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彤笙院士百年诞辰纪实

盛彤笙院士诞辰百年祭

今年是盛彤笙先生（1911～2011）诞辰一百周年。盛老是我国著名的兽医学家、微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现代畜牧兽医科学教育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他是我在中央大学就读时的老师，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领导。他专业兽医微生物，我专业草原。专业相距甚远，但却结了不解之缘。

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应盛老之邀，来到兰州，整整一个甲子，六十年了。其间历经多少人间风雨，我与盛老时聚时散，包括生离死别这样的大事，但似乎我们从未分离。尤其在“文革”以后，他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我们一起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评审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审会、农业部学术委员会，以及某些项目的评审、鉴定会，专业座谈会等等，聚会频繁。尤其我们同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年政协开会，必聚首北京，我们同吃、同住、同游，会上会下，开怀畅谈。最使我永生难忘的是1980年夏，我受农业部科技局委托，在庐山举办全国草原科学讲习班，讲习班结束时，奉盛老召，从九江乘船东下，绕道南京，在盛老家中小住三日。我有机会与盛老朝夕相聚，贴心交流。这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饱经风霜，充分咀嚼人生百味的晚年。能与盛老频繁接触，使我如渥甘霖，受益良多。他离开我们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但我经常想到他。他的为人、治学，都是我的榜样。每当什么事件发生时，我总是想到两个人，偏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多想到先家兄继愈。偏于学科专业的，多想到先师盛老。我总会问自己，如果他们还在，面对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我的想法、做法是否符合他们的心意？

盛老举手投足，一思一念，都是我心目中自省的镜子。盛老这面镜子洞彻人生鹄的，直奔自己的终极理想，并指明为到达此理想的行为准绳。这样清晰而高远的行为准则，往往使他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出乎“常理”。

他早年留德，1936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后，却出人意料，他又攻读兽医，于1938年取得兽医学博士学位，而且之后一直以此为业。常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他的留德医学博士头衔，立足上流社会，游刃有余。而他却“倒行逆施”，在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自趋“下流”，改攻兽医。因为他有一个梦想。他父亲是中学的书记员，收入微薄，家境清寒，孱弱多病而早逝，他自己身体也不好。他认为国人食物构成中，动物性蛋白质太少，以致体质孱弱，被人称为“东亚病夫”，难以强国。他要用他的科学知识促进国民的食物结构的改变，要国人多吃肉，多喝奶。为达此目的，他用自己的兽医专业作为切入点。

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全社会忙于救亡图存，研究工作很难开展，研究气氛难免有些低沉。他积极参加救亡工作，编辑专业刊物，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却又坚持专业研究，冲击科学高峰。他终于攻克了当时流行四川的水牛“四脚寒”病，实为“水牛脑脊髓炎”，发现了一种新病毒，成果在全球顶级刊物《科学》（《SCIENCE》）上刊布。这在当时如一道闪电，划破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夜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纷纷东下，时称“孔雀东南飞”。而他却逆向西行，从南京中央大学来到兰州，创办国立兽医学院。他的远大理想是以此为契机，圆他的“改变国民食物结构”之梦，而且毕生以此为志。他是研究兽医的，却把我这个学草原的引到西北，以积蓄科技力量，可见他志存远大。那时兰州不通火车，市内连公共汽车也没有，何况西北军阀盘踞，社会文化气氛极其恶劣。他历尽艰险，到这里办学，是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来的。他来西北的时候还没有结婚。解放后学院一度发展顺利，他本人也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全国人大代表。但好景不长，正当他在这里专心致志，播下科学种子的时候，却收获了一顶“右派”帽子。各类光环一撸到底，从此困顿终生。“文革”后虽已彻底平反，但光阴不再。

他坚持“改变国民食物结构”的梦想始终不渝，这是他特立独行的另一表现。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月，“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的论调已凝固为“铁论”。但他坚持异议。“文革”后，某位领导在畜牧兽医学会年会做总结发言时，重复此论。会议纪要中有“某某领导做了重要指示”一语，他起而反对，说“某某领导立论不当，不能把他的言论说成是‘重要指示’给以肯定”。1980年他领衔在《农业经济问题》发表论文，公开提出牧业产值达不到50%以上，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现在这一认识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但在当时却算得是“石破天惊”的怪论。他虽历经挫折，但发展畜牧，“改善国民食物构成”的志向终生不渝。

