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高超论辩艺术引人入胜

《三国演义》是一部全面反映三国历史的小说，在作品中，除了政客们的勾心斗角、将军们的拼死搏杀和谋士们的运筹帷幄之外，策士们的唇枪舌剑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如王允说吕布、李肃赚董卓、邓芝说吴、赵咨使魏、秦宓天辩等，都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舌战”的情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尤为精彩，它不仅很好地写出了诸葛亮的雄辩才能，而且也表现出了作家杰出的论辩技巧。

历史上，诸葛亮确曾出使江东，说动孙权与刘备联盟，共同抗拒曹操，但并没有诸葛亮与孙权手下的谋士展开辩论的记载；这一情节的成功，主要得力于罗贯中的天才创造。故事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秋，曹操夺取荆州以后，刘备败退江夏，处境艰危，诸葛亮应鲁肃之邀来到柴桑，欲与孙权共商联合抗曹之计。孙权闻报，吩咐“来日聚文武于帐下，先教见我江东英俊，然后升堂议事”。这位年轻气盛的雄主不肯示弱于人，是有意要让诸葛亮见识见识江东的人才。此时，面对曹操的大兵压境，以张昭为首的江东谋士大多恐惧不安，主张投降，而诸葛亮到江东的目的却是要建立孙、刘联盟，共抗曹操。双方的主张尖锐对立，而在此关键时刻，双方又都想说服孙权接受自己的主张，因此，一场“舌战”不可避免。结果，在这场唇枪舌战中，诸葛亮凭借自己高超的论辩艺术，不仅成功地顶住了张昭等人发动的一轮又一轮攻势，而且还转攻为守，致使江东群英个个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总的来看，小说中诸葛亮的论辩艺术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针对对手论点以雄辩的事实进行反驳。

论辩中，第一个出场的是“孙权手下第一谋士”张昭，他避实就虚，首先对诸葛亮的才干大作文章。他抓住诸葛亮“自比管乐”的事实，以刘备的节节败退为依据，提出“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的论点，从而讽刺诸葛亮根本无法与管仲、乐毅相比。对此，诸葛亮不急不躁，沉着应战。首先，他以重病之人应逐步调治作比喻，指出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正是自己出山以后，才使刘备集团有所发展。接着，他依据事实，分三个层次驳斥了张昭对自己的攻击：1．针对张昭“曹兵一出，（刘备）弃甲抛戈，望风而窜”的说法，诸葛亮指出了当时刘备所处的十分不利的条件，“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取得了“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的战绩，以为“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2．针对“（刘备）上不能报刘表以安民，下不能辅孤子而据疆土”的说法，诸葛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做了分析，以为：刘琮投降曹操，刘备并不知情，而又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在形势突变的危难关头，刘备仍不忍抛弃百姓，因此，虽有荆襄之失、当阳之败，却正体现了刘备的大仁大义；3．针对张昭对刘备屡败“无容身之地”的说法，诸葛亮提出“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的道理，并以刘邦、韩信的事例，“高皇数败于项羽，而该下一战成功”，“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加以印证，这样，张昭的论调就被一一驳倒了。接着，诸葛亮用同样的办法击败了第二个对手虞翻。

第二，抓住实质，直击要害。

东吴谋士提出问题的方式，角度各不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对抗曹，主张投降，这是他们立论的思想基础，诸葛亮对此了如指掌。因此，在与他们辩论时，诸葛亮能够紧紧抓住问题的实质，单刀直入，直击要害，使自己的辩论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如张昭以诸葛亮的“自比管乐”为突破口，联系刘备的败局，论证诸葛亮“言行相违”。对此，诸葛亮首先用不可辩驳的事实做了回答，在此基础上，反唇讥讽张昭等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像这样“虚誉欺人”的“夸辩之徒”，才真要被天下人嘲笑呢！这番话有理有据，理直气壮，正击中主降派在强敌面前“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要害，所以“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www.xing528.com)

步骘是第三个发难的人，他看到张昭指责诸葛亮的“言行相违”和虞翻夸示曹操的力量都未能奏效，诸葛亮的谈锋又锐不可当，于是就改变方式，发出了“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的讥讽。仪、秦指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二人都以长于雄辩著称，步骘视之为只会摇唇鼓舌的说客，欲避实就虚以此来贬低诸葛亮。诸葛亮接过话头，指出苏秦、张仪都堪称豪杰，二人“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随后反戈一击：“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笑苏秦、张仪乎？”这又刺中了主降派在危难临头只知保全自己的怯懦心理。击中了要害，步骘只得“默然无语”。

第三，抓住对手论证中的矛盾，攻其弱点，置其于被动。

主降派见强弱之势压不倒诸葛亮，又祭起“名分”、“地位”的法宝。于是，薛综吹捧曹操“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归心”，指责刘备“不识天时，强欲与争，正如以卵击石”；陆绩也声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针对这种论调，诸葛亮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抓住薛综的汉臣身份，以士大夫最看重的“忠孝”观念为依据，痛斥薛综吹捧曹操之论为“无父无君之言”，使薛综“满面羞愧，不能对答”。对陆绩之言，诸葛亮从另一方面抓住了其论证中的矛盾：曹操既然是曹参之后，那就是“世为汉臣”，然而他却“专权肆横，欺凌君父”，这与他的身份、地位绝不相容，因此，还要加上一条罪状：“不惟无君，亦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亦曹氏之贼子。”这使陆绩为之“语塞”。

第四，有理有节，论辩语言灵活多变。

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目的是要争取建立孙、刘联盟，所以在论战中只求精神上压倒对手；因此，论辩中始终坚持以理服人，论辩语言以严谨、缜密为主，精炼而准确。但根据对手的态度不同，其语言风格也有所变化，如反驳薛综时慷慨激昂：“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语言犀利，语气十分强硬。反驳陆绩的语言则以风趣为主：“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先有意提起陆绩儿时“趣事”加以调侃，接着叫他“请安坐，听吾一言”，直把他当小儿看待，晓之以理后，又说：“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这又寓庄于谐，妙趣横生。这种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的语言风格，无疑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总之，在这场唇枪舌战中，诸葛亮高屋建瓴，洞察全局，对对手的特点了如指掌，因而完全掌握了论辩的主动权；在论辩中，有理有节，妙趣横生，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论辩技巧，因此至今令人们喜闻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