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宋明时代的道学家：戒客气的修养要求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戒客气”的记载。所谓客气，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宋书·颜延之传》称：“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悔。”因此，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也将“戒客气”作为修养要求。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当年2月4日，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席间，蒋介石“客气与虚荣心并起，妄谈孙先生事”，当日即懊悔无已，在日记中自责，认为自己的言谈“不觉自暴其夸鄙，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难得，检讨原因，认为自己“性近暴慢，常以盛气凌人，而无休休有容之襟度”，所以有才之人不易为己所用⁽¹⁸⁾。

此后，蒋介石即将“客气”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称之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记云：“言多客气，为人所鄙，良用惭咎。谨其言，慎其行，自强其志，不徇外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近日思想渐趋平实，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奈私利心、野心、客气终不能消除何！”(www.xing528.com)

蒋介石认为：“客气”的表现之一是“言语轻肆，举动浮躁”，针锋相对地提出：“吾守吾拙，无忤于人”⁽¹⁹⁾。表现之二是气质涨浮，行为佻达，说话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无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记称：“人之是非好恶，己之爱憎取舍，默会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为哉！”

1923年7月16日，蒋介石清晨醒来，自省差误，认为自己“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