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研究——或者说，“报告文学学”的建立对于文艺学的创新有何意义？众所周知，文艺学的内容和对象包括文学的基本原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与鉴赏等。我认为，“报告文学学”的建立尤其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研究，对于文艺学的创新尤其是对具有中国特色文论体系的建构，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无论是对文学批评，还是对文学原理与文学史研究，都是如此。
首先看它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意义。在当下文学批评中，有两个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曾引起热烈讨论和争鸣，且至今“风韵犹存”：一是“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二是“如何评价新世纪文学”——实际上，“新世纪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两者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在有些论者那里，其“当代文学”至少未包括“新世纪文学”。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对报告文学研究尤其是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评价（包括其成就、贡献与地位、意义等），关系密切、意义重大。
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问题，一般认为是由所谓“垃圾论风波”引起的，实际上，在“垃圾论”之前，就有所谓“思想界”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激烈抨击。即有人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因而怀疑小说家等文人“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6]不过，此文的影响有限，真正引起论争与“风波”的，的确还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所谓“垃圾论”。据“百度·谷歌”网有关“顾彬”词条介绍：2006年11月26日，顾彬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就有关中国当代文学谈了他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意见。后被重庆晨报局部转载，顾彬的意见变成了“德国汉学家炮轰中国文学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被中国内地各大媒体转载，引起很大反应。顾彬知道后，马上给德国中文媒体发电邮澄清，说重庆报纸歪曲了他的话，因为他只说过棉棉、虹影、卫慧等人的作品是“垃圾”，而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没有这样说。不过，后来他又说过：中国当代小说是通俗文学；中国作家只会一条腿走路，中国当代小说家应该沉默二三十年；余华、格非、苏童、莫言等“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中国1949年前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等等。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顾彬即使未说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是“垃圾”，但也的确包含着类似意思。顾彬的这些言论后被内地媒体以“垃圾论”概括进行炒作，引起了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论战：先是杨义提出“为当今文学洗个脸”[7]，后有王蒙在法国宣讲“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进行回应。接着，在2009年北京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等场合，陈晓明又提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中国立场”、“中国方法”等看法，遭到肖鹰、张柠等的反驳，王蒙、陈晓明被指斥为“唱盛党”[8]。至2010年，《北京文学》第1～6期开辟“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专栏进行讨论，共发文15篇。其持正面肯定观点者为陈晓明、孟繁华和张颐武等，持反面否定观点者为肖鹰、王彬彬和张柠等。其中大多为批评顾彬、肖鹰、王彬彬而声援孟繁华、陈晓明等，即绝大部分支持“唱盛党”和肯定当代文学（当然，在其他报刊发文表示否定观点者还有林贤治等）。此外，在《文艺争鸣》（如2010年第2～4期）和《文艺研究》（如2011年第10期）等刊物上，除陈晓明、孟繁华、张颐武等人继续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外，还先后有雷达、於可训、张清华、陈思和、吴俊等人也结合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谈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其中大多持肯定观点而批评“垃圾论”。总的来说，可见出其讨论逐步向冷静、理智、科学的学理层面深化的趋势。[9]
笔者认为，这场讨论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新世纪文学与学术的健康发展，确有较大的积极意义，而对改变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理论研究的落后状况，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这场讨论的意义不在“结果”而在于“过程”，即在于它所暴露出的问题和它所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我认为，它至少暴露了这样几个发人深省而又具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第一，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学风来进行学术批评与研究？是作风浮躁、从“理念”出发、以偏概全，还是求真务实、从“实践”出发、整体把握？第二，我们应站在什么立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它是否存在所谓“中国立场”与“中国标准”？第三，究竟什么是“文学”？“文学”观念是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它是否只包括小说等虚构文学而不包括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第四，究竟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它是否应包括至今为止的“新世纪文学”？这些看似普通的常识问题，实际上不但是我们进行“当代文学”讨论而且是进行一切学术争鸣必须明确与解决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调整心态、明确立场、端正学风、恢复常识，然后才谈得上严肃的“百家争鸣”与理论建设。
