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与新时代发展

第一节　关于报告文学研究与“报告文学学”

本论著以我国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历史时段为重点，较全面、系统地综合考察和总结了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发展历程与审美新变，以及对文学理论的普遍意义。其目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通过对报告文学的系统研究呼吁“报告文学学”的建立，并以此促进与推动文艺学的创新（注：黑体为笔者所标，全书同）。当然，所谓“报告文学学”，不是相对于“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一、二级学科，而是相对于“小说学”、“诗歌学”、“戏剧学”、“散文学”那样立足于某一文体，或以某一文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与范围的门类。虽然这样的“学科”分类并不规范与正统，但却实际存在于学术研究之中。因为，我们有众多历史或长或短、人数或多或少、水平或高或低的以某一文类（如小说、诗歌、散文等）冠名的研究所、研究会和研究中心，尤其是有不少有关“诗论”、“小说美学”、“戏剧美学”、“散文综论”甚至“传记学”^[1]之类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戏剧学”最为系统、成熟：它除有正统、悠久的研究中心（如南京大学）和戏剧学院（如上海戏剧学院等）外，还是艺术学科中的重要门类。而报告文学，虽然它也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但却是主要关注创作而非重视学术的组织；虽然各地也有“研究会”和“研究所”之类，但却成立时间短、级别低，研究人数少甚至名实不符；尤其是研究队伍不成规模，学术成果不多且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影响较大的精品力作：不仅没有“报告文学美学”之类，而且有分量的作家论著也微乎其微。而与此理论研究严重落后的事实相反，报告文学创作却不但已有百多年的丰厚积累，而且自新时期以来发展迅猛、持续繁荣，影响广泛、成就显著：不但涌现了众多杰出、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形成了不少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群体流派。当然，由于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一方面，其创作的有效探索与新鲜经验不能得到及时总结并上升为理论，从而使它缺乏应有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者，当属文体的界定与分类，尤其是与纪实文学的关系问题。而这一点，实际又关系到对文体性质的重新认定以及观念革新与文论“重构”等诸多重要问题。总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向我们提出了建立“报告文学学”的问题。

那么，“报告文学学”包括哪些研究内容与具体对象？或者说，它当前有哪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就外部研究而言，它包括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报告文学与通俗文学、影视文学、虚构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外交流与译介等；就内部研究而言，它包括本体论、发展论、流派论、作家论、创作论与批评论等；就体裁对象而言，除报告文学外，还包括与此紧密相连的传记文学、纪实散文与“特稿”（即发表在《知音》、《家庭》等通俗杂志上的作品）等。而本著则针对报告文学研究基础薄弱的实际，从建构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体系出发，运用系统论、叙事学、影响研究、对比研究、文化研究和“历史—美学”等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在本体论、发展论和流派论等方面作一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关于本体论，笔者认为，至今为止，学术界未能回答“报告文学是什么”——尤其是未能回答“现在的”报告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传统的“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陈旧、过时，根本不能概括、规范和指导“现在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而必须与时俱进、代之以符合实践的“新五性”，即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和文史兼容的复合性。这“新五性”不但是其文体特性，也是其价值标准。与此相关，根据文学文化学的观点和当今的创作实际，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审美文化复合体”。关于发展论，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资料整理、现象评述和进程勾勒的表浅层面，而必须从观念变革、思维模式、文体嬗变与内在冲突等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其深层的内在规律。因此，本课题分别从四个方面——从“旧三性”到“新五性”、从冲突到融合、从两极到中介、从一体到多元——对此进行了尝试，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深入地接近研究对象，发现和揭示其理论新质，并在方法论方面探索新路。

与小说、诗歌、散文等一样，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也存在流派。不同的是，报告文学至新时期后才“蔚为大观”，取得独立地位，因而也才百花齐放、流派纷呈。但流派的起源和酝酿却大多在新时期以前。与其他文体相比，它的发展流变与社会政治关系更为密切，对社会进程与民族心理的影响更为直接。对报告文学流派的研究，不仅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与把握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走向及其内在规律与文体特性等，而且能促使人们思考和回应报告文学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作家与时代以及“典型”、“人学”等方面对传统文论所提出的挑战，解决以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为基础而建立的传统文论不能规范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实际的现实问题，从而为建构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告文学美学体系与包括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在内的整个文论体系而奋斗。因此，对报告文学流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www.xing528.com)

