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曹操翻案的论争：揭秘漫话三国演义

1959年，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问题展开了一次比较热烈的论争，这对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三国演义》有一定的启发。

这场论争是由郭沫若先生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和新编京剧《赤壁之战》引起的。1959年1月25日，郭老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指出：曹操是一位民族英雄，但“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的确立，（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3月23日，郭老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不仅要为历史人物曹操翻案，而且指责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因此主张：“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也于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专文，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但是，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公平的。他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为曹操翻案。

郭、翦两位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很快引起了一场讨论，赞同其观点者对《三国演义》多有微词，认为它丑化了曹操，美化了刘、关、张和诸葛亮，违背了历史，违背了历史真实。以曾白融、刘知渐、李希凡、袁世硕、苏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赞同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但不同意为《三国演义》中的艺术形象曹操翻案，更不同意否定《三国演义》。他们指出：“为曹操翻案的同志们，尽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翻案，却不能为《三国演义》里这个反映了、概括了封建政治家多方面品质特点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翻案，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历史人物，而是具有广泛代表性、概括性的艺术典型了。”为此，他们提出了如下理由：

第一，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又确实存在着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丑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由于曹操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以揭露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表达人民对暴政的憎恶，于是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习惯于把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这一反面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www.xing528.com)

第三，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像、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第四，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被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近年来，不少学者再度撰文研究《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基本上都认为这一形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所谓“翻案”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场论争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是影响却很久，到80年代，仍有不少学者撰文再度讨论这一问题；但基本上都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有的学者还明确地指出：给历史人物曹操以较高的评价是应该的，但是，即使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也是不科学的。首先，“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并不是一团漆黑，一概骂倒，而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从未给他定过“案”，又怎么谈得上“翻案”；其次，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贬斥，大部分可以说是“基本属实”，并未使他“蒙受不白之冤”，这个“案”又怎么能“翻”呢？

总的来看，在“为曹操翻案”所引起的论争中，许多学者敢于向权威挑战，发表不同意见，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这场争鸣，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而且也促进了《三国演义》研究，吸引了许多人对它的成书过程、材料来源、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以及曹操等艺术形象评价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80年代《三国演义》研究高潮的出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问题是由两位前辈权威提出来的，客观上没有划清史学批评和文学批评的某些界限，因而也给以后的《三国演义》研究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这也无须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