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委员会：分析工业问题，探索二战经济数据

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后，格林斯潘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委员会雇用了他，职务是经济分析师，年薪4000美元。

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委员会是一个由公司出资、研究商业行为的非营利性组织，1916年成立。当时正处在资本主义大变革时期，农业经济逐渐让位于工业经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们忧心忡忡，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担心不已，劳资纠纷日益加剧，各种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很多人都感觉到一场前所未有的阶级争斗在所难免。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通用电气公司的工程师亚历山大组织了一次工商界领袖会议，探讨如何缓解当时紧张的劳资关系，更好地认识产业与技术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这次会议之后，又有过几次类似的大讨论，讨论的成果之一，便是由几家大企业牵头出资，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即现在的联合会委员会。

这一机构一开始备受猜疑，人们担心它会成为资方对付工会的一种工具。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资方不能够高瞻远瞩的话，结果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好在资方没有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是非常务实地从研究工人们不满的根本原因开始着手。联合会委员会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工业经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劳动效率、生产率到医疗保健、职工福利和工作场所的安全，无所不包。

格林斯潘在委员会的工作便是分析诸如铁路和钢铁等行业当时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这令长于分析数据的格林斯潘才华得以充分展现，他如鱼得水，表现得异常出色。虽然格林斯潘在这家机构工作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他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大家都喜欢这个对数字有点歇斯底里的年轻人。当时尚未与他离婚的米切尔回忆说：“在那个年代，人们连吃午饭都要优哉游哉地喝上3杯马提尼鸡尾酒，而格林斯潘已经像今天的投资银行家一样没钟点地干了，而且还是在一个非营利组织里。”他通常每周工作6天，星期天打高尔夫球。

联合会委员会有一个藏书浩瀚的图书馆，它成了格林斯潘在联合会委员会工作期间最爱去的地方。图书馆内完整齐备地收集了美国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和行业的详细统计数据。绝大多数人面对这些无边无际的数字和资料都会恹恹欲睡，格林斯潘却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卷。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格林斯潘曾选修过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教授的一门数据统计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这门课程对他影响深远。在这门课程中，格林斯潘首次接触了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把经济结构之间的变量进行构建的全新理念，并由此形成了对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动态趋势完整而成熟的分析思路。在联合会委员会的图书馆里，他开始思考和着手构建自己的“格氏模型”。尽管这一模型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体系，并缺乏数学工具进行准确表述，但格林斯潘在大脑中为它搭建了一个超级数据库，其中存储着矿山、冶金、钢铁、铁路运输、汽车工业等各行各业全面而翔实的历史数据。由于这些数据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第一线，而且有着跨度极大的年代积累，所以“格氏模型”的数学模板和他大脑中的超级数据库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要远比基于纯理论的经济学模型更加准确和切合实际。

很快，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机器运转的整体机制已经了然于胸，他的大脑就如同装备了一个快速分析美国整体工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软件，从数据中就能把握到经济活动的规律和脉搏。他的大脑中呈现出一幅明晰的宏观图像，仿佛牛顿所看到的自然界和天体的运行规律。通过经年累月大量密集地阅读和积累数据，“格氏模型”成功地创建起一个独到而准确地分析整体经济机器和局部行业部件运行状态的数据流和数据模块。如果将企业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基本参数输入，在格林斯潘的大脑中立刻能够生成一份预测宏观经济周期的报告，并自动附带完整的柱状图和线态图。

就像其他行业的工程师一样，格林斯潘对于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工程师感兴趣的是如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格林斯潘的兴奋点在于技术层面特别是数据和模型，更关注经济机器实际上怎样运作，而不太理会经济学理论如何解说。他试图用自己的模型来理解这个世界，用他的数据来验证这种推测。

