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面临破产危机，市长向联邦政府求援

粮食抢购风波刚刚过去，纽约又陷入了危机。纽约市市长亚伯拉罕·比姆向联邦政府求救：再不出手相助，纽约市就快要破产了。

纽约市濒临破产的原因之一在于庞大的财政开支。纽约市政府拥有一支33.8万人的庞大公务员队伍——几乎每23个市民中就有一名公务员；同时，每8个市民中就有1人依赖政府救济，全市每年的救济金超过20亿美元。与此同时，纽约市的税基却在逐年收缩，公司、企业和富豪的数量日渐减少。20世纪60年代，《财富》杂志列出的500家大公司中，总部设在纽约的有150家左右；到1974年底，这一数字降为98家。纽约市的资产负债状况因此严重失衡：开支每年递增15%，而税收只增加8%。

纽约市的财政会计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退休基金，1967至1975年产生了近20亿美元的亏空，其原因竟然是，该基金的资金一直参照1908至1914年的计算结果拨出，那时人们的寿命要短许多，纽约市的会计师竟从未想过更新一下统计数字。

由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纽约市入不敷出，市政府为了支撑下去，不得不在会计上做手脚，寅吃卯粮，将下一年度的财政收入计入当年的预算中。1974年财政年度编制的预算计入了公共供水系统18个月的收入，结果就是到1975年财政年度时，公共供水系统只剩下6个月的收入了。

纽约市试图发行债券以填补财政窟窿，但它偷偷在财会上做手脚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它的信誉。1975年，穆迪氏和标准普尔两家评估机构都将纽约市的债券降级为没人要。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纽约市成立了一个城市援助公司，推出一种新的债券，用以恢复投资人的信心。该债券不由纽约市，而是改由投资银行发行，并且有一笔单独的资金做担保，与纽约市的预算无关，因而不会受其影响。

尽管如此，纽约市仍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不得不压缩财政开支。纽约市关闭了43所公立中小学，又解雇了6万余名全职或兼职的政府雇员，那些侥幸保住自己饭碗的人，工资和福利也被大大削减。

这下子可惹怒了公众。愤怒的清洁工人举行了罢工，上万吨垃圾在烈日炎炎的太阳下堆积如山；被解雇的警察也聚集到火车站、机场、港务局和长途汽车站等地方，向来往行人发放题为“恐怖城”的传单；游客们被告知他们即将踏入一个既缺少警察、又无力提供医疗急救服务的破落城市，是死是活全得靠他们自己，游客们闻言无不惊慌失措。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纽约市破产的可能性愈来愈大。由各方人士组成的游说团蜂拥到华盛顿，请求联邦政府出钱帮助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渡过难关。这让福特政府进退两难，眼睁睁看着纽约市破产不是什么好办法，更糟糕的是，纽约破产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使其他城市、纽约州、华尔街乃至全美国的金融体系陷入混乱，刚刚起步的经济复苏将再次受到威胁；但搭救纽约市又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救了纽约，克利夫兰、纽瓦克和底特律必然也有样学样，借机向联邦政府施压。福特政府内阁的一致观点是，拯救纽约最好的办法便是不要对它心慈手软。出钱相助将使纽约市彻底沦为一个庞大的领取救济者，而拒绝它的要求反而有可能迫使它自力更生。福特的新闻秘书内森把纽约比作是一个染上毒瘾的孩子。他说：“你不会每天给她100美元供她吸毒，你会让她马上戒掉毒瘾。”(www.xing528.com)

在一众联邦政府官员中，财政部长西蒙的立场尤为坚定。他在进入政府前曾在纽约所罗门兄弟投资公司担任过职务，知道债券是怎么回事，对纽约市理财不当的行为难以容忍，财政部长一职也要求他做一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1975年10月下旬，福特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发誓要否决任何解救纽约的法案。

可是纽约市的处境越来越糟，政府不得不认真研究纽约市一旦破产后，将会引发的经济灾难的规模和范围。11月份，纽约州州长凯里列出了一个不可缺少项目开支表，头一项就是犯人需要的食物和药品，如果犯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有可能致使社会陷入动荡，那么“恐怖城”传单上的预言就会变成现实；列在清单上的还有警察的工资以及抚养孩子的妇女的救济金。

经顾委对这份清单做了仔细分析，认为这些担忧有些言过其实。格林斯潘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虽然出现了一些险情，但大多不在纽约地区。即使纽约市破产，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也不会受到什么严重影响。”在是否帮助纽约市的问题上，格林斯潘的态度没有其他人那么坚决。曼哈顿是他的故乡，那里有他的亲人和好友，至今他还在纽约留有一套房子。但是，格林斯潘也不赞成联邦政府直接介入。曾担任过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的塞德曼回忆说：“我的感觉是，格林斯潘基本上不算是强硬派，他比其他一些人更同情纽约。不过我们都奉劝纽约，‘上帝只拯救那些自救的人’。我们的基本观点是，除非你自助，否则没人助你。”

最终格林斯潘还是助了纽约一臂之力，帮助它与白宫达成了一项救援协议：联邦政府不是简单地给纽约市长一笔钱，而是提供一笔有利息的贷款，每年贷给纽约市的金额为23亿美元，一直贷到1978年为止。纽约市必须偿还这笔贷款，利息大约是8%，比美国财政部的贷款利息高出一个百分点。

1999年，福特总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说：“这个方案主要是格林斯潘想出来的。纽约市长本来期待联邦政府提供紧急现金援助，根本不想采取措施改革纽约市的退休金计划或工资制度；格林斯潘帮助制定了一项全面的计划，既解决了问题，又无需联邦政府提供紧急援助。”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一方案也堪称完美，尽显格林斯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才能。

1975年，《商业周刊》指出，“格林斯潘因能与几乎每一个人友好相处而闻名，包括那些与他也许有严重分歧的人……这种个人魅力和扎实的分析技能的结合”使他有能力让“总统倾听他的意见，（并可能）得到总统的信任”。福特担任副总统时的高级助手L.威廉·塞德曼也许最能理解这种奇怪的活力——格林斯潘既是冷漠超然的，又是热情友好的：“他是我见过的最同情关怀他人的人，他不仅一点也没有对抗性，而且还非常善于说服别人。我想，他的神秘感部分是由于他难以理解，但这也给了他某种天赋过人的一面。”在格林斯潘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前，塞德曼采访了他：“他向我保证，他纯粹是一名经济学家，而不是一名政治家。事后证明，他比我们想象中的政治家还要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