首先，关于学风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要郑重提出，是因为它不仅在这场讨论中存在，而且在较长时期的学术研究中存在；不仅在小说等文体研究中存在，而且在有关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评论中也存在。说在学术研究中较长时期存在，是我们时常听到（或读到）有关某某教授、博士等因涉嫌抄袭、剽窃等而被处分、曝光的消息；说在这场讨论中存在，是我们看到：不少非“中国当代文学”专业或读当代文学作品不多、不全的学者，也振振有词、妄下断语；说在有关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评论中也存在，是我们看到：多年以来，也不断有非报告文学研究或读报告文学作品不多、不全的学者断言报告文学已经“死亡”或“灭亡”（见本著后面有关章节）。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怀疑和思考：为什么提出或支持“垃圾”论与“灭亡”论的大都是非“专业”学者或“圈外”人士？他们的“惊人之语”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其中是否有哗众取宠、恶意炒作的成分？如此，那这样的讨论或争辩又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因为，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在千部左右（或以上），即使是专门研究小说的学者，要对该文体的整体状况作一判断都相当困难，何况还有数量相当的长篇纪实文学和其他作品？又何况是包括数十年来诸多文体与复杂现象在内的“当代文学”？试问：面对如此巨大的现实“存在”，非“专业”或“圈外”学者能作出“糟得很”或“好得很”的结论吗？实际上，不论是针对小说而言的“垃圾”论，还是针对报告文学而言的“死亡”论，其论者“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他们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了解的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因此，“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10]“如果我们的批评家根本不去接触和阅读文本，而只是根据媒体上某些浮皮潦草的介绍就对作品说三道四的话，那这耻辱就不是属于作家，而是读者和批评家自己”；如果其批评只是一种“表演性的论战”，那就不过是“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一种对抗，农夫悉心呵护着他的田园，细数庄稼的收成，自然有喜悦和满足处；而游牧人骑马而来，践踏一番，所见乃是一地狼藉，自然嗤之以鼻”。[11]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的确不应该是空泛的夸夸其谈或“惊人之语”，而是扎实的阅读、研究与理论创新。只有在此基础和前提下，才能进行有效的争鸣与建设。
其次，关于立场与价值标准。我认为，我们不但需要有“中国立场”与“中国标准”，而且需要有“现实立场”与“现实标准”。就前者而言，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研究往往需要外国人的“干预”才会引起重视或加以关注？新时期初，由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等的影响，我们才将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重写”进现代文学史，难道现在我们又要因顾彬的“垃圾”论而“重写”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是要不断“重写”，但并不能因“垃圾”论而“重写”）？为什么“洋人”的“垃圾”论一出即引起强烈反响甚至随声附和，而“国人”一再提报告文学“死亡”论却反响甚微甚至“沉默是金”？在这里，除了传统观念与文体偏见之外，难道不存在“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偏见？如要说对报告文学现状不了解、缺乏发言权，那现在有许多人同样对“当代文学”不了解（或了解甚少）不也在发言吗？实际上，顾彬所说不但只是“一家之言”，而且不是严格的学理论述而只是一般的“有感而发”，我们最多是“洗耳恭听”而不必当做“金科玉律”。因为，即使“垃圾”论是严谨的学术论断，即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了解较深透，那也有个立场与价值问题。即他毕竟是站在西方（德国）的立场上用西方（德国）的标准来看事物与谈问题的——虽说我们现在强调“全球化”，也确有所谓真善美与人道主义之类的共通标准，但难道就没有我们的“中国特色”与“民族标准”？譬如：他对我国“沉重”、“忧患”的现当代历史，有我们国人的切肤之痛与感受之深吗？对我国的国情现状与现代化追求，有我们国人那样的了解深透与焦虑、期盼吗？尤其是，他对新时期至今的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了解吗？如果他较全面、系统地把握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整体，他还会有“垃圾”之说吗？总之，正如有人所说，“简单地追求国际承认的心态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应该反对的，强调学术研究立足于本土发展、关注与解决本土重大问题、能够激励本土学术发展，应该是我国学术评价的基本原则”[12]；“评价中国文学应该以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价值的评价立场，而不应该盲目地拿西方的观点来评价中国文学”；“好文学歹文学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就是好文学。搞好文学评价也要‘因地制宜’，中国的国情就决定了中国文学，既然是中国特色的文学，就应该用中国立场来评论”。[13](www.xing528.com)
