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塑造：类型化的人物描绘

《三国演义》以叙事见长，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虽然无法与《水浒传》、《红楼梦》相比，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对《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多年来，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看法，这主要集中在对《三国演义》的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的争论上，即《三国演义》人物形象是“类型化典型”还是“性格化典型”。从小说创作实际情况来看，《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类型化”倾向，但由于作者艺术技巧的高超，书中许多人物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一些主要人物还具有性格化的品格。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类型化典型的概念源于西方文论，其主要特征在于单一、扁平，概括多而描写少；强调人物概貌而不求其逼真，追求的是神似的类同而达不到形神兼备的个性差异；注重人物外在表现而未能挖掘其人物内心世界。与全书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形象一般都采用类型化的写法，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历史人物的各种性格中，舍弃其他方面，专门突出强调其某一方面的特点，因而人物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如刘备的宽厚仁爱、曹操的奸诈雄豪、关羽的勇武忠义、张飞的勇猛暴烈、诸葛亮的谋略高超和勤于国事、周瑜的聪明自信和气量狭小等等，他们都成了某一类型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本来没有大的不同，如曹操本来也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作者对他作了改造和强化后，把他塑造成一个千古奸雄；周瑜本来也是个足智多谋、“谦让服人”的人，作者把他写成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但又突出他的气量狭小、不能容物、忌刻人才。这些都是服从主题和布局的需要。贬低曹操就提高了刘备的身份；同样，写出周瑜的狭隘，也就反衬了诸葛亮的高瞻远瞩。作者采用这种方法，其目的主要在于强化人物性格，增强历史人物间的性格差异。难能可贵的是，典型化并不等于简单化，在同一类型人物或同时具备某一特点的人物中，作者还是尽可能写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例如，同为武将，同样都勇猛善战，关羽、张飞、赵云、马超、许褚就各不相同。关羽神勇，张飞骁勇，赵云智勇，马超英勇，而许褚表现最多的则是匹夫之勇。同样是善用计谋，诸葛亮体现的是他料事如神的超人智慧，曹操则大多是体现他的奸诈，周瑜用计则常常表现他的狭隘，司马懿用计则使人感到狡猾、阴险。

类型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运用夸张、对比、烘托、渲染等手法来突出人物形象，写的是一些传奇式的人物。如写张飞，一出场就交待其形貌：“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一个虎虎生威的猛将形象跃然纸上。在当阳桥上，张飞三声大喝，竟将敌将夏侯杰“惊得肝胆俱裂，倒撞于马下”。这样写虽过于夸张，但那种气势却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写诸葛亮的出山，先通过徐庶、司马徽对孔明的谈论、推荐，预示此人非凡，引起读者注意；接着写刘备的三顾茅庐，头两次皆不遇，这既增添了故事的曲折，又借隆中世外桃源式的山林景色、诸葛亮亲友的歌吟谈吐以及刘备的求贤若渴、张飞的鲁莽急躁等来渲染气氛，烘托人物，从而使孔明的高洁品格和绝世才能得到完美的表现。作者对那些在政治上处于敌对地位的人物，更是极力渲染他们在性格上的差异，说明他们不单在政治上是对立的，而且在个性、气质方面也截然不同。如曹操和袁绍，尽管他们都是奸雄，但一个是雄才大略、识见高超，另一个则外宽内忌、多谋少决。此外，曹操和刘备，诸葛亮和周瑜等都是这样相互对立的典型。这些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人物的传奇性色彩，从而使人物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这种单一的写法上，它在类型化用笔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特征，使一些典型人物由“扁平”转变为“圆型”，从而迈出了向性格化演进的重要的一步。(www.xing528.com)

《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好的人物无疑是曹操，他被毛氏父子称为“奸绝”，但实际上作者并没有作如此简单化的处理，小说在写出他的奸诈、残忍的同时，也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敢作敢为、善于引纳人才等种种长处，使得这一人物有了“圆型人物”的基本品格。在曹操出场时，作者就用三个小故事对其性格作了“素描式”的介绍，其中有奸诈，也有机智，更有其不避权贵敢于碰硬的胆识与才略，随着情节的发展，曹操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在许多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作者都不惜笔墨对其性格作了细致入微的展示。如第十二回写曹操濮阳与吕布作战时，中了陈宫之计，仓皇败逃，“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也。’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于是得以脱险。负伤逃出后，众将拜伏问安，他却仰面大笑曰：“吾中匹夫之计，吾必当报之！”这种处变不惊，在险境中镇定自若的表现，在小说中反复多次出现，形成一种特有的个性特征。在官渡大战的描写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更加细腻，其中“许攸问粮”一节就尤为精彩。曹操与袁绍相持已久，粮草已尽，小说写曹操正在解衣歇息，忽闻许攸私自求见，即“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老远见到许攸就“抚掌大笑”，并“携手共入”，然后就“先拜于地”，使许攸受宠若惊；当许攸问及“军粮尚有几何”时，曹操却一再以谎言相告，被许攸揭穿其老底后，他又颇带几分解嘲地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这一系列生动如画的细节，就把曹操的性格和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热情与诡谲、殷勤与期待、真诚与奸诈等心理因素十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这样“千古第一奸雄”的性格就呼之欲出。与此同时，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善于在严与宽、暴与仁、恶与善的大幅度的推动中展示其精神风格，从而塑造出了一个既让人恨，又使人爱的十分复杂的曹操，使其在中国小说的人物画廊中，成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艺术典型。

《三国演义》在塑造其他人物形象时，也有性格化的趋向。如关羽，其性格内涵颇为丰富，作者虚构了许多情节，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忠”和“义”是关羽性格的基本特点，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却写出了“义”的复杂性，在小说中“千里走单骑”和“华容道放曹”是两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情节，前者写了他对刘备的“义”，忠不顾身，义不忘主；后者则是其“义”的另一种表现，即对知己者的回报。这种义在特定环境中是相互冲突的，作者将二者统一在关羽身上，写出了其性格的多层次性，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关羽身上“神”的色彩，使之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此外，在作者笔下，关羽是一个存在严重缺点的英雄，其性格是不断在大义与私情、服从与执拗、居功与骄傲、轻敌与自信中交织发展的，在刘备集团处于劣势时，他凭借自己的忠勇夺城拔寨，为蜀汉政权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随着集团势力的壮大，关羽心高气傲、刚愎自用的弱点暴露无遗，最终因此而葬送荆州，断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走完人生道路的悲剧人物，这一形象既鲜明，又复杂，既有浓重的理想化色彩，又有很强的真实性，足可称之为典型。

总的来看，《三国演义》写人物的笔墨是不够细致，人物的性格内涵也不够丰富，但作者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描绘人物，注意到人物个性的差异，这种意识对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