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用人之智
1948年6月，盛彤笙从友人处得知这样一则消息：“英国政府赠予中国留英奖学金名额10名。”他连忙给朱家骅写报告，请求给兽医学院至少1个名额。当教育部答复“非政府所为，系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办理的奖学金”后，又赶忙致电该会，请求分配名额。
同年，在《中央日报》上有一则非常小的报道：《澳设奖学金欢迎我学生》，说澳大利亚政府准备每年给中国培养留学生四五名。他一见报道，连忙剪了下来，并致电教育部：“澳洲之学术素以畜牧兽医、养羊、毛纺最著，请给本院留澳奖学生至少2名。”后教育部解释此为澳国教育代表团访华时的提议，未成事实时，方才作罢。
从以上两件小事，可以看出盛彤笙在人才培养上的良苦用心。
作为一名教育家，盛彤笙深知人才为事业之本，他爱才心切，始终把培育人才放在各项工作之首，可以说伴其一生。在国立兽医学院如此，以后到中科院西北分院也是如此，即使在“反右”落难后，也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耗费心血。在解放前夕社会动荡的情势下，许多人考虑的是自己的后路，有几人能为人才下如此的功夫，能如此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加以培养。而盛彤笙为了学校能有一流的师资，为学校的发展蓄积人才，哪怕从报纸上得到一点信息，也要跟踪追击，穷追不舍。
善于使每一个教师都能走向成功，是盛彤笙用人的最大特点。许多校友回忆，盛彤笙当年能将学院办成亚洲一流学府，首要的就是其慧眼识人，在栽培人才上不遗余力。当年，他以35岁的年龄，以求贤若渴的至诚之心，聘请和重用了一大批二三十岁富有朝气、志向和才华的年轻人，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他的引导和栽培下，做出了非凡的业绩，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在国立兽医学院的众多教师中，盛彤笙了解每个人的潜质，看到了可从那个方面进行培养，善于帮助他们走向成功。1948年，他将讲师谢铮铭及助教李振钧、陈北亨、金文忻等，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公费送到英美等国留学深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国内及海外名重一时的大家。谢铮铭是学业精深的兽医解剖学家，陈北亨是我国兽医产科学的奠基人，二人前面均有介绍。金文忻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研究兽医寄生虫学，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青年教师，可惜学习期间因突发脑病客死他乡。李振钧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兽医学院研究兽医内科学，因其父任过国民党的参议长，家庭背景复杂，新中国成立后见势头不好而留美未归，后成为美国著名药理学专家。可以说，经他培养的人，没有不成功的。
盛彤笙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给予英国进修名额的手稿（右图）及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的答复（左图）
盛彤笙还将一些青年教师推荐到国内的名校名师那里去进修提高。助教任继周被推荐到母校中央大学师从王栋教授专攻牧草学；任过兽医系总支书记的买永彬被推荐到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后又送到苏联莫斯科兽医学院进修；助教陈士毅被送到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师从蔡翘、吴襄两教授攻读生理。为了使他们学业有成，盛彤笙连修习的功课、实习实验、实习报告、参加考试等都安排得清楚具体。
盛彤笙更以其超前的人才目光注意在学生中挑选好的苗子，悉心培养，使其成为国立兽医学院未来的学术骨干。
首届毕业的“八大金刚”个个学习刻苦勤奋，有很好的专业功底和英语基础。其中张邦杰的内科，赵纯庸的微生物，孙克显的解剖，在学生时期就很有名气，三年级时，盛彤笙就根据他们的特长，有目的地分科加以培养，师从名师，然后留校充实到这些学科。
第二届的毕业生22人，盛彤笙又从中选留了李兆甲、张秉一、沈斌元、田九畴、郭民琛等5人，他们被充实到微生物、诊疗、解剖三科。其中的田九畴在上专业基础课时，就酷爱解剖学，一天到晚在实验室里看标本，有机会就做尸体解剖，刺鼻的福尔马林液体他全然不觉，闲下来就抱着解剖书看，外语也不错，但其他功课一般。盛彤笙发现这是个特殊人才，一心要把他培养成解剖大家，留校后安排家畜解剖学家谢铮铭教授对他重点培养，1958年调往西北农学院任家畜解剖学教授，师徒二人在60年代还合作出版了《家畜解剖图谱》，至今仍是经典之作。张秉一当学生时就品学兼优，留校后由微生物学家廖延雄教授负责培养，参加过多个课题的研究和教材编写，1975年调兰州兽医研究所，在魏氏梭菌及其毒素、中药抗菌作用、羔羊痢疾病、山羊沙门氏菌病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多项成果，任过兰州兽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www.xing528.com)
其次，盛彤笙不拘一格，重用出人才。盛彤笙对人才委以重任，发挥其潜能，创造其价值，人才成就了畜牧兽医事业，畜牧兽医事业又造就了这些人才。当年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寄生虫、微生物、解剖、内科诊疗、病理、产科等学科，由于有“海归”为主将，加上盛彤笙预先物色的后备力量，形成了一个合理的学术梯队，其学术实力在全国首屈一指。
