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格林斯潘在福特总统退位后的第一时间便离开了华盛顿,但这并不表示他从此要远离政治,恰恰相反,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两年多的兼职经历,为格林斯潘打开了另一扇事业之门。
格林斯潘在经顾委主席的位置上表现优秀,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相信,他能够在政治上有更大一番作为。
在左右美国经济的“四人会”(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联邦预算局局长和经顾委主席)中,经顾委主席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为经顾委毕竟只是一个提供决策参考的非正式机构,然而格林斯潘却成功地在这个位置上成为了福特总统的心腹,其专业能力和政治手腕是令人钦佩的。
1974至1975年间,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一团糟。福特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经济政策委员会,负责协调农业部、交通部和预算局等各部门的反滞涨工作。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政府要员,而格林斯潘则是其中唯一的一名经济学家,他的意见因而特别有分量。福特很倚重他,每次征询过大家的意见后会说“再听听格林斯潘的意见”,然后才对重大问题拍板。福特说:“我感到很幸运,有格林斯潘这样既能干、我又信得过的人做顾问。我很信任他,他对我的决策显然也很支持,我俩配合得简直天衣无缝。”
格林斯潘除了高超的经济水平外,还有其他一些禀性,如不苟言笑,谨言慎行,守口如瓶,待人接物从不张扬,这些特点令人对他备感信任。格林斯潘原本就是一位顶级的经济咨询专家,在白宫,他以专业的能力和服务态度赢得了总统——这位全美国最有权势的“客户”的心。格林斯潘与福特关系十分融洽,在他们共事的两年多时间里,美国经济直线下跌,国会里的民主党人闹翻了天,内阁成员之间也口角不断,美国公众怨气冲天,但温文尔雅的格林斯潘和福特彼此间却从未红过脸。
格林斯潘也非常善于应对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这一点十分了不起。民主党的议员们与格林斯潘的经济观点完全不同,他们个个摩拳擦掌,想通过干预经济减少失业,在经济复苏速度快慢问题上,他们势必要与福特总统发生冲突。(www.xing528.com)
格林斯潘谦恭、随和的性格成了他与国会打交道时的一个有利武器。虽然他从来都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但他在公开场合讨论问题时从不激动,总能够与政见不同的人友好相处。他的前妻米切尔回忆说:“格林斯潘知道我非常不喜欢特德·肯尼迪,但他仍可以与肯尼迪保持友好关系……他能够理解我对汉弗莱心存疑虑,但他和汉弗莱相处融洽。他与许多政客的交情都很好……我觉得他是想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把与人搞好关系看作是工作的一部分。格林斯潘善于调和。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他只是相信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对大家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在福特政府任职期间,格林斯潘养成了在国会作证时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习惯——这一技巧在日后他任美联储主席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国会要政府官员定期向议员们解释自己部门的工作,议员们要么冷不丁地发问,要么抓住某个细节没完没了地追问,大部分官员都为此而苦恼,而格林斯潘的巧妙对策就是避实就虚、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他的同事舒荷尔回忆说:“我们都喜欢去国会听格林斯潘作证。他的发言云山雾罩的,没人能听明白。”格林斯潘到国会作证前,常常事先把自己的发言在下属面前演练一番。迈卡沃说:“格林斯潘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前总是要先做些准备,他常常尽量用最冗长的方式去表达某个意思。”他随后又补充道,“那时他的技巧连现在的一半都不如。”
返回华尔街的格林斯潘仍密切关注华盛顿的动向。尽管卡特政府所采取的加大财政赤字拉动经济的做法有违他的小政府理念,而且迅速地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格林斯潘仍尽力找出卡特经济政策中的闪光点加以褒扬。
1979年,卡特总统发表了国情咨文,没有使美国人感到振奋,却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嘲笑。格林斯潘维护卡特说,“作为共和党人,我能想象”卡特的各项提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件集合,也能轻松地出自共和党人之口”。一个新的大选之年又即将来临,卡特为了竞选连任,谋划组建一个两党制的内阁,这一点吸引了格林斯潘,他继续为卡特总统辩护道:“如果福特先生在1976年获得竞选连任,他的经济政策将可能和卡特先生的经济政策很相似……这几乎没有差异,‘措辞是一样的’。”
格林斯潘把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看成是潜在的雇主。在总统竞选的前一年里,格林斯潘见过几乎所有的共和党候选人,还见了民主党候选人杰瑞·布朗和特德·肯尼迪。格林斯潘为肯尼迪与“一些华尔街的关键大人物”组织了一次早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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