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蒋介石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人的谣言来说，“三二〇”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22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中派65人，右派仅占45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实际上主持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了“一大”的革命精神。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1000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也大为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伍10余万，农会会员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2000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
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顾问团向苏俄驻华使馆报告说：“总参谋部是军事委员会的专门组织。罗加乔夫，我们的军事指挥者（团长助理）实际上担当总参谋长”；又说：“我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这些部门的头头，只不过在职务上被称为这些部门首领的顾问。（1925年）12月末，我们的顾问甚至占有海军局长（斯米尔诺夫）和空军局长（列米）的官方位置。”该报告又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订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62)
汪精卫也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左倾。据张国焘回忆：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63)。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有读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在会议召开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生存下去。(64)在选举中央委员以前，他预拟了一份名单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65)。1926年2月1日，他在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5日，又提议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66)2月22日，他在纪念苏俄红军成立八周年联欢会上，继季山嘉之后发表演说，声称：“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的俄同志，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惟有镌之心中而已。”(67)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他也鲜明地左袒，曾命令王懋功“严厉制止”孙文主义学会的游行(68)。3月初旬，他又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曾称：“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69)
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又称：“俄人鲍罗廷操纵一切”，“军政大权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蒋介石虽然因依靠苏俄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3月8日日记云：“上午与季新兄商决大方针。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9日日记云：“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一也；又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二也。”4月9日，蒋介石在复汪精卫函中也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这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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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埔潮》第2期。
(2)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均同。
(3)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
(4)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9日。
(5) Documment，22，Wilbur and How，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China（1918～1927），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1956，p.246.
(6) 参见《包惠僧回忆录》，第202页，人民出版社，1983。
(7)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稿本，1926年4月9日，蒋介石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均同。
(8) 汪精卫：《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2月8日。
(9) 汪精卫：《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2月8日。
(10) 汪精卫：《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2月9日。
(11) 汪精卫：《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2月12日。
(12)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
(13)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参见蒋介石《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第40～42页。
(14)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1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一，第77～78页。
(16) 同注(15)。
(17) 同注(15)。
(18) 同注(15)。
(19) 蒋介石对曾扩情等人口述。见曾扩情《蒋介石盗取政权和蓄谋反共的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参见陈肇英《八十自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3月20日，台北版。
(20) 《交通股员黎时雍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引各原件，均同。
(21) 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2、19日。
(22) 《交通股王学臣报告》，原件，1926年3月26日。
(23) 《欧阳钟报告》，原件，1926年3月23日。
(24) 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 《李之龙夫人报告》，原件，1926年3月31日。
(26) 《季方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27) 《黄珍吾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28) 《李之龙供词》，原件。
(29) 《欧阳钟报告》；又，《欧阳钟供词》，原件，1926年3月31日。
(30) 季方在关于“中山舰事件”一文中回忆说：“在那年3月18日夜晚，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商船，于虎门驶过来遭到水盗的劫持后，即驶来军校要求缉查保护。当时由管理处（军校的后勤机构）的欧阳格（科长级干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校长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要调两艘炮舰到黄埔军校来。”见《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第34～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这里所说的管理科的科长级干部欧阳格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欧阳钟的误记。此点笔者曾函询季方同志，蒙季方之女季明相告，可以订正。
(31) 蒋介石：《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第45～46页。
(32) 此说误，当时朱德尚在莫斯科。(www.xing528.com)
(33)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3月20日。
(34) 陈公博：《苦笑录》，第75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参阅陈立夫《北伐前余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
(35) 文心珏：《国共合作与国共分离的回忆》，湖南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作者在“三二〇”事件后，曾亲自听陈立夫讲述有关经过。
(36) 陈公博：《苦笑录》，第75页；参阅陈立夫《北伐前余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
(37) 《时报》1926年3月30日。
(38)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油印件。
(39) 《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第46页。
(40) 陈璧君：《致介兄同志书》，原件，1926年4月1日。
(41) 汪精卫：《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3月31日。
(42)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43) 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七，《热风》第74期，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年10月1日出版，发表时署名浮海。
(44) 《风雨五十年》，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5) 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98页。
(46) 陈公博：《苦笑录》，第77～78页。
(47) 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三，《热风》第70期。
(48) 据陈孚木叙述，欧阳格的回忆写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想乘“清党”之机出版表功，曾请陈看过。后来送呈蒋介石，蒋约略一翻阅，脸色一沉，骂他道：“吓！你懂什么？有许多问题你哪里知道，这种小册子可以出版的吗？把稿子留下来！”说着把稿本向抽屉内一丢，硬把这稿子没收了。见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十八，《热风》第85期。
(49) 《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0)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向导》第155期。
(51) 季方：《白首忆当年》，《纵横》1985年第2期。原文未说明消息来源，承季明女士相告，系季方直接得之邓演达者。当时，中山舰事件的制造者们确曾企图将邓演达牵连在内。季方回忆说：3月20日晚，新任中山舰舰长欧阳格曾将中山舰开到黄埔，要求邓到舰上去商量要事。季方、严重、张治中等怕有阴谋，劝邓不要上当，邓因此托故未去（见《白首忆当年》）。关于此，陈肇英回忆说：当时曾由他和欧阳格“具函请军校的重要共党分子来舰谈话，而后予以扣押或驱逐出校”。见其所著《八十自述》。
(52) 李之龙：《汪主席被迫离职之原因、经过与影响》，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印发；参见《邹鲁、胡毅生秘密到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6日。
(53)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4) 李之龙：《汪主席被迫离职的原因、经过与影响》。
(55) 《包惠僧回忆录》，第204页。
(56) 马文车：《中山舰事件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57) 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十八，《热风》第85期。
(58) 《中山舰事件》，《上海文史资料》第8辑。
(59) 《中山舰事件亲历记》，《上海文史资料》第19辑。关于欧阳格谎报共产党要“抢黄埔的军火”一事，还可从蒋介石当时的活动中得到佐证。据民生舰舰长舒宗鎏及黄埔军校军械处长邓士章回忆，3月19日（原文误记为3月18日），他们曾接到“紧急通知”，要把黄埔库存的军火迅速装上民生舰，计三八式步枪1万支，俄式重机枪200挺，装好后停泊于新洲海面。事后，蒋介石并登舰检查，对舒宗鎏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把军火交给任何人。”见覃异之《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如果没有欧阳格的谎报，蒋介石是不会这样将军火搬来搬去，折腾一气的。
(60)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报告政局、党的策略及内部组织问题》。
(61) 《黄埔创始之回忆》，《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
(62) Document 22，Wilbur and How，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p.245～247.
(63)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82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64)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82～83页。
(65)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85页。
(66) 《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464～465、4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67)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4日。
(68) 王懋功：《致张静江书》，1926年3月7日，原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9) 转引自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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