用人之道，看似是个方法问题，实则是个胸怀问题，境界问题。解放初期，崔堉溪随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合并到西北兽医学院，当时他上老下小全家11口人，经济上十分紧张。一些农业院校看中了他的才学，许以高薪想将他“挖走”，但他最终还是服务于学校及以后的甘肃农业大学，个中缘由，与学校对他多方的关心不无关系。当年山东农学院答应他们夫妇二人如果前往，每人薪金可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5万元（旧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折合小米430多斤，而当时的公职人员月工资也多为300至500斤小米，自然有诱惑力。盛彤笙当时已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任职，了解情况后，考虑到崔堉溪等教师家庭确有实际困难，于是亲自向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写出专题报告，请求给他们增加薪金。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也很重视，1950年9月，彭德怀、贾拓夫、白如冰联名复函：
“关于你院崔堉溪先生待遇问题，提出如下意见：一、在不违反教育部所定标准之原则下，你院评薪可酌为提高，评米后可按西安市米价折成人民币，再依兰市单位价发给，上项办法曾经狄秘书长和辛厅长当面商妥，并经过教育部同意；二、教授专家中如家庭负担过重者，在你院同仁不反对的条件下（要多加解释），可由院方酌予补贴，这是过渡期间的临时办法。希将处理情形报财委及教育部备案。”
这样，盛彤笙就为崔堉溪和另外三名教师争取了每月150～200斤不等的小米补贴，缓解了他们在生活上的窘迫状况。
1955年，盛彤笙（前排左二）与兽学家熊大仕（前排左三）参加在德国召开的世界兽医会议后，到莫斯科兽医学院看望中国的留学生
盛彤笙与兽医学院的同事们合影。自左至右：王超人（前左一）、盛彤笙（前左三）、常英瑜（前左四）、买永彬（前左五）、李如轼（第二排左二）、王尔相（第二排左三）、王肇西（后排左立者）、魏挺（后排右立者）
随后不久，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成立，由于师资缺乏，崔堉溪夫妇奉高教部之令，借调讲学。该院给了他们很好的待遇，并动员留下来。但两年期满他们仍回到了学校。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崔堉溪说：“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对我们非常好，但我离开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后，学院不仅给我当农民的父亲安排了工作，患病时还派人照顾他，我是为了感谢学校才回来的。”
在用人方面，盛彤笙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之才用其所长无不可用之才，天下之才用其所短无可用之才。”当年来到国立兽医学院所有的教职员，甚至工友，为什么那么多人感激盛彤笙？因为每个人都感到各得其所，发挥了才能，全校上下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使人不由想起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孔明的用人之道。当他病逝五丈原，噩耗传出后，不仅与他亲近的人悲痛万分，就连被他处分过的人都痛哭不已。蜀国都护李严犯错被贬官，得知孔明去世，在后方成都大哭而死，原因何在？“盖严尝望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因为李严觉得，丞相活着，他还有复出的希望，有机会弥补自己的过失，丞相一死，再也没有人会启用他了。
胸怀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事业的成功其实也就是育人、用人的成功。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当年事业蒸蒸日上，许多方面走在全国农业院校的前列，这与盛彤笙的宽以待人、慧眼识人、热心育人不无关系。以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再加上主政的个别领导以“宁左勿右”的手法对待知识分子，总把他们当做改造对象，运动来了，就将他们收拾一番，自然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学校开始出现人心离散、质量下降的局面。1957年初，学生们自发签名，打着“欢迎盛彤笙蒋次昇返校”的横幅上街游行请愿，到中科院西北分院请求盛彤笙回校主政，这也是全体师生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只有盛彤笙在，兽医学院才会有希望。按理说盛彤笙当时还兼任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院长，请他返校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反右”斗争中，很多学生却因此而被打成右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至20年以后才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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