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拥刘反曹思想：《漫话三国演义》诠释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东坡志林》里提到这样一件事：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辙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苏东坡讲的这件事，向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北宋时民间就有了说三国故事的，一是那时人们就喜欢刘备，反对曹操，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拥刘反曹”。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拥刘反曹”，也是《三国演义》的主导倾向。在一般受《三国演义》熏陶过的民众心目中，刘备虽有时显得窝囊，还有点儿假，但总的来说是好人。曹操虽然能干，有时还挺豪爽，但是白脸奸臣，是坏蛋。他们各自或直接或间接建立的政权，蜀汉政权，是好的，诸葛亮、关羽、张飞都在这边，应该歌颂，希望它打胜仗；曹魏政权，不好，可惜没被诸葛亮领兵消灭。总而言之，刘备和蜀汉政权在民众心目中高居在上，曹操和曹魏政权不能和它相提并论，这就是“拥刘反曹”。民众心中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三国演义》的极力宣扬，起了重要作用。那么，该如何看这一现象呢？

实际上，从陈寿的《三国志》，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成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存在“帝魏寇蜀”和“拥刘反曹”的争论，不同的时代，不同地位的人，对此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西晋陈寿写《三国志》时，是以曹魏为正统的。比如说，给魏国几个帝王写生平，叫“纪”，相当于《史记》中的本纪。给刘备、刘禅写传，叫“传”，相当于《史记》中的列传，规格就不一样。《魏书》里提到刘备，就直呼为“刘备”，反过来，《蜀书》里提到曹操、曹丕、曹睿等，就称曹公、魏文帝、魏明帝，等等。总之，《三国志》里曹魏处处压蜀汉一头。陈寿这样写也是环境所迫，西晋是承曹魏而来，要表明西晋的正统，只能以曹魏为正统。而且，说起来，因为蜀国还算是陈寿的故国，陈寿在《蜀书》里写到刘备、刘禅时，还要称先主、后主，比较客气，至于吴国那些君主，陈寿即使在《吴书》里也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如权、亮、休、皓等，比蜀国又等而下之了。

西晋很快灭亡了，司马氏家族由中原窜到江左，建立起东晋，这时他们的处境与蜀汉有点儿像，所以这时的史学家习凿齿写《汉晋春秋》就改“帝魏寇蜀”为“尊汉抑魏”，号召大家恢复中原。

南朝宋时史学家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虽然基本上沿袭陈寿的体例，但加进了不少有损曹操形象的材料，这也与时代影响有关；因为与南朝对峙的北朝，其地位正与三国时的曹操相似。(www.xing528.com)

到了唐朝，情况又翻过来。李氏是从西北进入中原立脚，发展建立起来的，就以同样在中原立国的曹魏为正统。如唐太宗就写过一篇《祭魏太祖文》，对曹操大加赞颂。

宋代的情况有点儿复杂。在北宋，官方是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有一次到曹操家乡，见曹操庙破旧，便命官重修。大文学家欧阳修写《魏论》，主张以曹魏为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如此。到了南宋，情况又变了。南宋偏安，像东晋，也像蜀汉，于是又得尊汉抑曹。重修刘备庙、诸葛庙，希望能有关、张、孔明一流人物出现，来抵御外侮。陆游也在一首诗里写到“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得建业倅郑觉民书》），把伐金写作“讨曹”。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里，又重弹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老调。与此同时，北方的金王朝则大捧曹魏，年年到漳河岸上给“曹操疑冢”扫墓。

实际上，无论是捧曹还是捧刘，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为古人辩护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西晋、北宋立国于中原，自然要尊也曾立国中原的曹魏为正统。曹丕篡汉，几十年后，司马炎照方儿抓药，篡了魏，而北宋呢，赵匡胤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也不大光彩，有点儿像曹丕，因此在西晋或北宋如果有谁再指责曹魏政权来得不地道，不是有意让当朝难堪吗？至于东晋、南宋，偏安一隅，自然愿意以蜀汉自比，好打起恢复中原的旗号。元代的情况有些特殊。异族政权的残酷统治，使南宋“拥刘反曹”观念中含有的民族意识，到这时更为发达起来；所谓“人心思汉”，蜀汉政权也成了汉民族的象征。这时出现的元杂剧和《全相三国志平话》，对曹魏都毫不客气地大贬特贬。

面对史书上或尊曹或尊刘的争执，面对着民间一致的拥刘反曹倾向，罗贯中按自己的标准作出了判断和抉择。他在艺术地表现三国历史的时候，不仅有政治的标准，而且还有道德伦理标准。用政治的天平来衡量时，他肯定了魏、蜀、吴三国在争取人心、重视人才方面，各有其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小说不仅对刘备、孙权，也对曹操的雄才大略予以肯定。但是，当作者用道德的天平来衡量时，天平就倾向刘备而偏贬曹操了。小说中反复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就是罗贯中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看，刘备与曹操虽然都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但刘备比较仁厚，曹操比较奸诈，刘备有意识地高举“仁义”的旗帜与曹操抗衡，他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于操相反，事乃可成。”从《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看，刘备的劣迹不多，而且留下了携民渡江、三顾茅庐等历史佳话。相反，曹操却有不少恶行，如“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自白；“割发代首”、“梦中杀人”、“借头压军心”的诡计；为报父仇而杀人数万，“泗水为之不流”的暴行。曹操的这些奸诈暴虐，在历史上早有定评，由此可见，作者拥刘反曹，表现出了“善善恶恶”的伦理道德观念。此外，罗贯中还把刘备作为实行“仁政”的代表，表达了明君仁政的社会理想。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因此，人们常以为“拥刘反曹”是正统观念的表现，这一点无须否认。但正统思想不是主要的，作品中比刘备更正统的汉献帝、刘表、刘璋等就没有一点儿光彩，就连刘备的亲生儿子刘禅也是以一副不讨人喜欢的面目出现的，可见，歌颂刘备主要还是因为他合乎作者自己关于仁君的标准。

总之，“拥刘反曹”思想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在罗贯中的笔下，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凭着《三国演义》超卓的艺术感染力，将“拥刘反曹”的观念，输送到民心深处，此后便是铁案如山，几百年压得曹操翻不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