当然，说到这里，就不只是“中国立场”与“中国标准”问题，还有个“现实标准”与观念更新的问题，即牵涉到“什么是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应包括“新世纪文学”的问题。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观念更新问题，我准备在下面再展开辨析，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包括顾彬在内，这场论争中的不少学者——尤其是赞同“垃圾”论者，他们心目中的“当代文学”不仅未包括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而且未包括“新世纪文学”：前者是因观念陈旧而未将报告文学等视为“文学”或至少未视为正统“文学”；后者是因阅读与视野所限而未顾及“新世纪文学”。实际上，如果将这两个缺陷弥补，得出的可能是另一结论，或者说，结论不争自明。因为，本著的创新与优长之一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即一是革新观念，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视为与虚构文学同等重要的正统文学；二是拓宽视野，立足前沿，将至今为止的“新世纪文学”视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系统考察。这也是笔者所说的“现实标准”，即根据“至今为止”最新、最好的创作，考察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与趋势，并发掘其理论新质与最新启示，而“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如此，笔者至少依据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半壁江山”而可得出结论：中国当代文学不但不是“垃圾”，而且与“唱盛党”一样，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确处于“最好时期”，也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点，本著分别从发展论与流派论等方面，对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成就与发展等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同时，也对从实践中总结、提升出的理论新质进行了概括、归纳与具体辨析。如从发展论的角度考察，笔者认为，中国报告文学在观念、性质方面，完成了“从‘旧三性’到‘新五性’”的根本变革；在文体发展方面，经历了几次“从冲突到融合”的否定之否定；在作家思维方面，经历了“从两极到中介”的重要革命；在形式风格方面，也经历了“从一体到多元”的深刻变化。从流派论的角度考察，笔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形成了八个流派或“准”流派，它们一般都呈现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如“哥德巴赫”派继新时期初以徐迟、黄宗英、陈祖芬等为代表的第一次高潮后，20世纪90年代后又出现了以李鸣生、徐剑、何建明和王宏甲等为代表，持续发展、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高潮；“社会问题”派表面看来，似乎20世纪80年代是最繁荣的巅峰期，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胡平等作家的“学术体”和《中国农民调查》、《第一种危险——张金柱恶性交通肇事案真相调查》（以下简称《第一种危险》）和《中国新教育风暴》等创作为代表，它更进入了沉稳、健康、综合发展的新阶段；“人杰宣传派”也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还只有穆青等少数人的少量短篇，而自90年代以来，则不但涌现了以何建明、邢军纪、寒青和郝敬堂等为代表的大批作家，而且还涌现了《魂系青山》、《血情》、《雪山之子》、《特别关注：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关于和平时期死难烈士家人们的报告》（以下简称《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大爱无言——追记“和平卫士”郁建兴》（以下简称《大爱无言》）、《为了拯救生命——4万：400万的牵挂》（以下简称《为了拯救生命》）和《善良，让她如此美丽》等大量优秀作品；尤其是“历史反思”派，20世纪80年代还只有黄济人、胡平、大鹰和董汉河等人的少数作品，而自90年代至今，则随着纪实文学思潮的持续升温，它不但成就了叶永烈、权延赤、邓贤、张正隆、张建伟、冷梦、王树增、彭荆风、郝在今和曾凡华等大批专业作家，而且还涌现了《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大型丛书系列和《8·23炮击金门》、《上海1949》、《中国海军三部曲》、《解放大西南》与《雪冷血热》（上下卷）等大批重型长篇。至于“国土热流”派、“生态环保”派与“巾帼红颜”派等也是如此：也基本上呈现出数量由少到多、篇幅由短到长且形式、风格更趋成熟、多样的态势。
总之，无论从观念变革与整体发展还是从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也的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确处于发展的“最好时期”。如果说，王蒙、陈晓明和孟繁华等主要是从小说等虚构文学方面所得出的结论，那么，笔者则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角度也对此进行补充和呼应。如关于“最好时期”之说，笔者认同的理由是：新时期以来的这30年，既没有五四以来第一个30年的“救亡压倒启蒙”，也没有第二个30年中的“文革”动乱与极左政治干扰，因而不存在沈从文等人的“改行”与大批“右派”作家的被耽误20多年等，而基本上是从“思想解放”到“和谐建设”的稳步发展。这也是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能够自我超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陈思和的论述为证。他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大器晚成的作家不多，晚年奉献出扛鼎之作的也不多，都是在各领风骚十来年的循环下自然被淘汰。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常态文学不一样，文坛风气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这就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作家们在各个时期都可以写出有影响力的作品。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张炜、韩少功、林白、阎连科、张承志、苏童、余华、李锐等等，这一代作家的幸运，就在于当他们以先锋姿态走上文坛以后，当代文学在市场经济刺激下转型为常态了，去工具化的当代文学拥有了较稳定的生命力，不再为了社会剧变而血脉责张。他们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在整整三十年的文学跋涉中，他们获得了时间优势”；“近三十年来，接受了沉痛教训以后的当下文学终于完成自我救赎，恢复了自身的美学功能。