去联合会委员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借书成了格林斯潘乐此不疲的一件事，有些书他始终未还。1996年，在庆祝联合会委员会成立80周年的仪式上，格林斯潘被授予了一个奖项，主持人开玩笑地在台上通知他去补交逾期不还的图书的罚金，说这笔钱的数额如今已占了美国国家债务不小的百分比。这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俊不禁，其中也包括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善于整理分析数据的声誉在1952年达到了一个小高潮。(www.xing528.com)

当时美国正在参加朝鲜战争，军事工业相关的所有信息，例如战斗机、轰炸机和其他新型飞机制造的数据，都被列为军事机密。很多与飞机制造密切相关的产业，如特种金属、铝、铜、钢铁等行业急切需要了解军工生产的信息，但由于缺少军事工业方面的数据，华尔街以及众多行业的分析人士都无从着手，没人能说清楚战争行为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格林斯潘却对此充满自信，他决心要把被军方严密封锁、守口如瓶的军工生产信息自行推算出来。格林斯潘首先从公开的信息渠道着手搜索，马上发现军方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所有跟军用飞机制造相关的信息，从飞机型号、飞机用材、飞机编制到计划生产架数等，全被封锁得滴水不漏。

格林斯潘于是退而求其次，转而搜寻“二战”时期的经济数据，因为军方没有对这一期间的军工数据进行保密。格林斯潘从20世纪40年代的国会记录中找到了相关行业的听证会和官方公布的有限数据，他以此为基准，通过尽可能的渠道，千方百计把可以公开获得的有关飞机行业的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聚合到一起。一时间，工程师的操作手册，各相关企业的生产报表、管理报表和大量联邦统计报表，以及美国国防部所公布的可以查阅到的外围行业的订单数据在格林斯潘的案头堆积如山。

“格氏模型”开始运行了。

基于“二战”期间的数据，靠着有限的公开信息，例如某种型号飞机的重量，格林斯潘从分别计算飞机构件材料中铝、铜、钢铁的比例和数量入手，逐步把每架飞机的用材计算清楚，然后进行总量整合，既而反过来倒推美国军事工业对整个经济体的各部件，如对铜、钢铁、冶金、铁路运输、电力等行业所构成的经济影响。

1952年，格林斯潘的研究成果横空出世。这篇标题为《美国空军的经济学》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五角大楼的强烈反应。这篇文章的统计结果与美国军方所掌握的秘密数据惊人地接近，以至于军方断定“这个人一定是拿到了我们的秘密数据，否则不可能这么精确”。

在联合会委员会工作期间，格林斯潘在不断提高其分析数据能力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扩展着自己的人脉。虽然格林斯潘并不善于夸夸其谈，但他总是能以自己的真诚和实际行动赢得他人的好感，谁会不喜欢和一个诚恳而又头脑聪明、无论做什么分寸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的人交朋友呢？他与联合会委员会的每一位同事都相处愉快，和同样在纽约大学学习过的经济学家萨默斯关系尤为密切。萨默斯对自由派的经济观点情有独钟，但同时也赞成“积极有为的政府”，格林斯潘很欣赏萨默斯对不同社会科学的观点兼收并蓄、全面审视经济学的做法，经常和他展开讨论，两人也常常在一起切磋网球技艺。

格林斯潘还与大名鼎鼎的桑迪·帕克共事过，两人共用一间小办公室。帕克后来成为《财富》杂志的首席经济学作家，开了一个预测经济的专栏，在经济界影响很大。帕克有一种令人钦佩的本事：经济体制中某个犄角旮旯的一只蝴蝶振一下翅，他就能看出它会给另一处犄角旮旯带来一场怎样的风暴。帕克和格林斯潘一样，也是个数据狂，熟谙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有人这样评价他：“美国经济的一切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不管你问他哪一方面，他都知道哪些数据有，哪些数据没有，以及其他种种细枝末节。”

格林斯潘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经济预测文章，这是一条非常好的自我宣传并经营与新闻界关系的途径。这些在他以后的发展道路上都发挥了作用。格林斯潘似乎有一种未卜先知的能力，总能够在正确的时间结交到对他有用的人，做一些未雨绸缪的事。