文学流派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一些在思想倾向、艺术观点、艺术方法、艺术趣味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相近或相似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结合而成的艺术派别”。它们有的以题材划分，有的以地区名为标志，有的以某个著名艺术家的名字为标志，有的则以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为名称^[2]；它“是一个民族的文艺进入成熟发展时期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的文艺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3]；“作为具有共同的审美追求与趋向的作家群体，它的发展与存在，往往可以形成一种总体性的审美趋向，引导与规范一个时期的文学”^[4]；该作家群必具的素质，“首先是思想倾向的一致”，“其次是文学观念的相近”，“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文学风格”。^[5]中国报告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就是这样。它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尤其是经过新时期以来的激烈冲突与迅猛发展，已呈现出既丰富多彩又健康稳定的状态。笔者认为，至目前为止，可初步认定为流派的有“哥德巴赫”派——科教报告文学、“社会问题”派——问题报告文学、“国土热流”派——改革报告文学、“历史反思”派——史传报告文学、“生态环保”派——生态报告文学、“巾帼红颜”派——女性报告文学、“文体明星”派——文体报告文学和“人杰宣传”派——英模报告文学等。尽管它们形成的时间有长有短，组合的方式或自觉或不自觉，但大多倾向一致、题材相似、风格相近。同时，它们也存在多种流派“并存”的现象，如20世纪80年代的“哥德巴赫”派、“国土热流”派与“社会问题”派等的此起彼伏，20世纪90年代后“历史反思”派与“生态环保”派的异军突起，等等，即是其例。

在整体上，中国报告文学流派呈现出这样一些特征：一是题材比较集中。除“社会问题”派外，“国土热流”派集中于改革题材，“历史反思”派集中于历史题材，“哥德巴赫”派集中于知识分子或科教题材，“人杰宣传”派集中于英模人物，“文体明星”派集中于体育、艺术题材，等等。应该说，这是不同于小说、诗歌、戏剧等“虚构”文学的特殊之处。因为，与“虚构”文学相比，报告文学这种“纪实”文学更重题材的选择，而在艺术手法与表现形式上受到一定限制。二是结构较松散。除“社会问题”派与“文体明星”派作家等有较自觉的组织和活动外，其他流派的形成几乎都是不自觉的；除穆青、黄宗英、叶永烈、胡平和苏晓康等少数作家外，大多缺乏明确、系统的理论主张。三是各流派的作家存在交叉、重叠和变换现象。如黄宗英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有《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和《新泮伯》等，应属于“人杰宣传”派，新时期的《大雁情》、《小木屋》和《橘》等创作，因题材与风格的变化则又属于“哥德巴赫”派。同样，根据其创作变化，叶永烈20世纪80年代主要属于“文体明星”派，20世纪90年代后则主要属于“历史反思”派；钱钢、胡平、张胜友等既属“社会问题”派，又属“历史反思”派；理由、陈祖芬、肖复兴既属“哥德巴赫”派，又属“文体明星”派，甚至还属“国土热流”和“人杰宣传”派；赵瑜也是“问题”、“史传”和“文体”兼而有之。还有，如“生态环保”因20世纪80年代还未成“派”，只能归入“社会问题”，而至世纪之交，随着它的发展壮大，则可单独作为流派研究；女性报告文学等因划分标准和侧重点不同，也必然带来交叉与重叠现象。这些，一方面说明报告文学创作与流派的丰富、复杂与多变，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研究和认定流派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必须承认，现有流派的认定与归纳，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阐释与研究的需要而较多依赖于题材类型的。我们在研究报告文学流派时，必须分清主次、把握特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也须持开放、宽容的态度，而不必求全责备。

总之，经过一百多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壮大，中国报告文学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它和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一道，已构成了与虚构文学双峰并峙的两大系统之一；对其进行发展论、流派论与本体论等方面的全面、系统研究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在整体把握中国报告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巨大“存在”的基础上，认真、扎实地展开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全面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