它是理性的批判而不是激进的呼喊，是独立的观察而不是依附的学舌，是追求个人的风格而不是追逐时尚的外衣，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文学而不是拾了外国的理论牙慧拉大旗作虎皮，是中年的成熟魅力而不是青春的单纯热情”；“从现代汉语的运用技巧以及文学表达社会和人性的深度来说，在一般水平上，当下主流作家水平不在现代作家之下。不妨以女作家为例，以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林徽因五位作家，对比当下女性作家舒婷、林白、方方、王安忆、严歌苓，我觉得她们同样以女性立场感应时代、社会和人性的各种困境，表达了各自的深度，从整体水平上很难一比高下。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代作家真正从事创作的时间都比较短促，个人命运都比较坎坷，现代政治力量对她们的制约又太多，使她们几乎没有安定团结的生活环境从容进行创作，而当下这三十年来虽然也不乏惊涛骇浪，但毕竟使作家有了安定团结的写作环境，她们能够从容地写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显示出不凡的高度”。[14]陈思和在这里虽说得较谨慎，没直接说当下五位女作家的成就高于现代的五位，但其意思是很明白的，即从整体上看，新时期以来30年的文学成就是超过了现代文学30年的。这一点，他在谈到男性作家的比较时也有进一步的表露。他认为，男性作家的比较之所以“情况复杂一些”，是因为“鲁迅创造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鲁迅，已经是个充分偶像化了的、集中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渲染的鲁迅，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把最前卫的思想理论与最美好的文学想象赋予了鲁迅，使之成了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峰。这个阐释中的鲁迅与现实生活中的鲁迅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而现实中的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现在已经萎缩了的知识分子传统，即站在庙堂以外向民众进行启蒙，向社会进行宣战，并呈现出不妥协的战斗风貌的广场意识。……我们通过几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已经把现代文学学科化、经典化，尤其是进入了大学的中文教学体制，这才是把现代文学看得比较神圣的一个原因”；“中国今天没有鲁迅，从广场的角度看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能回避”，但问题是中国作家也“有自己的表达形式和批判形式”，也从整体上继承和发扬了鲁迅传统，“这一点，我们很多学者和批评家也看不到”。[15]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如果我们不正视现实，不认真研究和把握新时期以来30年的文学整体并进行具体比较的话，我们就会永远固守传统、囿于现有体制与观念，就会认为鲁迅永远不可超越、现代文学永远高于当代文学。实际上，“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水准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期”；“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高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而是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16]而他的这种文化信念与人格精神，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也不但得到了发扬光大，而且得到了整体超越。这一点，应当说，报告文学比小说等表现得更为集中、突出——其中又以胡平、赵瑜、陈桂棣、黄传会等的问题报告文学，徐迟、李鸣生、何建明、王宏甲等的科教报告文学，邓贤、张正隆、冷梦等的史传报告文学和徐刚等的生态报告文学为最。他们不但创作时间比鲁迅长，数量比鲁迅多，而且也经受了商品经济等方面的考验，能抵排流俗，“守望并解读沉重”，表现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坚定的文化信念与人格精神。如胡平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大串连》、《中国的眸子》到90年代的《千年沉重》与《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以下简称《禅机》），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战争状态》与《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以下简称《100个理由》）等，不但执著地批判现实与反思历史，而且在探索“理性美”与“学术体”的同时越来越表现出颠覆传统、挑战经典的“思想家”特色；赵瑜从80年代的《中国的要害》、《强国梦》到90年代的《马家军调查》，再到新世纪的《革命百里洲》与《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以下简称《牺牲者》）等，不但始终坚持鲁迅的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独立不倚，敢于碰硬，而且将鲁迅与赵树理等的批判国民性和坚持民族化等传统发展到新的阶段。其他如陈桂棣从《悲剧的诞生》、《民间包公》到《中国农民调查》等的“生命写作”，黄传会从《“希望工程”纪实》等的“反贫困”到《中国海军三部曲》等的“文史兼容”，李鸣生从“航天系列”等国防高科技到《震中在人心》，何建明从“教育三部曲”到“改革史诗”系列，以及徐刚的“生态”系列与王宏甲的“风暴”系列等，都从整体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鲁迅精神与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总之，正如有人所说，“当今文学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用任何一种人云亦云的印象概括都会以牺牲这个丰富性作为代价，文学研究在批评末流的同时，更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对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批评，才是对一个批评家眼光和胆识构成的真正挑战”；我们“有理由为它高端的艺术成就感到乐观和鼓舞”，我们“需要捍卫当下的文学”和作家们“在文学高地上的坚守”。[17]而“走向科学”的文学批评，也应该“根据某一时代的文学实践和社会需要从一个侧面去把握批评对象，追求把握的合理和完善，并以此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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