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成功的艺术构思与虚实结合

《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演义”体历史小说，同时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它的创作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对实与虚，即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关系的把握，对后人颇有启发。

作为历史小说，无疑要受到历史的束缚和制约，如何对待史实，这是创作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中国小说史上，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其一是以《封神演义》为代表的一类作品，它们只有一个历史的框架，全靠虚构的情节来敷衍，所写内容与历史相差甚远。其二是以《东周列国志》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全靠连缀史实成文，较少想像成分。前者忽略了历史小说只能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追求创造这一创作原则，后者则完全混淆了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从历史小说创作的角度而言，二者都陷入了误区。对历史小说中虚和实的关系，清人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曾提出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副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这也许是对虚实问题所做的最为科学、合理的答案。以金丰的理论来考察，《三国演义》足可以称为典范之作。那么，《三国演义》究竟是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呢？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忠实于历史，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这是《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历史，描写了汉末到三国以至西晋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生活，叙述了三国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作者取材的主要来源是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同时还广泛吸取了野史、笔记以及历代轶闻、民间传说中比较合乎历史事实的成份，作者的创作方法是写实的，因此，书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和主要历史事件都符合史实。以曹操而论，小说中把他写成大奸、大恶、又有雄才大略的“乱世奸雄”，这曾受到现代一些史学大师的非议，但总的来看，其性格特征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原型的。如在曹操出场时作者用以为其性格定向的三个小故事，皆见诸于史料记载。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最早的评论家庸愚子作出了“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评价。

忠实于历史，但又不拘守历史，这又使小说和历史有了质的区别。作者在大体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力，经过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使全书渗透了作者的政治、道德以及美学理想。与《三国志》相比，小说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即作品始终以刘备集团为中心，表现出了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作者以此为标准，对历史素材进行了艺术加工，并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对人物进行了典型化的概括，从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这样的艺术加工，使小说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大的事件基本上忠实于历史，但出于塑造典型人物和深化主题的考虑，在具体的情节设置上，又能按照艺术规律，进行大胆的虚构，这是《三国演义》成功的关键。小说的虚构主要表现在：(www.xing528.com)

第一，张冠李戴，合理移植，这是利用史料进行虚构的常用方法。作者常常把发生在此人身上的事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种移花接木手法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而且使人物性格更加真实，更为合情合理。如“鞭打督邮”本是刘备之事，却因有损刘备仁义长厚的品格，因而被作者移植到张飞身上，这既保持了刘备性格的统一，又为刻画猛张飞形象增添了绝妙的一笔。此外，“草船借箭”本是孙权于赤壁大战后三年在濡须所为，却为了突出诸葛之智而移之于诸葛亮。“温酒斩华雄”原是孙坚的功劳，却被移到关羽身上以突出其神威。关云长的“单刀赴会”、诛车胄、斩蔡阳等，皆是如此。

第二，较多的虚构是根据史料记载，添枝加叶，通过合理的推断或夸张，创作出既符合史实，又富有典型意义的情节。有的故事情节在史料中原来只有简单记载，作者对此进行加工，使之更为生动。例如“三顾茅庐”，在史籍中只有一句话：“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也只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作者就是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充分利用想像和虚构，演义出一段流芳百世的访贤佳话。“大闹凤仪亭”也是根据《吕布传》“布与董卓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以及《董卓传》所记载的王允与吕布等共谋诛卓那么几句话虚构的。此外，像“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都是如此。

第三，有的虚构则是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经过合理的想像创作出来的。例如“街亭之战”在史书中只提到蜀方失利之事，《三国志平话》中也只有失街亭、斩马谡的情节，而在《三国演义》中却在其中插入了“空城计”这样脍炙人口的情节。这种虚构也决非胡编乱造，它是在蜀方兵败、战况危急的特定条件下，针对司马懿的性格特点而设置的，作者把超乎寻常的谨慎和出人意外的大胆弄险，统一在诸葛亮身上，因而能够迷惑多疑的司马懿。这个情节是虚构的，但在情节发展上是合理的，在人物关系上也是合乎逻辑的，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更是无与伦比的。

在反映历史和艺术创造方面，《三国演义》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总的来看，作者比较好的处理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因而使作品既有较强的历史真实性，又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做到了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