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初办由孙中山倡议并领衔申请,那么,1920年的重办是否仍和孙中山有关,它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有无联系呢?
陈果夫回忆说:“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74)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时,孙中山虽远在广州,但寄来贺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75)。1921年12月11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告以“孙先生之款已收到”。这里所说的“孙先生之款”,联系下文“孙先生待款甚急”等语,当系蒋介石通过陈果夫资助孙中山的款项。同函云:
叔款现在晋安者约五千四百余元,存侄处。金融公债二千,静江先生告我,孙先生待款甚急,侄乃以此款移交静公,并声明作为侄个人向晋安借款。静江先生亦说一月后归还。侄已向索回六百元,其余一千四百元待陆续归还后收入叔账。此事吾叔勿与静公说起,作为不知可也。(76)
据此可知,陈果夫还曾将蒋介石存在晋安钱庄的金融公债2000元移交张静江,以此解决孙中山的急需。当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张静江所称“孙先生待款甚急”,当指此事。(www.xing528.com)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国民党人在经济上的联系,目前尚难一一厘清。周祖培称:“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张掌管,国民党有很多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孙中山批准,可到张处支领津贴和活动费。为了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付账用种种暗号,如火柴代军火,一角代一百元等。”(77)这说明,张静江经营交易所所得,用于公,而非用于私。陈果夫也回忆说:“歇业之后,清算结果,有几笔作抚恤同志遗族的股本,都能提出,加倍送去。”(78)这说明,交易所有些股本是预留作为革命事业之需的。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为孙中山和革命筹集政治经费的巧妙渠道(79)。此说虽尚待进一步证明,但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就孙中山倡办的初衷来说,确实如此。
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广东交易所方面。居正诗云:“吾党中心政策行,必从经济树先声,金融交易粗成就,百万输将始出兵。”(80)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居正为总统府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居正即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曾拨借100万元,用为出兵广西的军饷。同年6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江函,知粤交易所全数放弃,只留二万股与吾辈。本党作事如觉生者,诚令人齿冷,决无良好结果也。即复静江函并致觉生书。”这则日记所涉及的史实目前也还难以完全厘清,但广东交易所的股本既可以留出2万股给上海的张、蒋等人,则其间的关系可想而知。
陈果夫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81)据此可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还是国民党人的一个特殊的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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