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彤笙院士：围剿瘟疫，人才培养的摇篮

五十二、围剿瘟疫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听到这优美而动人的歌声，你一定对草原深情地向往。但真正到了草原，也许又让你非常失望。

1949年前，由于畜牧兽医事业极为落后，许多现在人们无法想象的疫病，如牛瘟、马鼻疽、猪霍乱、羊痘、鸡瘟、各种家畜的炭疽和出血性败血症等，几乎在大西北各地年年流行，草原上尸枕藉藉，白骨森森，重创了畜牧业的发展。1949年前的近十年中，青海的牲畜减少了40%，宁夏的马减少了70%，骆驼减少了53%，羊减少了30%～40%，在青海牧区，1948年牛瘟的死亡率高达90%，牛痘的死亡率高达80%，牲畜的传染性胸膜肺炎死亡率高达70%，其他如马腺疫、口蹄疫的死亡也相当惊人，农牧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国家的财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兽医学院的教师在甘肃永登指导群众开展羊只药浴，治疗体外寄生虫病（照片来自《西北画报》1954年6月第三期）

在西北畜牧部主政期间，盛彤笙花费了大量精力来遏制病魔对西北畜牧业的威胁。他奔走于西北各大牧区，亲赴青海省指导防治羔羊痢疾，赴陕西省汉中地区指导牛口蹄疫的防治，同时指挥了在甘肃的千里河西走廊和青海高原剿灭牛瘟，在宁夏围歼寄生虫，在甘肃境内扑灭猪瘟、口蹄疫、炭疽、猪肺疫等重大战役，显示了一个学者的不凡身手。1952年，大西北铲除了牛瘟的疫源地，消灭了牛瘟，其他疫病和寄生虫病也被消灭在萌芽阶段。在短短的五、六年中，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猖獗一时的牲畜烈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终于得到遏制。到1958年底，甘肃基本上实现了无牛瘟、无口蹄疫、无猪瘟的“三无省”。广大牧区又出现了“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的兴旺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盛彤笙创立的国立兽医学院，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摇篮，而且还在围剿牲畜瘟疫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活跃在万里牧区的一支轻骑兵。学生们自豪地说，通过我们的工作，在牧区，“兽医学院”的名字格外响亮。

1949年冬，甘肃河西爆发牛瘟。其疫源系由青海传入，以永昌县的皇城滩和永登县的镇羌滩为中心，疫情猖獗，蔓延迅速，牛得病三五日即死，疫情中心已死亡牛只数千头，影响到河西上百万牛群的安全。新中国成立伊始，兽医人员极为缺乏，甘肃省农业厅厅长薛兰斌亲自来到国立兽医学院求援，商讨扑灭牛瘟的办法。盛彤笙当即决定学校停课，并派出许绶泰教授、秦和生副教授带领师生70余人，组成“河西牛瘟防治工作团”，迅速出动，在1950年1月这个最寒冷的季节，兵分两路，奔赴永昌、永登，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背着行李，抬着防疫器械，翻山越岭，用两天时间就开进了疫区，随后又分为16个防疫小组开展工作。他们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早上在古浪，上级一个命令，晚上又要赶到百里之外的武威。防疫牛瘟刚开始用的是从北京运来的华北农科所研制的血清，但几十头牛注射后，效果不大。后改用兔化、山羊化牛瘟弱毒疫苗，加快了防疫进度。他们白天实施预防注射，晚上还要自制弱毒疫苗，不但工作量大，而且生活也很艰苦，按时吃不上饭是常事，一些藏区没有菜甚至连盐都找不上，很多时候是干馍就酱菜。他们在冰天雪地的草野中前后奋战了三个月，对永昌、武威、古浪和永登4县的9万多头牦牛和黄牛进行了预防注射，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传播，取得了防治牛瘟的重大胜利。(www.xing528.com)

1952年春，西藏爆发牛瘟，西北畜牧部作出紧急部署，对毗邻西藏的青海省共和、玉树、果洛地区牲畜进行预防注射，防止牛瘟传入。1950级学生、原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刘占杰当年就参加了这场牛瘟阻击战。他回忆说，玉树靠近西藏，果洛靠近四川，共和靠近新疆，三个地区三道防线。当时青海的兽医防疫力量极为薄弱，西北兽医学院派出70多名师生赶往青海，一部分由蒋鸿宾教授带队，在青海湖南面的共和县进行防疫；另一部分由助教沈斌元带队，在果洛藏族自治州进行防疫；还选了一部分身体素质较好的学生按自愿的原则到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囊谦、称多等县开展防疫，五个多月的风餐露宿，日夜奔波，他们注射疫苗数十万头，成功地阻止了牛瘟传入内地。期间，身为西北畜牧部副部长的盛彤笙还专程到青海省视察防疫工作，看望同学们。当刘占杰等同学提出想到塔尔寺参观时，盛彤笙当场对他的司机说：“马师傅，你辛苦一下，拉上他们玩一趟吧！”以此慰问大家的辛劳。谈及此事，他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兽医学院的师生骑着骆驼，深入宁夏阿拉善右旗沙漠腹地，防治骆驼锥虫病（照片来自《西北画报》1954年6月第三期）

数世纪以来逐水草而居的放牧习惯，使家畜寄生虫在牧区滋生尤烈，代代相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新中国成立初期，宁夏省每年春季死亡羊只50多万只，造成的损失折合人民币170亿（旧币）。西北兽医学院派出许绶泰等师生奔赴疫区调查，发现除饲养粗放、管理原始外，寄生虫的危害是重要原因。他们通过解剖死亡的绵、山羊，发现寄生虫感染率在98%。有一头8龄羊，解剖发现捻转胃虫3161条、钩虫149条、结虫154条，如此多的虫害，病羊焉有不死之理。正是由此而引起营养不良，造成羊只消瘦乏弱大量死亡。他们写出了2万多字的《宁夏盐池羊只春季死亡问题调查报告》，提出了展开抢救“乏羊”运动、改进饲养管理、进行大规模寄生虫病防治等措施，得到宁夏省的大力赞同，随后在全省开展了青贮饲料、调制干草、推广大麦和苜蓿种植，划地轮牧，停止草原破坏等工作。西北兽医学院的师生还下到疫区，参加开展了大规模的绵、山羊寄生虫防治，药浴和投放内服药品60多万只，基本上控制了危害最大的疥疮和捻转胃虫等寄生虫病，很快就扭转了羊只春季大量死亡的局面。

1952年初，宁夏报告牧区的骆驼发生了一种不明病因的“驼蝇疫”而大量死亡。根据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的指示，又是许绶泰教授等，赶赴宁夏境内的阿拉善右旗以及平罗、贺兰、永宁县疫区，确诊所谓的“驼蝇疫”为骆驼的伊氏锥虫病，并摸索出一套主治骆驼锥虫病的方法,包括一种在现场快速诊断的方法——升汞全血反应法，治愈了大批病驼,使该病的大面积流行得到控制，受到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嘉奖。

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还参与了宁夏定远营和甘肃景泰防治牛瘟、炭疽、出血性败血症等疫病，围剿青海的口蹄疫，兰州的猪瘟、猪肺疫和宁夏的寄生虫防治等多次战役，为大西北围剿直至最后消灭瘟疫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