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漫话三国演义》中的忠义思想

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罗贯中在描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时候，也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因而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如毛氏父子所言，读《三国演义》给人一种“入邓林而选名材，游玄圃而见积玉，收不胜收，接不暇接”之感。那么，面对众多的英雄，如何来确定其优劣高下呢？为此，在小说中，作者打出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审美观念。当然，在作品中，“忠义”思想表现得比较复杂，这还需作具体分析。

“忠”和“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伦理道德观念。“忠”要求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它是制约上下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君臣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义”则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真诚，它是制约朋友关系、兄弟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时代的一种道德理想，二者是互补互协，难以分割的统一整体。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义”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二者之间常常发生矛盾，甚至互相排斥。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崇尚的是“忠”和“义”的完美结合，如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就大写特写了“桃园结义”这一情节。刘、关、张结义的誓词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在这里，“上报国家”指“忠”，“下安黎庶”为“义”，可以说，桃园结义的道德内容就是“忠义”。然而，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作者更强调的是“义”。在小说中，所谓“匡扶汉室”是一种传统的“忠”，王允以及抗曹而死的董承、伏完等就是这种“忠”的体现，但对割据的群雄来说，这只是一种口号，“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这种古老的政治理论，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武器。因此，《三国演义》对“不忠”的行为也并不一概加以贬斥，如刘璋手下的两员大将，张任不降，孔明斩之，以全其忠义之名；严颜因感张飞之义，不光自己投降，还将部下皆唤出投降，两人在小说中都表现得正气凛然。可见，在“忠”与“义”的对立统一中，“义”的地位都在“忠”之上，与对“不忠”行为的有条件的原宥不同，对于“不义”的行为，是毫无通融的余地的，小说中对袁术、吕布之流的厌弃均是由于这个原因。

《三国演义》中的“义”是一种包涵了“忠”的义。它也具有多重性，这在刘、关、张的关系中，尤其是在关羽形象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在小说中，关羽是“义”的化身，被毛氏父子称为“义绝”，从与刘、张桃园结义起，他们就患难相扶，福祸与共。当死守下邳，身陷绝地时，关公决心仗义而死，此时，张辽举三罪证明其死无价值：误主丧身，诚为不美；负依托之重，实为不义；不思匡扶汉室，拯救生灵，安为义？也就是说，死不过“成匹夫之勇”；不死，则是“义”的行为。于是关公提出三个条件：只降汉帝，不降曹公；二位嫂嫂给皇叔俸禄养赡；但知刘备去向，便当辞去。当三个条件得到应允后，他便降了曹操。这时，关羽就面临一个真忠义与假忠义的严峻考验。曹操费尽心机，“小宴三日，大宴五日”，赠金银，送美女，赠宝马，封侯赐爵，肆图收服关羽，而关羽在得知刘备的下落后，便毅然挂印封金，闯关斩将，投奔刘备而去。“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是大丈夫之志也。”连曹操也说：“云长封金挂印，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败走麦城，关羽处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这时孙权派诸葛谨来劝降，关羽大义凛然地说：“玉可碎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身可殒，名可垂于竹帛也。”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改变结义时的誓言，至死忠于蜀汉，义于刘备，这种“千金不易”之志，显示了关公灵魂的美。(www.xing528.com)

然而，在关羽一生中又有“义释曹操”之举，这一点历来受人指责，但它却倾注了作者的心血，不仅深化了关羽重义的品格，而且深化了“义”的主题。在关羽身上，“义”是高于一切的，他的“忠”是以义为基础的。曹操对关羽有恩，也可以说是关羽平生的一大知己，尤其是成全了他的忠义之志，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义”。因此，关羽明知军令在身，却甘冒杀头之险，弃盖世之功，置刘备一统大业于不顾，动了故旧之情，在华容道上放走了惶惶垂泪的曹操。这就突出地表现了他为“义”而甘于牺牲自我的精神。毫无疑问，释放曹操之举是原则性错误，在当时和今天皆不足取，但却是作者为塑造关羽这个性格复杂的“义绝”典型写下的最浓重的一笔。对这一从根本上违背刘备集团利益的行为，刘备原谅了关羽，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借“史官有诗”称赞道：“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威风齐日月，名誉振乾坤。”毛氏父子在评改本的回末也赞曰：“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这种“义”的复杂性在刘备身上也有充分体现。作品中的刘备冷静理智，气度恢宏，素有逐鹿中原、复兴汉室的大志，但这一步步处心积虑的谋略，却因关羽之死而发生了逆转。由于他对“不求同年同月同时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时死”的兄弟情义的执著，不惜违背诸葛亮所定的策略，将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蜀汉事业置之不顾，执义要为关羽报仇。他认为“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了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于是，一切谏言都失去了效用，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下冒然发起了对吴之战，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结，自己也病逝白帝城，但他用这一切成全了“结义”之情，从而赢得了千古美名。

总之，罗贯中的“忠义”观既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但又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他所谓的“忠”，常常指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甚至只是为某一集团的领袖卖命捐躯；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他所谓的“义”，用在政治原则上，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坚持真理、鞭挞邪恶的同义语；用在人际关系上，常常是不讲原则，以个人恩怨为转移，但也常常是对平等互助的真诚追求，这就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