是多元文化和不同精神融合对话的过程”，“是各个学科的交融的过程”、“创新的过程”。^[26]如果说，我们承认当今的文学是一种“审美文化复合体”，那么，报告文学则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突出，它更表现出文史哲等“综合”一体的“大文学”倾向。因此，用传统的“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等三性来概括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并将其作为价值标准，显然早已落后、过时，而必须代之以“新五性”，即：“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而报告文学的“本体承诺”也就是：强调主体创作、题材选择和理性精神的非虚构的审美文化复合体。(www.xing528.com)

关于价值标准问题，有人指出：“迄今为止，在主流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领域，这些新兴的文类和文体（笔者注：包括通俗文学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并未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文体同等看待，或置诸观照的视野之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许人们会说，这是因为这些新兴的文类或文体，尚不成熟，或尚无成熟的（包括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出现，这种说法，同样也忽略了一个事实是，何谓成熟，何谓优秀，在人们的潜意识深处，所持的并非是从这些新兴的文类和文体的写作实践中抽象、提炼出来的评价标准，而是固有的一般意义上的纯文学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无论是在中西方近现代文学史上，还是上溯到中西方古典文学时代，从来的文学评价标准，都是以外在的社会效应和内在的精神价值为中心的”。^[27]我认为，这确是切中肯綮的精辟之见。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之所以长期被“置诸观照的视野之外”，并非它“不成熟”或缺乏优秀的作家作品，而是所持的标准不是从“写作实践中抽象、提炼出来的”，“而是固有的一般意义上的纯文学的评价标准”；而笔者的“新五性”标准的创新之处，正在于它是“以外在的社会效应和内在的精神价值为中心”，从“写作实践中抽象、提炼出来的”。由此可见，报告文学研究与文艺学的创新血肉相连、密不可分；要建构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体系，必须更新文学观念与“重构”文论体系：本体论、价值论是这样，发展论、流派论与作家论等也同样如此。

除本体论与价值论等方面的“重构”外，报告文学研究——或者说，“报告文学学”的建立与文论体系的创新实际还牵涉到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问题，典型与经典的问题，“文学是人学”的问题，文体与学科的分类问题，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文学史的“重写”问题，等等。它们都对传统文论提出了有力挑战，都是需要重新进行认真反思与探讨的，因而本著也对它们进行了初步探讨。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文论界的难题之一。此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报告文学这一“政治文体”的地位及评价。而笔者借助“文学政治学”等最新研究成果，则对此问题有了如下新的“发现”。即：“政治性”是文学的基本特性之一；“政治”有“政治理念”、“政治制度”与“方针政策”以及“文学政治”与“现实政治”的高低层次之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不应是制度层面、政策层面的，而应是理念层面的”，以往的“诸多纷争与对立，往往就是因为不能明了文学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区别。尤其是错将现实政治视为文学政治的当然内容，以现实政治代替或取消文学政治”；^[28]“政治意识”也是一种“公民意识”；等等。如此，我们就不但可以理直气壮地肯定报告文学的地位与价值，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讨论报告文学的“政治”特性与内容了。又如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以往的文论一般认为：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艺术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这实际也是建立在“文学是虚构”而未包括纪实文学在内的偏见之上的，是片面地理解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文论的结果。因为，从理论上说，毛泽东一方面说到文艺应该比实际生活具备六个“更”，另一方面又说生活使一切艺术“相形见绌”；从实践来说，报告文学因为其“非虚构”的本质特性，它只能对生活进行“选择”、“加工”而不能“概括”、“塑造”，那它就不是“文学”或一定低于“艺术真实”吗？实际上，不少作家（主要是报告文学作家）都有“生活本身比文学更悲壮”之类的感叹，现实中也有许多“原生态”艺术高于其“再创造”者；尤其是在题材领域的开拓，对生活反映的广阔、迅速、全面与真实，以及在文化启蒙、学理启示与现实干预等方面，它更是优长于，或走在小说等虚构文学前面的。这一切都有力说明，如果把“非虚构”的报告文学等纳入文论体系，将它与“虚构”的小说等一道进行整体研究的话，我们将发现：文学既高于生活也低于生活，“艺术真实”既高于“生活真实”也低于“生活真实”。

如何使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真正纳入“文学”研究范畴，以“重构”新的文论体系呢？我认为，除联系实际、正视“现实”外，关键是要更新观念、建立新的“大文学”观。与此相联，在学科分类与研究格局等方面，可进行这样的“创新”：从平行层面，可将文学分为“纯文学”、“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三大类^[29]；从递进层面，文学又包含“大文学”，—“严肃文学”，—“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逐层深入的独立系统。也就是说，“大文学”中包括“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严肃文学”中包括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中的“严肃”部分；“纪实文学”则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等。如此，就从纵横两个方面构成了立体的既相互关联又自成体系的新的学科系统与研究格局。这样，它就同上述有关本体论、价值论等方面的探索与设想等一道，不仅为当下文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为“报告文学学”的建立奠定了实际、有效的理论基础。总之，“中国文学的价值只有中国学者才能作出更为恰当准确的评判”，我们不但“要有新的知识谱系去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的新的问题、内涵和价值”，“投入更大的热情去阐释文学变革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意义和文学价值”^[30]，而且更要着眼于开拓、建设，即开拓新的学科领域，建设新的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