他的科学家的胸怀，内外透亮，不存城府。对自己、对别人，尤其是自己的学生和友好，严格得令人生畏。

一位美籍兽医专家、退休的终身教授Z君，是盛老早年的学生，也是我的学长，上世纪80年代，国家刚刚开放，Z君偕夫人回国访问，热情自不必说，但同时也说了一些使盛老难以入耳的话。例如，这位Z君说，“我们美国的狗也是要吃肉的，你们中国人吃肉还凭票买”等等。盛老写信予以严词教育。信中说：“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美国’如何如何，‘你们中国’如何如何，说明你们已经完全自外于祖国，不承认中国为故乡，这与其他许多美籍华裔人士，例如我亲自接待过的李振翩先生（他是我在上海医学院的老师），在电视上看到的赵浩生先生，在报刊上读到过的阚家蓂女士等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们的言论和谈吐都是充满着对乡土的热爱和故国山河的无限依恋的”。盛老沉痛地告诉Z君夫妇，“你们对我的祖国进行了很大的侮辱，对我的民族自尊心进行了很大伤害”。第二年Z君又来访问，盛老闻讯，亲笔用复写纸写了16封信（那时复印还很不普遍），分寄各个估计Z君要造访的师友。告诉收信人，Z君来访时给以帮助。我也收到这样一封信。信末附言，“阅后付炳（即烧掉）”。他不愿扩散Z君不良形象，爱护学生的深意可鉴。

就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科学家，正在精力旺盛的中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从此他不再有常人过的日子，其生存状况可以想象。他身处逆境，返璞守真，科学家情操分毫不减。他精心翻译了胡提拉著世界名著《家畜内科学》《家畜传染病学》的近300万字。尽管当时他连署名的权利都没有，但他一丝不苟，手写的书稿书法工整，版面整洁，被出版社作为珍品收藏。“文革”后他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兽医卷，同时主编《中国畜牧兽医辞典》。为了与词条撰稿人沟通思想，厘清概念，纠正多发性错误，他不但给撰稿人写信，而且自己刻蜡版，将容易错讹的拉丁学名及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油印后分发各位撰稿人。为此，他写了三百多封信。这些信不但是亲笔写的，而且是亲自去邮局投邮，自付邮资。当时他作为一个省农业科学院情报室的一员，没有助手，必须事事自己动手。当他对我讲这个故事时，平淡而略显凄凉的神情，把我震撼得满眼泪花，呆坐良久，动弹不得。这位瘦小、孱弱、多病的老院士，孑然一身，踽踽负重前行的身影，将是我国科学家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他去世的前几年，屡次自嘲地说：“打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却盖了一间茅草房。”如今我也忝为资深院士了，怎能忍看我们的前辈院士，曾经活得如此凄凉而悲壮！

盛老逝世10周年时，我写了一首怀念他的诗，以表达我的怀念、尊敬、悲怆之情。诗曰：(www.xing528.com)

金陵一别隔人天，魂牵梦萦已十年。

肃肃范仪久益新，谆谆师训旧转酽。

浊浪排空铮骨响，污泥扑面芙蓉艳。

奠基百尺架棚屋，遗恨深深深九渊！

当今国运昌盛，学术环境改善，已大非昔比。而盛老，这位志存高远，才华横溢，冰清玉洁的老院士，竟如此生不逢辰，郁郁以终！当此盛老诞辰百年之际，抚今追昔，他义无反顾地背负着国家民族的百年磨难，攀登了生命的高峰，成就与精神熠熠生辉。

可告慰于盛老的，历史长河正载负着他的毕生秉持，奔腾向前，美好的彼岸已指日可待。

我作为盛老的晚辈，出于对盛老的尊敬和爱戴，曾多次演讲、写文章，传播盛老为人、治学之盛德，唯恐其湮没不彰。现在胡云安等同志为盛老写的传记文学——《远牧昆仑》行将出版，欣慰莫名。以胡云安同志为首的写作集体，为了写好这本书，走访了盛老的众多亲友、学生和有关人士，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其行文生动可读，其内涵翔实有据，且富时代特色。我作为盛老后学，愿为之作序，推荐本书，也表达我对作者的衷心感谢。

但我意犹未足，我盼望有一天，有哪位专业影视作家，以本书为素材，创作影视作品，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将盛老的传奇人生广泛传播，启迪后人，造福社会。

2011年7月于兰州

（任继周系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